保马今日推送张宇老师的文章《“走向革命根据地”的乡土叙事（1936-45）：“红色中国”的建构、时间意识以及“耐心”的话语》
1920年代后期，共产主义革命从城市转向乡村，这一转变使乡村从边缘成为政治中心，也成为了象征着希望与力量的“另一个中国”。
张宇老师的研究通过历史文献分析与文学文本解读，将不同文体并置对比，深入探究了延安这一革命根据地和中国革命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聚焦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剖析了斯诺如何通过“记录性表达”将延安从一个偏远的乡村空间塑造为充满革命激情和英雄主义的“红色中国”，让延安进入国际视野，“变成一个具全球性意义和反法西斯的政治诉求”的革命中心。第二部分转向延安内部，探讨其时间意识。尽管延安追求全球性革命目标，但其日常生活节奏仍受到传统农业时间的影响，此矛盾体现在延安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中，如会议的延迟和等待成为常态，表明延安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保留着浓重的地方色彩,这使得延安成为了一个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矛盾组合。因此，文章第三部分通过探讨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将延安从一个抽象的革命符号还原为一个充满矛盾和挑战的“作为日常细节的‘地方’”,揭示了革命激情与世俗日常之间的冲突。第四部分则通过分析丁玲和方纪在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讨论“耐心”如何帮助革命者应对物资匮乏、人际关系复杂等挑战，强调“耐心”不仅是革命激情的补充，而是革命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心理技术”。四个部分层层递进，从延安的全球性意义，到其内部的时间矛盾，再到日常生活的琐碎问题和革命激情之间的冲突，最终提出了“耐心”话语的重要性，共同构成了对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剖析。文章不仅彰显了战时延安这一“另一个中国”的丰富面相，也展示了革命激情与“耐心”、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张力，为我们思考革命与日常生活、乡土中国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文选自专著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The Rural in the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magination, 1915-196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全书PDF版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得）。感谢作者张宇老师的授权和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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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The Rural in the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magination, 1915-196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
「走向革命根據地」的鄉土敘事
（1936-45）
因爲在大城市的接連潰敗，加之抗日戰爭（1937-1945）的全面爆發，共產主義革命在一九二零年代後期開啓了從城市到鄉村的關鍵性空間轉移。這一地理上的轉化與對中國鄉村和農民的新的認知與理解息息相關，恰如美國政治學家Brantly Womack所言，過去的邊緣成為了當前的政治中心。1通過這次空間轉移，鄉村空間經歷了從僻靜的死水到革命中心的巨大轉變，也因而成爲想像和預見激進革命政治的重要場域，代表著象徵希望與力量的「另一個中國」的場所。革命根據地不單對抗國民黨政府，更是將自身定位為全球反法西斯運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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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今志丹县）迁至延安。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Edgar Snow）離開了曾經的帝都北平，突破了國民黨政府的阻截，開始了他傳奇般的艱苦旅程。他最終到達了抗日戰爭期間中共中央的臨時總部保安。2斯諾的革命探險之旅在兩個意義上體現了「到鄉村去」的具有象徵意義的旅程：一層指的是來自發達工業國家的美國人來到農業國中國，另外一層則代表著他從最初逗留的北京、上海等大都會，前往西北的鄉村土地。對斯諾而言，這段旅程旨在跨越「迷人的奇境」般的紫禁城，發現「勞苦的、飢餓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國侵略的中國」。3斯諾對革命根據地六個月的考察時光記載在其著作——以英文書寫的Red Star Over China中。4這本書隨後被翻譯成中文，題為《西行漫記》，暢銷風行一時，將中國西北的鄉村僻土化為可以感知并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凝聚的空間。5這本書的出版以及在海内外的巨大影響力，用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話來説，「本身就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6。《西行漫記》極大地影響了國際及國內對中國革命的觀念，并且塑造了中國現代史的發展輪廓，重繪了中國政治景觀。
當時正值日本侵華，《西行漫記》感染了數以萬計的年輕學生和知識份子，他們懷抱救國的理想，踏上前往「聖地」延安的旅程。上海著名月刊雜志《良友》在1939年2月發表了一篇題為《去延安途中》的圖文文章，圖片的標注為「已成中國青年夢想中天國之延安，每日必有數百青年，自全國各處，分道奔來，投軍入學，有騎驢者，有騎自行車者，有步行者，此等不畏艱難追求光明之青年，當屬未來中國之主人翁。」7 在公共話語中，延安從人煙稀少的蕭瑟邊區鄉土小城，一變成為了這些青年人追求激昂而崇高的人生的「麥加」，同時也是在地理上及政治上凝聚了一個龐大集體的共享空間。8
然而，前往延安並不只是關乎擁抱崇高和英雄式的信仰。它更加意味的是一種親歷革命的艱苦、粗糙、嚴酷，比如面對令人泄氣的現實與嚴峻的磨難，從事單調乏味的工作和繁重的體力勞動、處理科技的倒退，以及將個人如何調整以適應革命的規訓等。此后的四零年代，著名的左派记者和作家如陳學昭（1906-1991）、丁玲（1904-1986）和方紀（1919-1998）都以不同于斯诺的方式书写了“走向延安”的经历。
目前學界對革命時期延安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和政治學的範疇。延安本身是一個充滿多重含義的矛盾體，并被置於「介乎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解放與在政治思想上的壓迫之間的不協調」的話語張力之中。9延安象徵本土性的、富有創造性的方式來嘗試解決貧窮、不平等、發展停滯這些社會問題，代表著第三世界反殖反帝的抗爭。10延安同時代表著一個政治「話語共同體」（discourse community）和「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并且建構了自身獨特的真理、信仰，和敘述方式。11而且，作為「整風運動」的發源地，延安亦是見證著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高層幹部所經歷的猛烈而殘酷的權力鬥爭之地。12無法否定的是，革命文化本身即是圍繞著「城市與鄉村、富庶與貧窮、動態和停滯」的13對立之間充滿強烈張力的鬥爭場域。本文將以「走向延安的革命旅途」為視角，審視以文學方式呈現的上述種種張力。本文並非對延安時期龐大的文學藝術生產作鉅細無遺的研究分析，14而是旨在透過一系列具代表性的新聞及文學書寫，討論原來自城市的革命者和左翼作家在激進政治和物質貧乏、都市情感和鄉土環境等各種矛盾對立之間的掙扎。更重要的是，這一章將不同文體並置，分析「走向延安」的各種表現方式，討論革命在一系列的張力中的呈現：史詩與散文、宏大歷史與惱人的日常、話語上的進步與物質上的原始貧乏，廣闊的國際融合與本地的内部分歧等之間。延安反映了作爲一種奇異的混和體的革命：愛與殘酷，崇高與粗糙。鄉村的環境並不僅僅是革命的背景，而是一個試圖同時實踐激情和耐心的現代性解放政治的重要空間和社會場域。
透過對「走向延安」的非虛構的新聞報導寫作及虛構性的文學呈現的並置，筆者意欲考察「鄉土」 與「革命」的結合是怎樣使得鄉村被重新賦意，獲得革命意義，呈現普遍的全球性的含義。本文將首先討論作為「記錄性表達」的《西行漫記》對紅色中國的建構以及這本書如何介紹了一種充滿情感的方式觀察貧苦大眾。鄉村和革命的交織建設了一個獨特的「美學– 政治」空間，其中不僅包括了雜耍表演式的戲劇演出、非異化性的鄉村工業化，和集體性的英雄個性的描述，深刻塑造了都市读者感受乡村的方式。
以上種種將延安轉化成一個象徵空間，一個可以為中國的其它地方和世界所理解的政治文化空間。本文的第二部分將討論延安的時間意識，探索以線性歷史進程為目標的激進革命政治，如何被農民生活的農耕節奏所量度。此後，筆者將對比斯諾的《西行漫記》來閱讀陳學昭的新聞寫作《延安訪問記》中對延安日常的記錄。最後，筆者將以丁玲《在醫院中》和方紀《紡車的力量》為例討論延安時期「耐心」話語的形成。
《西行漫記》的出版使得延安這座内陸鄉土小城得到國際的關注，而這本書也必須在全球語境中理解。這本書的流行與美國二十世紀三零年代關於中國農民的意義的重新塑造密切相關，農民形象象徵著美國左翼政治議程中理想化的主體。在三零年代的美國獲得巨大成功的還有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的《大地》（The Good Earth），這表明中國農民和中國鄉村社會均是具普遍感染力的象徵形象。15在三零年代，中國鄉村圖景對於經歷過從中西部和西南部到西部的大規模遷徙的美國讀者而言，並不顯得陌生。《西行漫記》是西方觀察者和特派記者筆下關於「紅色中國」的描寫中，最早並且最具影響力的一部作品，在三零和四零年代對形成中國革命的公共話語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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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
在《西行漫記》的開篇，斯諾以充滿激情和力量的語言，宣告自己成為第一個打破自中國蘇維埃政權成立後九年新聞封鎖的記者，將當時的共產主義運動帶入公眾視野。《西行漫記》由斯諾的個人遊記、其對共產黨領袖的訪問和短篇傳記，以及對紅軍傳奇性的長征（1934年10月-1936年10月）的記錄組合而成。17相比起共產主義者的稱號，斯諾更常被視為自由人本主義者，他強調自己謹守與政治的距離，確保作為記者的客觀性，嘗試以「有把握地、準確地、或是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為依據，回答關於「紅色中國」的諸多疑問。18儘管如此，《西行漫記》讀起來似乎更像一部充滿情感的傳奇。1927年斯諾受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系，所以他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歐美二十世紀三零和四零年代的激進新聞學代表性的潮流——「記錄性表達」的影響。19《西行漫記》應被歸類為「三十年代的記錄性非虛構文學」，即是「以他們自身的語言，記錄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或是以第一手的報告文學，試圖傳事實的本質與真相。」。20作為「激進的包含著民主意識的文體」21，「紀錄」是作者通过“经历过的、直接的经验”来传达现实的方式，即「非客观的，完全个人化的现实」22，亦介紹了重要的「看待貧窮的、被損害的、被忽略的以及普通人的方式。」23一方面，這種形式強調的是將事實傳達給讀者的表現方式的可信與生動。24 同时它代表着积极介入社会的方式，来「纠正不公、促进社会行动」”，並嘗試「影響觀眾的理解和感受」25。另一方面，「記錄性」采用的是「尋常百姓的視角」觀看世界，常常高贵化和感伤化那些贫穷的、弱小的人们，同时将这些边缘化的人们转化成非凡的英雄。但是，这种报道方式也同时是“有偏见的传达，”因为情感主义有简化和歪曲现实的趋势。26實際情況的「可信」和「生動」，由「感情的主導性」（“the primacy of feeling”）所創造的，在這個過程裏「情感比事實更加重要」。27這一「 記錄性表達」的重要特徵解釋了斯諾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記錄何以會觸動廣大讀者的心靈，并且由此塑造中國現代史發展的軌跡。它同時代表著美國學者Charles Laughlin所言「歷史經驗的美學」的戰時報道文學，28強調許多國際中的左翼新聞學和無產階級文學在不同觀念上的美學特質，肯定主觀經驗在表現當下事件時的作用。29除了作為身歷其境的旅行者，斯諾亦運用了「記錄性表達」中非常珍視的「參與– 觀察」的報導技巧，反覆強調和強化的「真實性」或者「去偽性」（nonfalsifiability），以及在民間收獲「生動的親身經驗」的重要性。30斯諾對客觀事實的追求，注入了熱情洋溢的情感，體現出其對共產主義革命的「真實性」的信服。他反複強調他的親身經驗和親眼見證的記錄，意在對外面的世界呈現出一幅可信而生動的革命圖景。然而，「參與– 觀察」的視角也可能會造成「有偏見的表達」的風險，因爲情感主義亦可能會削減或扭曲對現實的反映。32
從1927年起，共產革命面臨著成立以來最具毀滅性的挫敗，加上革命根據地因缺乏工業裝備和足夠物資，難以應付持久戰。因此，在《西行漫記》第一章中，斯諾被一系列的疑問所驅動，試圖探索紅軍所擁有的「不可動搖的力量」，在缺乏工業設備、金錢和現代科技之處，紅軍得以承受百餘戰役、封阻、缺鹽、飢荒、病菌、流行病以及艱苦的長征并且進行著「極漫長、猛烈、勇敢、不屈不撓」的戰鬥。33 斯諾與中國共產黨的相遇，被費正清（John Fairbank）形容為「發展中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所具有的巨大的吸引力」34的歷史瞬間。費正清為斯諾得以進入「銅墻鐵壁一樣嚴密的新聞封鎖而與世隔絕」的神秘領地，去接觸「在地球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著戰鬥」的「中華天朝的紅軍」而興奮。35在斯諾筆下，「紅軍」標誌性的英勇作戰的集體形象，呈現出了一種全球的意義。斯諾用「强大的吸引力」、「不可被動搖的力量」和「難以置信地頑強的戰士」等辭彙來形容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將鄉村轉化成一股動態的、充滿生機的、即將蔓延至全國的力量，而非靜止的烏托邦。接下來，筆者將分析斯諾如何通過在中國西北地帶的旅行、參加戲劇演出，及與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和普通百姓交談等，來建構「觀看」貧窮和平凡的方法。
在前往保安的途中，斯諾曾在西安（即古都長安）停留。在斯诺去往延安的途中经过广袤的陕北地区，这一地区在唐朝末年就与“衰落”的话语结合在一起。36在《西行漫記》出版之先，范長江（1909-1970），中國當時最有影響力的記者之一，就已經透過其著作《中國的西北角》（1936），讓民眾對中國西北地帶的社會和政治危機產生關注。回顧在漫長和荊棘滿途的旅程中的第一手社會調查，范長江在描繪西北地帶的悠久歷史、地理、風俗和古典詩詞的同時，亦提及到農民的貧窮、地區上存在的貪污和剝削、政治和經濟的混亂，以及迫在眉睫的日本侵略。37当斯诺穿行其中，陕北地区及其宏伟的历史在他心中引起非凡的感受。和范長江的處理方式相似，斯諾同樣將過去的歷史和時下的政治連繫起來，視中國西北（中國最貧困的地帶之一）為「中國的發源地的最初的輪廓」，而非象徵衰落的地區。38在三零年代初，左翼記者們將戰時中國的鄉村重構為拯救國家的的悲壯戰地。39農民成為了他們筆下的景觀的一部分，這種方式傳達了「一種新式價值觀的呈現以及士兵和農民所形成的新式共同體的出現」40。記者們本著對具體的歷史和社會的實踐性體驗，透過對真相的傳達和對實際事態的洞察，探索「歷史經驗的美學」41。斯諾對當地景觀的感受將「真實的」和「想像的」交融在一起，而他對這一地區的地理的實證性觀察常常讓位於對鄉村圖景的想像性描述。對斯諾震撼最大的並不是漢唐時期的榮耀，而是對「漢唐人民的壯麗場面」的想像。42斯諾贊美著這個同時見證著鄉土中國的古老民間史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同一場所。他遇到了鄧發，一個年輕但已經很有地位的共產黨員（護送他前往革命根據地），當他們一起站在山上時，斯諾想像著曾經統一的大漢人民的復興，并且深深地沈浸於地理景觀帶來的情緒衝擊，讓他用一種「記錄性表達」的方法來看待現實，這其中的「情感比事實要更加重要」。43 斯諾的感受讓他設想「紅軍」為大漢子孫的後代，預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後勝利。另外，中國西北的不毛之地常被賦予豐富的色彩和形態，喚起了想像與詩歌的聯繫。在斯諾筆下，太陽下的土地為「一大片深紫色小山丘帶著深色的天鵝絨一般向下的摺痕」；黃土呈現著夾雜著驚喜和恐懼的超現實美景。45
《中国的西北角》,作者：范长江,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社,1936-9
與印象中怯懦的中國農民不同，斯諾在前往延安時所遇到的年輕人，都俊朗、健康、自信，更重要的是，無畏而充滿喜悅之情。46通過對這些底層的昂揚精神的強調，《西行漫記》營造了一個由積極、樂觀的情緒支配的革命空間，將傷心、悲觀、矛盾、猶豫和焦慮等負面情緒排除在外。斯諾視快樂為肯定自身存在的一種能力，「紅軍」戰士能平衡自己個人的坎坷經歷與油然而生的快樂，讓斯諾非常震驚而敬服，也因此紅軍可以形成一個充滿自發性能量和巨大凝聚力的集體。47
在關於「紅色劇院」的一章中，斯諾帶著充沛的情感和興奮的語調，記錄了他在某個周末出席這重大活動的見聞。作為「參與者 – 觀察者」，斯諾看著一起坐在河邊草地上的各個群體，如學生、騾夫、工人、士兵、木匠和村民，他將這個表演視為一種民主在地方的視覺呈現方式和感官經驗。令斯諾印象深刻的是分散在人群中的「紅軍」幹部，並沒有得到任何特殊對待。沒有門票和服飾要求，幹部和普通百姓之間亦沒有等級的劃分。「紅色劇院」設置在一個露天的場所，展示出在公共社會空間乃至自然環境中開放和包容的精神，人和山羊之類的動物和諧共處。「紅色劇院」所呈現的美學並不是「細膩和精煉」的，但宣傳和山野純樸的結合仍能獲得觀眾的全部關注。48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語境中，斯諾強調宣傳同時是「令人感覺沉痛的真理」和鄉村觀衆眼中活生生的現實。49
「紅色劇院」集「短劇、舞蹈、歌唱和啞劇」於一身，斯諾將這場共三小時的表現視為與雜耍表演相似 —— 一個在十九世紀八零年代到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盛極一時的綜藝娛樂表演。50在被企業家發展成謀利產業之前，雜耍表演代表著美國大眾文化的民間色彩：無需成本、接近自然、如同「鄉村綠草上的民族舞」51，開放給所有階層和年齡的人們。52表演極具可觀性和多樣性，並與觀眾全程緊密互動。雜耍表演的流行和大眾化的性質源自其「令人陶醉的轟動」和「在多變而有著社區氣氛之中的景觀」。53和美國的版本類同，紅色中國的雜耍表演通過使用原始的道具、「強健的生命力、活潑的幽默感，及演員和觀眾的共同參與」，以及「對日本人嬉笑怒罵與國仇家恨混淆的情感」的喜劇式情感抒發等為特色。這種經過不斷探索、為了更好地影響大眾的雜耍表演式的「民主」突顯了草根基礎及一個人民共同體的理想典型，54象徵著一個「人民主政」的民主新世界。55
「紅色劇院」的表演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殘忍和缺乏人性的一面，呼喚觀眾將對日軍的厭惡和憎恨化為切實的行動。這種雜耍式的表演造就了扣人心弦的演出，提供給觀衆豐富的感官刺激，把來自不同階級和年齡的廣大群眾連繫起來。它對革命的刻畫以及對日本侵略的反抗，讓這種雜耍表演同時成爲一種「反法西斯式民主」。Richard Jean So觀察到，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三零和四零年代，民主的概念並非指涉某個意識形態和立場。民主的概念更像一個「開放形式」，有著歷史靈活性，并且「代表的是任何反法西斯的理念」。56對斯諾而言，戲劇表演的大衆化特質在於其「強健的生命力」、透過觀眾的參與所體現的共產黨員與農民的連繫、演員與觀眾的互動，以及共同的情緒反應。斯諾將「民主」的觀念形容為體現在觀眾之間所產生的情感共鳴、加强了普羅大眾與共產黨員之間的紐帶。57斯諾的形容讓我們想起熊佛西在定縣的先鋒性的戲劇實驗，巡迴表演者將當下發生的事情作爲演出的題材，並強調演員和觀眾的互動，以及觀眾的情感參與。定縣和延安的戲劇表演，均試圖以情感教育的方式進行國民訓練。
在開始旅程之前，斯諾被「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是農民人口，工業體系即使不說是患小兒麻痹症，也還是穿著小兒衫褲，在這樣的國家怎麽談得上 ‘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疑問深深驅動。58前往西北途中，斯諾到達了「工業中心」吳起鎮，令他倍感驚喜的是，工廠、機器和繁忙的工業生產崛起于一個時光似乎靜止、一個亙古不變的大地，此處人們以土窯洞爲家，以動物為交通工具，以菜油燈取光。59「鄉土」、「原始」和「工業」的融合構成了鄉村工業的特色。斯諾向讀者展示出以手工和家庭為基礎的革命工業自給自足的性質，當革命根據地失去了大多數的聯繫和支援。這個戰時求生存的策略也成了日後社會主義工業生產模式。60
在我看來，斯諾所描述的並不是單純的工業生產，而是一種集教育和技術訓練（在從事工廠工作之前）、欣賞戲劇等娛樂活動、體育運動和識字閲讀等於一身的工業生活。剝削、高壓的勞動、嚴重受傷、不堪的生活環境和冷酷的人際關係等，都是上海工廠區工人生活的寫照，61也是美國和歐洲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典型圖景。儘管生活在原始和物質缺乏的環境裏，斯諾對邊區工業的描寫，强調的是非異化的性質，以及強調工業生活作爲一種健康的共同體生活。這些工人欣賞表演、參加政治集會，閱讀報紙，學習認字，參與體育運動，這些活動都為他們打開了新世界。享受山中的新鮮空氣、自由、尊重和希望等，造就了在鄉村僻土中一個非異化的和自給自足的工業文化。工人們懷著革命者的自我身分認同，並非單純地以勞力積纍資本，而是為了更高尚和莊嚴的理由和目標：民族救亡。這種工業文化有助於將一個原始生活環境轉化為一種充滿尊嚴和生命力的公共生活，以及在共產黨的戰時緊急需要、長時間的密集工作和人性的健康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西行漫記》流露著斯諾對人民正在創造歷史的強烈感悟，在其1938年中譯本的序言中，他深刻地強調該書集體著述的性質；斯諾筆下記錄的是中國革命青年創造的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這些故事構成了歷史。藉著斯諾的隱喻式表達，這本書的創造其實也是“文”（書寫）和“武”（戰鬥）的結合。在斯諾看來，這並不單單是中國革命的傳記，亦是中國革命青年的自傳和自我表達。62在《西行漫記》中譯本（1938）的序言，斯諾將這書定位為一部涉及到共產黨領袖、士兵、農民、工人和知識份子的口述歷史和訪談。63然而，這本書的訪問和傳記，似乎大多集中在毛澤東（1893-1976）、朱德（1886-1976）、林彪（1907-1971）、周恩來（1898-1976）、賀龍（1896-1969）和彭德懷（1898-1974）等具有冒險和反叛精神、充滿勇氣等個性的中共領導身上。對斯諾而言，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這些領導，代表著社會地位低下的民衆，他們在戰時中國充滿平等意識并想要提高人民的福祉，堅定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他們的個人成長和發展都呈現著相似的模式：他們在青少年時代都有著要建立社會公正的强烈欲望，對受壓迫和貧窮者滿懷同情，最後自己的個人進步，與同樣被敘述成線性發展的中國革命融合起來。這些相似的記錄都展示著鄉村僻土之上形成的集體英雄性格。
在題為「蘇維埃強人」（Soviet Strong Man）的一章，斯諾對毛澤東的訪問，可作為將真實人物化為一種個性(personality)的範例：
斯諾對毛澤東的描述不僅僅是「瘦削、貌似林肯」64，同時也是具備傑出的領導能力和個人魅力，「集英雄和平凡於一身」的中國農民形象。
65斯諾深刻地描繪出毛澤東同時有著普羅百性和英勇反叛者兩面的自我身份認同，參與農業勞動及其充滿魅力的人格，有幽默感、鄉村式的純樸自然、敏銳的才智，和為人處世的老練，都融合在一起。
在「美國對亞洲民族主義不斷發展但缺乏焦點的利害關係」的語境下，斯諾的《西行漫記》通過「對第一人稱的證詞的直接引用」，讓毛澤東代表著一個可以爲自己發聲的中國的底層形象，這也正是他對西方世界的吸引力。
66斯諾將毛澤東建立地方政權的經歷翻譯成了普遍性的「劫富濟貧」式家喻戶曉的傳說，即「一出超越直接的中國語境、邪不壓正的現代倫理劇。
」67賽珍珠（Pearl Buck）強調敘述的道德元素，將《西行漫記》比喻成《羅賓漢》傳奇（“Robin Hood”）和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
68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論及在歷史敘述中「設定情節」的運作過程，就如同將編年史的史實轉化為一種特殊的情節結構：
「歷史敘述並不只是對事件的複製，而是提供一套複雜的象徵符號，指引著我們在自己的文學傳統中尋找那些事件的結構的形象。
」69毛澤東的敘述亦逐漸「越過了『個人歷史』的範疇」，從一個具反抗和懷疑意識的年輕人，成為了集體性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成員。
70斯諾嚴謹的記錄描述著毛澤東的人格魅力，為線性發展的革命歷史，帶來了人的親切面貌，為這段歷史賦予了自傳的風格。
據出版斯諾傳記的作者透露，斯諾學會了「有限但可用于日常交流的中文」，71而毛澤東則有著強烈的湖南口音。斯諾與毛澤東的訪問包括深入的討論、修改以及校對工作。這個過程不僅僅有斯諾和毛澤東的參與，還包括斯諾的中文翻譯吳亮平，他首先將斯諾的記錄譯成中文，讓毛澤東改正後，再重新譯成英文，以確保翻譯工作的準確性。72斯諾以「共謀者」（conspirator）形容這個團體：互動的過程包括了斯諾的英語和有限的中文、吳亮平的現代白話中文和英語，和毛澤東的湖南方言；整個采訪翻譯過程經歷了幾個回合的語言的轉化，信息的生成亦在三者之間的互動下完成。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意義生產的過程與其説是顯示了文學翻譯的精準度，不如說實際上對一個當時的地方政權賦予普遍性的意義：不同語言的協調互動也是現代性的普遍化潮流中的一部分，是一種縮小地方性和普遍性的差距的過程。73
斯諾離開革命根據地，他對毛澤東的訪問以及在旅程中拍攝的照片，刊登在英文的報章雜誌上，將毛澤東的形象介紹到西方世界。74斯諾的文章亦迅速被翻譯成中文，在革命根據地之外的中國社會廣泛流傳。例如，在1936年11月14日的在上海的英文報刊《中國每週評論》（China Weekly Review）上面刊登了一篇關於毛澤東站在保安窯洞前的配圖新聞稿。毛澤東面向鏡頭的姿態顯示出他清晰地意識到鏡頭所連接著的革命以外的世界。毛澤東在保安的照片强化了斯諾目擊式記錄寫作的生動和可信性。他對毛澤東熱情洋溢的描述文字仿佛是為毛澤東的視覺形象插入的長篇「説明」。這段「説明」主要聚焦在毛澤東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態度上。75作為中國人民的代言人，毛澤東斷言，只要日本戰敗而被驅逐出中國領土，帝國主義引發的主要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為此，毛澤東主張分別成立全國聯合統一戰線和世界抗日聯合戰線。這張照片和長篇「說明」式的文章互相對照所產生的意義，代表著共產黨的地方政權在全球範圍内的反法西斯運動中產生意義；呈現出了超越地方語境的普遍性意義。在斯諾傳奇性的旅程開始之前，紅色中國並沒有進入國內和全球的視野。在現代媒體和印刷文化的驅動下，關於延安的文字和影像廣泛流通，「紅色中國」演化成史詩敘述的過程也是全球性思想、情感和影像的流動中的一部分，而這一過程也是藉來自美國的記者與中國的革命者的相遇與親密的對話，因为在三零年代阶级的观念和社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都充满了诱惑力。而在這個過程裏，情感的主導也呈現在「記錄性表達」之中、紅色“雜耍”表演式和反法西斯式的民主、集體英雄式的個性，和非異化性的工業主義的理想精神上。斯諾對延安時期英雄主義的動情描述在廣大的觀眾層面上迅速流傳，形成了流動的情感，將地方的和日常的因素化為神奇和傳奇性的。在斯諾的《西行漫記》中，走向延安的旅程將地方轉化成一個可感可知的「另一個中國」，令國內外讀者可以立即感受和體會到。76
斯諾雖然一開始並不確定這些碎片式的記錄能夠讓他勾勒出「紅色中國」的歷史，但是終歸成功地將一系列從旅行、訪問和調查中所收集的尚待處理的資料組合成一個合理而全面的故事。
雖然讀者普遍傾向于相信斯諾的客觀性，但他並不是純粹將「發生的事情」轉換為文字，而是將遙遠、陌生的事件變成有意義和有價值的，以文化編碼呈現的連貫敘述。
從後知後覺的角度來看，我們注意到，斯諾的報導文學並非單純的提供了「朝生暮死的獨傢新聞」，而是作爲一種「由事實組成的永恆歷史」。
77這個過程就是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所描述的歷史文本與文學加工之間的「同形異質」（isomorphic）的關係。
在斯諾的敘述中，一度衰落的中国西北角成为充满力量、富有吸引力之處，代表着人民的“强健的活力”和红军不可阻挡的力量，最後形成了具集體英雄式個性色彩的共產革命的歷史敘述。
《西行漫記》的現實效應重新建構了中國的鄉土世界并且將中國的西北角引入廣汎的公眾視野。
乡土世界不再是一个地方性的区域，而是一个有着全球性普遍意义的美学政治空间。
如本文上述所論，
斯諾的《西行漫記》將一個革命根據地轉變成一個具全球意義和反法西斯的政治訴求的鄉村空間。
這一部分關注延安的時間意識，討論延安在将自己并入世界体系时所要面临的“地方节奏”。在關於那段時期的延安的文章和圖片中，左翼作家、藝術家和知識份子共同建構了呼應著《西行漫記》的「另一個中國」的公共敘述。鑑於國共對抗是、軍閥、租界、滿洲國、日本根據辛丑條約的駐軍所造成的分裂，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的中國就不是廣闊、多元的地理空間之上的統一國家。在《西行漫記》的開首，斯諾描寫了他離開北京的興奮之情，因爲北京已經成爲一個與中國的其他部分、飢荒、革命和外來侵略隔離的城市。他這樣形容前往「紅色中國」的奇妙歷程：「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 ‘红色中国’去。」78 这种在空间和地理上的距离感将北京置于中世纪的时间区，同時將中共在西北的根據地定位為現在和現代。美國歷史學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回顧《西行漫記》在當時的影響力時指出：「它揭露了在此前還看不到的或流於猜測的事件的形態。這並不是宣傳，而是描述：那裡有『另一個中國』。」79 與此相似，著名音樂家冼星海（1904-1945）在其寫於1938年3月4日的日誌中曾提到：「我怕自己會漸漸落後而大不前進。中國現在是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向著墮落處下沉，而另一個就是向著光明的有希望的上進。延安就是新中國的發源地。」80
對「另一個中國」或「另類中國」的集體話語建構，是建立於全球層面上的現代性和革命之間關聯的前提上，這是由於革命暗示了歷史進程的全新開始和新階段的到來。81「另一個中國」的概念將中國革命與嶄新的時間意識相連繫，描述了中國歷史的新階段。「另一個中國」的概念亦將延安置于一個全球性的語境之中。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回憶起，延安雖然缺乏物質上的舒適和現代化設施，但它的吸引力在於它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與具有廣闊視野的人們接觸并且走進「建設新世界」的人們。82 簡單翻閲共產黨在延安的官方報紙《解放日報》就會發現，共產黨人一直在超越鄉村僻土的游擊根據地的狹窄界限。他們不仅通过苏联和共产国际把自己置于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脉络中，而且將自己與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勢力聯係在一起，從而將自己放在一個全球性的框架中，83或如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所言，他們「同時是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84
自「五四」時代始，伴隨著中國進入全球體系的是逐漸受到更多認可，將世界普遍標準的時間作爲「可度量實體」的意識，如「達爾文的線性發展時間、黑格爾的世界歷史時間，和現代西方的日曆時間。」85 因爲西方日曆的應用，以及追求歷史進步的強烈意識，延安革命根據地顯然將自己定位在全球體系和世界性的時間之中，摒棄了中國傳統的循環時間（被視為重複和停滯）。時鐘和鐘錶的廣泛使用使得守時意識成爲一種現代美德，這種觀念强調的是線性前進的時間可測量的性質。在關於時間的這種定位和規範的社會功能的討論中，德國社會學家諾博特·伊里亞思（Norbert Elias）認為，這種提升的守時意識可被視為一種內在的强制性經驗，而各種計時的活動亦可作為協調和同步人們行爲的方式。這個規訓化的過程同時亦是一個文明化的進程。86以上海的海關大樓為例，歷史學家葉文心提出，時鐘對時間的精準量度象徵了守時的美德，而它的共時性能力不僅僅結構化了日常生活的時間框架，并且將上海納入到正在出現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之中。時鐘的規訓功能和精確的量度亦顯示出城市和現代的元素，與鄉村和「前現代」相反。87實際上，「錶的普遍性使用」作為現代生活的象徵，培養著現代人的可計算性和精確性的意識，於是將商業交易與人際關係聯係在一起。88
然而，延安代表著歷史的嶄新開端的進步話語，並不是源於對時間的精確度量或者對現代機械鐘表的廣泛使用。89它的地方時間是由日晷，一個大型、天然、粗略計時的儀器所量度，它根據太陽在特定地點的位置而量度時間，因而未能以精密計時的方式運行。90
那麼，農業時間是怎樣來結構化革命的節奏呢? 當這個革命共同體渴望著成爲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平等的一員時，農業時間又是怎樣為革命共同體來設定步伐呢？
陳學昭（1906-1991），一位女作家和記者（下文會細述其作品），曾在《延安訪問記》中抱怨，由於缺乏標準時間的概念，當地人常常誤掉各種會議，或者要在會議或報告開始前等待很久。91這種守時觀念的缺失，將「等待」變成常見的社會經驗。如陳學昭指出，由於很難讓所有人都準時出席會議或報告，所以通常兩個小時的會要花差不多四個小時的時間，另外兩個小時用來等待。這樣長時間的等待常常會讓參加者疲憊，並且引起矛盾和抱怨。92等待這一行為也讓我們看到人們的社會行為同步化的困難，以及延安時間的非共時性。朱鴻召提到，延安的日常生活以及其守時性的缺乏，代表著一種突出的集體意識，即時間並不被視為個人私有財產的一部分，它必須聽候革命集體的指令。93延安對民族自決和對富强及至全球意識的追求，是在農業時間的框架中的。在討論現代時間觀在十九世紀緊密相連的全球化世界中出現時，雲尼莎·奧莉（Vanessa Ogle）提出，「時間，或是時間的缺席，用以比較進化的不同程度、歷史發展和在全球層面的定位的量度工具。」94充滿矛盾的是，一個進行中的宏偉的革命事業，一方面其烏托邦精神激烈地指向進步的未來，而在另一方面，又呈現為緩慢的節奏、枯燥的日常生活，對個人時間的巨大浪費，象徵性地濃縮在一個邊區小城人們不斷的拖延和等待。
延安並非藉助時間的精準來統一社會行爲，反之，它旨在建構一個有凝聚力的革命身份以及話語共同體。95雖然行政機關和平常百姓仍然依照國家的曆法，作爲「另一個中國」的延安并不是一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的以空洞和同質的「時鐘」時間建構的共同體。反之，它取締了現代資本主義和大都會生活的時間規訓，將革命紀律作要絕對首要的準則以及權威的組織工具。
上節通過延安的時間意識來看延安的普遍性與地方性的矛盾組合。
如果說斯諾的寫作使得延安得以從一個地方性的鄉土空間轉化成有著全球性普遍意義的美學政治領域，那麼在本節筆者將對比閱讀陳學昭的《延安訪問記》和斯諾的《西行漫記》，細緻解讀作為日常細節的「地方」 。
唐小兵洞察到：「英雄和日常的辯證構成了世俗式現代性的不可避免的狀態」，這也反映在從對烏托邦未來和生命的自我實現的同時存在的熱忱之中。96從法國留學歸來的女作家陳學昭為斯諾的《西行漫記》所鼓舞，1938年8月，和許多同時代人一樣，她也艱難跋涉從重慶到達延安。斯諾和陳學昭都屬於熱情的世界旅行家，而他們前往革命根據地的旅程應被視為他們世界主義的旅行的重要部分。斯諾和陳學昭在敘述延安上有著不少的差異，這些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源於他們 「意念中的讀者」的不同。陳學昭主要是爲中國讀者寫作，而斯諾心中的讀者則是中英雙語的。陳學昭在1940年發表的《延安訪問記》中記錄了她在延安的日常生活，與斯諾的《西行漫記》出版后三年的間隔也見證了延安書寫的巨大變化。社會現實可以通過某些事例中的細節來呈現，如何觀察、如何感受成為了描述的重要元素。即使在她前往延安之先，陳學昭已經認識到延安是一個在物質上匱乏但在精神上興奮的複雜混合體，而當她愈來愈接近延安，生活環境就顯得就越來越枯燥乏味，物質貧窮也越來越明顯。縱然感受到了荒蕪、貧窮和人煙稀少等不利條件，陳學昭依然表達出深厚的愛國情懷。97長距離的旅程讓陳學昭得以將她的民族意識與她親自走過的脚下的土地聯係在一起，并且讓她對自己的祖國產生一種發自肺腑之情——一種結合了興奮和艱苦的實在的感受。在延安訪問的十個月裡，陳學昭參觀小學、抗日軍政大學、採訪共產黨的領袖和幹部以及其他知識份子和作家，與當地人閒聊，在城鎮的街道和鄉村路上閑逛，也在窯洞中休息。98但陳學昭保持了自己個人的觀點，視延安的旅程為她歐洲之旅的延續，認爲法國的馬賽和延安有著擁抱民主與自由的共同氣氛：「我記得當我第一次到法國，——我的脚踏上馬賽的街，也曾經有過這樣一種歡喜的心情。我想我喜歡延安街上的，是民主與自由的空氣罷」。99
《延安访问记》,作者：陈学昭,香港北极书店出版社,1940
盡管如此，斯諾《西行漫記》中的英雄主義和進步的歷史觀讓位於陳學昭的延安書寫中零零碎碎和模糊的想法，以及散文式的、親密的和日常的細節。斯諾的《西行漫記》與王斑所描述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相似，「兼具神話和史詩的結構，夢想與歷史、個人與集體在其中歸於一體。」100 陳學昭對延安的書寫，與三零四零年代的報導文學很相似，尤其是其執著於具體經驗，抵制被宣傳機器吸收進去，「並對其所幫助形成的社會主義秩序保持著一種批判性的姿態」。101雖然陳學昭的旅行見聞錄並沒有脫離關於歷史與革命的「宏大敘述」，但她作為一位女性的視角讓讀者可以看到延安的世俗方面，而這些在斯諾的寫作中都被忽視了。陳學昭的寫作融合了她所見所聞多方面的意見、感知和想法。斯諾與陳學昭都關注生活細節，但是他們處理細節的方式卻大相徑庭。
斯諾非常好奇紅軍「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但是，在他的史詩敘事中，細節是外化情感的顯露，也是有凝聚性的歷史整體的一部分，所描述的所有日常細節都蘊含著統一的信仰。例如，在旅行中，斯諾與一位貧窮的「紅色農民」相遇，後者堅持要將自己養的一半的小雞殺掉給斯諾做飯，希望這一善舉能為「紅軍」傳播好名聲。102當斯諾無意間失禮地以「喂」稱呼一群年輕紅軍時，他們以無視表示抗議，並示意斯諾應稱呼他們為「同志」，這體現出共產主義的共同體的平等準則。103另外，斯諾亦留意到毛澤東最喜歡的食物—紅辣椒，他甚至把紅辣椒的象徵連繫到革命意義上。104在《西行漫記》中，農民和將領在他們簡單樸素的日常中組成了一個關於社會底層的有凝聚力的敘述，他們的日常行爲則成為充滿歷史意義的表達性行為。
與斯諾不同的是，陳學昭對諸多細節的描述是不連貫的、閒聊式的、隨意的，並沒有統一成為單一的想法。她用一種自貶的方式，將讀者的注意力轉向那些「無意義」的日常小事上。 陳學昭將自己描述成一位“一個沒有黨派觀念, 一個沒有阻止頭腦的野極的野人”，105她這樣寫道：
「但是，我能夠寫些什麼呢？偉大的話，留給偉大的人去說罷，去寫罷。我，一個平庸的人，一個平庸的女子，只能說幾句，寫幾句與柴米油鹽差不多瑣碎而沒有價值的東西。」106
「怎樣說延安生活呢？我想只有幾首美麗莊嚴的詩才能形容於萬一。可是我的筆太笨拙了，只好把這個意願留給延安的詩人們來實現罷。我不會正襟危坐的來敘述，親愛的遠方的朋友們，讓我只能亂七八糟的絮絮的談，今天談一點，明天談一點，毫無系統的，而且非常主觀，可說只不過是我一己的生活。」107
斯諾的書寫帶著一種男性的雄壯進取風格，認定一種客觀而整體性的敘述，強調延安「巨大的吸引力」和紅軍「不屈不撓的力量」。陳學昭的寫作以女性作家的聲音為標志，轉向一圈密友，謙卑而細緻地關注她所感受的現實。
她以 「聊天」的方式來絮絮叨叨地講起延安。這當然會讓我們想起上海女作家張愛玲（1920-1995）在散文集《流言》中描述的相似的情緒。張愛玲拒絕書寫「宏大敘事」，生活中貌似無關的細節，在張愛玲看來都充滿啟發意義，所以特別的迷戀，這讓我們對陳學昭無力捕捉延安的整體圖景的感受，有了更多的理解。陳學昭並沒有浪漫化貧窮或者貧窮的經歷，而是直面書寫鄉村的一切：物資匱乏、骯髒、野蠻以及艱苦。早年的延安生活並不容易，在居住、飲食、購物和交通等方面都非常不方便。由於沒有公共汽車和汽車，她逐漸習慣了以步當車走很遠的路。108雖然陳學昭一直用著昂揚的語調，但是她對延安生活的諸多方面非常失望，如晚上會製造噪音的鄰居、來自不同地方的青年人之間的摩擦，109以及當地人的懶惰、自私和精明等。110除此之外，辦事機構既沒有效率，也不講究科學。無論陳學昭如何地提醒自己需要抱持著「吃苦」的心態，她亦會不時抱怨延安的衛生條件，尤其是公共廁所的環境，這些日常生活的雜事讓她未能完全集中於宏大的民族大事上。111當地居民缺乏現代衛生知識，時常感染疾病，造成人口的短缺。112所有這些日常瑣事構成了可見的「細節」，散佈在陳學昭的寫作中。周蕾將「細節」定義為「那些感官性的，瑣碎的，甚至是多餘的文本存在，與那些改革與革命的宏大視角有著模糊的關係，這些宏大視角總是想壓抑這些細節，但總是被它們令人驚奇地回返而取代。」113 同樣地，陳學昭寫作中出現的所有細節，不時干擾了甚至打斷了延安作為一個統一的革命敘述的連貫經驗。然而，無論陳學昭如何抱怨日常生活的不舒適，她總是及時而且有意識地反轉這種思維，真摯地表達“當我離開延安后，會回憶他。我太愛延安生活的氛圍了”。114儘管如此，陳學昭的《延安訪問記》將那些日常生活的必需帶入了公衆視野（而這些只是在《西行漫記》中簡單涉及），那些令人不安的細節常常打斷革命的超越性。115
如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所呈現的，革命常常會與激情澎湃的集體事業聯繫在一起。相比之下，陳學昭的寫作則轉向被革命的激情澎湃所遺漏的日常生活的細節上。
革命向來被視為由情感高度支配的集體事業和個人追求，英國政治學家Michael Dutton進一步指出，憤怒、恐懼和慾望等激情的表達方式構成了革命的情感強度。116
在這一部分，我想要關注的是革命激情的另一種呈現方式：「耐心」的話語的出現。
在有著強烈的集體性的政治訴求的革命共同體中，「耐心」的話語是對物資的匱乏和落後以及令人沮喪的人際關係的回應。
來到延安的城市知識分子和作家必須在心理上面對這些巨大的差異，如英雄主義和平凡生活、城市與鄉村等等。在這部分，筆者將以著名作家丁玲的短篇小説《在醫院中》和方紀的短篇小説《紡車的力量》為例來討論「耐心」作為敘述話語以及心理技巧的呈現及其在革命語境中的運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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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医院中》发表于《文艺阵地》1942年第7卷第1期
丁玲從國民政府的監獄中逃脫，於1936年十月抵達保安，受到延安各界的熱烈歡迎。
117與很多初到邊區的左派作家相似，丁玲在抒情詩《七月的延安》中，將延安描述成一種理想主義世界主義的空間，有牧歌般的寧靜、農業的豐收、熱情洋溢的集會、投入的閱讀和學習。
在回憶其前往保安的旅程的文章〈我是怎樣來陝北的〉（1939）中，丁玲憶述起與友人的關於中國古典詩詞和西方浪漫主義的有趣對話，並向她的朋友形容在延安的令人身心舒暢的窯洞生活，以及包括騎馬和遇見遊擊隊員的冒險經歷。
然而，在興奮的語調之下，在文章結尾亦可發現丁玲流露出的輕微不滿：
經過三年的時光，丁玲對陝北的記憶開始褪色，感覺也變得逐漸粗糙，與幾年前的心情截然不同。
118在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和雜文《三八節有感》中，丁玲已經脫離了那種模式化的、抒情的表達方式，開始書寫延安和革命的經驗所帶來的複雜、迷惘和失望的情緒。
在丁玲這一時期所有關於革命的書寫中，《在醫院中》最清晰地展示了陝北邊區社會生活中「令人不安的」一面，這篇小說也代表了許多知識份子與都市青年所面對的從城市到鄉村的艱難轉折。
由於專家、學生、海外華人及外國參觀者從全國乃至世界各地湧到延安，延安由鄉村小鎮逐漸發展成一個「城市」式的空間。
他們在公共生活中的積極參與將這個革命根據地轉化成一個由城市、鄉村、革命和全球複合鑲嵌而成的空間。
因此，革命旅程並非以延安為終點，更是要求革命者對鄉村生活愈加深層的沉浸。
革命常常被描述成是強烈高漲的「熱」的情感形式，如興奮、激情和高尚，同時也是反映在歌頌延安的文學詩詞中，一種「光」的呈現。
但是，《在醫院中》讓讀者感受到了革命的「低溫」，如西北冬天刺骨的寒冷，同時也經歷了革命的「暗淡」，如延安窯洞裡昏黃的燭焰和邊區黃昏的蕭索。
前輩學者的研究傾向於將《在醫院中》視作丁玲「從「五四」的女性主義到黨國共產主義的艱钜轉型的重要代表時刻，這一過程的實現是通過對自己作為作家的重新轉型，以及消解過往某種某些矛盾張力」。119疾病的隱喻以及醫院作爲一個運轉不良的機構的象徵意義揭示出革命系統的種種病徵和負面因素。黃子平指出這一對「革命」的反諷性的描述，即革命對原本健康的個體進行強制性的「治療」來實現個人對革命紀律體制的屈從。120筆者閱讀這篇小說，將不單聚焦於故事對革命的批判性的視角，並且同時關注「革命」作為鄉村實踐過程中充滿實際經驗的一種「工作」，同時考察「耐心」的話語如何在敘述和日常生活中呈現。
「耐心」經常表現爲一種心理技術，用以安撫革命主體在鄉村的環境中時時出現的沮喪情緒。
面對在鄉村革命根據地令人失望的社會經濟環境與人際關係，小說提出「耐心」的話語不僅僅是革命激情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種關鍵的專業素質來實踐延安的「群衆路綫」。
筆者將對《在醫院中》中包括的兩種形式的「耐心」進行分析，一種是外科醫生鄭鵬工作中呈現的精湛技術，另一種是神秘的「第六病室」無腳的病人的建議。前者代表的「耐心」體現在專業主義的平靜、技術精湛、沉浸的注意力和嚴肅的態度上；後者的「耐心」則體現在處理「世道人心」的能力上。這兩個人物代表的是面對鄉村革命根據地令人失望的社會經濟環境與人際關係的解決方式，但是由於敘事中對兩個人物的觀察都是從陸萍的視角出發，對他們刻畫便無可避免地受到陸萍的心理所影響。
《在醫院中》圍繞著女主人公陸萍意識的全知的敘事聲音揭開序幕。故事開首，陸萍從遠方走入暗淡荒涼的鄉村地帶，與革命通常呈現的「光」形成強烈的對比。緊接著敘事轉向以陸萍的視野和意識為出發點的「第三人稱有限視角」。當陸萍環視四周的時候，她要掩飾自己對周圍環境的失望，並且「故意裝出一種高興的神色」。陸萍內心的情感和外在表情的差異顯示出她試圖跨越心理的界限，區分革命作為理想和革命作為令人洩氣的具體現實。陸萍畢業於上海的一間護士學校並且在一間戰地醫院工作過，此後到達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然後基於「黨的需要」被派往邊區的鄉村醫院。這個旅程意味著從上海這樣的大都會和現代教育機構向鄉村革命空間的轉移，鄉村革命空間並不僅僅是單純的未被發展的荒野貧乏之處，而是如斯諾所言，是和動物生存環境類同的原始之地。在鄉村人們的眼中，女性和動物的功能在本質上並無太大差別，受過教育而專業的陸萍被降格到最原始的女性角色，即一個繁衍後代的「來養娃娃」的身體。在鄉村的醫院中，財物和人力資源都非常匱乏。以前陸萍在戰地醫院工作時，她對受傷的士兵極為關心。來到這鄉村醫院，她偶爾想像自己以軍醫身份走上前線的情況：「到前方去，到槍林彈雨裡奔波忙碌」，幻想自己是一個能迅速產生社會作用的英雄式的女戰士，而不是鄉村醫院裏平庸的助產醫生。121如果說魯迅早年成為軍醫的夢想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對隨軍出征的流動的嚮往，那麼陸萍的工作則是同時受制於黨的嚴格管制以及醫院內部官僚主義的束縛。延安「到鄉村去」的革命敘述似乎將作爲醫療工作的職業與基於黨的需要貢獻革命混淆在一起。這個關於革命的故事並沒有浪漫 （如三零年代的「革命加戀愛」模式的小説） 和犧牲殉難等激情崇高的情感元素。陸萍的經歷讓讀者從浪漫化的革命觀念中轉向冷靜審視鄉土現實，將革命視為一種工作，而且常常是乏味的和令人洩氣的工作。122斯諾的「記錄性表述」提供了一種高貴化的視角來看待農民，以及他們的貧窮與苦難，但是，如陳學昭的《延安訪問記》所描述的群衆的狡猾與殘酷一樣，《在醫院中》並沒有感傷化貧窮；相反，作者暴露了貧窮和落後所帶來的種種醜陋。敘事者感到震驚的是鄉村人民對可怕的物質現實的漠然與習以爲常，亦體驗到貧困引致的種種現實的醜陋。這種物質條件不僅僅損傷了身體，同時也傷害了心靈，這可以從當地人缺乏細膩的情感，冷漠、無知甚至詛咒的話語中看出來。
陸萍看到醫院裡的骯髒和衛生條件會危及病人的生命，感到非常失望，她執著於將現代的衛生和清潔的意識帶到鄉村醫院中（其他員工事實上根本沒有甚至鄙視衛生的概念）。她定期地清洗病人的被子和衣服、消毒器材，以及整理醫室物品以方便使用。陸萍亦努力地將醫院轉化成一個滋養精神的處所，要求為病人設置圖畫室、準備雜誌和報紙，並組織不拘一格的座談會和小型娛樂聚會等以滋養精神為目的的活動。陸萍的觀念其實是將「衛生」等同於一種 “習慣性的道德意識,” 這樣一種現代觀念其實是強調衛生和物質條件不單是醫護工作的基本，更是人性發展的重要因素，因為貧窮和骯髒的環境將損傷人的思想、感受和渴求的能力。123實際上，衛生的觀念在延安時期得以廣泛宣傳。譬如在1941年11月24日，《解放日報》開設了一個新欄目「衛生」，從此便定期介紹與衛生改革及疾病控制相關的資訊。衛生、乾淨和消毒等現代概念似乎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不協調之處。在講話中，毛澤東憶述他從學生到成為真正的革命者，從一個階級轉化成另一個階級所產生的感情的巨大變化包含著痛苦的磨練。從參與革命和與工人、農民以及士兵共處，毛澤東觀察到一個現象：知識份子雖然身著乾淨的衣服而精神不潔；農民雖穿著髒的衣服而精神潔淨。124毛澤東所強調的個人的轉變其實包含著跨越城鄉的界限，而這一界限常常與「衛生」的觀念息息相關。因此，擁抱鄉土與培養衛生意識成爲共產主義現代性追求的兩面。
出於對她的朋友外科醫生鄭鵬真誠的仰慕，陸萍特意去觀察學習專業的手術技術。見證鄭鵬拯救病人生命的過程，她得以見到鄭鵬與自己的激烈情緒非常不同的工作態度。小説中細緻的描述強調的是鄭鵬巨大的耐心，持久力和平靜，以及熟練的專業技術。鄭鵬顯然能夠清晰地區分休息時間和工作時間，以及私人空間和工作空間。鄭鵬在手術室裡非常沉默和嚴肅，鄉村醫院手術室被轉化成一個實踐宗教儀式的宏偉空間。同時，專業主義並非排斥情感投入，鄭鵬對自己使用的手術工具充滿親切之情，這樣也有助於專業技術的熟練：「那精緻的金屬的小傢俱，凜然的放著寒光，然而在他卻是多麼熟悉和親切」。在工作場所，專業主義的力量有著感染人的力量，可以激發周圍人的熱情與精力。文中對鄭鵬工作的描述，強調其一絲不苟的態度，這體現在他對尋找病人身上如米粒般細小，埋藏得很深的鐵片上。與那被「激動和虛弱所主宰的」的陸萍不同，鄭鵬的自我控制表現在對長時間的手術的持久的注意力和穩定的情緒，特別是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中，低溫和室內的煙霧已經讓其他的助手昏厥。「鄭鵬一樣也頭暈得厲害，但他卻支持到把手術弄完。他到無人的雪地山坡上坐了一個鐘頭，使自己清醒，然後才走回來，吃了些熱開水。」125所有這些對工作細節的描寫構成了「耐心」的工作品質，包括鄭鵬專業技術的精湛、對責任的承擔以及投入，以及最重要的，作為重要專業技巧的情感控制。
故事的高潮，是當陸萍在協助鄭鵬進行手術時差點昏厥的一幕。
陸萍觀看手術的時候彷彿自己也在“通感”的作用下正經歷手術的過程。
陸萍感覺自己的血液也噴出來，她所有複雜、被壓抑的情感亦隨之決堤。
126這之後，面對誤解、指責、流言，陸萍經歷了情感崩潰的巨大創傷。
陸萍是一位對文學充滿熱愛的感傷的革命者，她經常夢到母親和南方的家鄉的溫柔和舒適。
然而，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從啟蒙主義幽暗的一面獲得力量，所以與憤怒、恐懼和渴求這些激情不可分割。
127陸萍在鄉村世界的經歷充滿了恐懼、困惑、憂慮和沮喪，還要忍受懷有惡意的流言。
她被這樣一個問題嚴重困擾：
「革命既然是為著廣大的人類，為什麼連最親近的同志卻這樣缺少愛」128。
陸萍被這種困惑所折磨，變得精神緊張，並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對革命事業的堅持有所動搖。
王實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也呼應著陸萍面臨的這種困惑，同樣地描繪了革命同志之間的偽善與自私，缺乏愛與同情這樣令人沮喪的人際關係，而這些革命者當初都是帶著犧牲精神來到延安擁抱革命。
129
憑著極大的熱忱，陸萍「她陳述著，辯論著，傾吐著她成天所見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觀察別人的顏色，把很多人不敢講的，不願講的都講出來了」130。她對革命的熱情，有時以日常生活的高漲情緒呈現，例如過份熱情、不安、憤怒、恐懼，和不滿，種種失去耐心的情緒使得陸萍煩亂不安，疾病隨之而至。這種描述成為了延安的青年文化之一。王實味形容，延安的年輕人追求「愛和熱」及「溫暖和美麗」時，會大膽地抒發他們心中的不滿。131陸萍懷著一顆細膩、溫柔和充滿憐憫的心靈，卻在熱切期待的政治生命中遭遇到種種殘酷和艱钜，因而感到十分沮喪。她開始批評所有事情來證明自己的正確：「她尋仇似的四處找著縫隙來進攻，她指摘一切。她每天苦苦尋思，如何能攻倒別人，她永遠相信，真理是在自己這邊的」132。這種強烈的情感在小說的結尾被「耐心」的話語所協調，陸萍在第六病室遇到了一個有瘧疾、殘障、神秘，看似「對本身的榮枯沒有什麼感覺似的」的不知名的戰士，此人卻在引導她的政治思考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有著相當超然的態度，通過他的啓發和指點，陸萍在鄉村醫院的工作經歷同時也成為「理解世道人心」的艱難旅程。他是這樣勸說陸萍的：
「是的，他們都不行，要換人；換誰，我告訴你，他們上邊的人也就是這一套。你的知識比他們強，你比他們更能負責，可是油鹽柴米，全是事務，你能做麼?這個作風要改，對，可是那麼容易麼?你是一個好人，有好的氣質，你一來我從你臉上就看出來了。可是你沒有策略，你太年輕，不要急，慢慢來。」133
這個神秘的人物似乎起著黨的代言人的作用，用一種理解和勸說方式來警醒陸萍所可能持有的道德簡化趨勢，讓她看到在一個互相關聯的社會裡勞動的不同分工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複雜和可能性。他提醒陸萍，革命隊伍是由不同的社會成份組成，陸萍也需要意識到她自己所珍視的價值體系其實是來自於一個與鄉村醫院完全不同的世界。因此，這個神秘人鼓勵陸萍要耐心，即「不要急，慢慢來」，並且使用策略來改變，而不是實行黑白分明的道德判斷。神秘人提到農民階級有潛力做出合理的價值判斷，而知識分子也應該與農民建立更好的溝通渠道，以此獲得對現實和道德判斷的更加敏銳和完整的理解。他告訴陸萍，實現革命的目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這一實現的過程需要耐心的教育和循序漸進的提高。她不應因自己有限的視野裏看到社會的一部分現象而沮喪，「不要只是看幾個人」，這個細節也是對小說中很多時候出現的以陸萍爲中心的「聚焦化」 的敘述的自我反思。134
經過了痛苦的心理掙扎和沮喪的時期，陸萍有所康復並開始新的生活，被形容為「經過千錘百煉」和「在艱苦中成長」。135陸萍這個人物呈現出渴望和沮喪並存，以及內心的痛苦掙扎和積極介入社會的混合情緒。這也是鄧騰克（Kirk Denton）所描述的「自我的問題」（“the problematic of the self”），即浪漫個人主義和革命集體主義的對立話語以及「探索和表達個體的心理現實與無私地參與不可阻擋民族和歷史運動的欲望之間的對立」。136在這裏，「耐心」作為一個重要的观念、心理、行为意识，讓個人得以透過自我調整和自我控制，能夠不以與外在世界衝突的方式自處於外在的世界。革命同樣是學習「世道人心」，並獲得一種具體的經驗來面對殘酷與情感，崇高與瑣碎，全球的統一話語與地方的排斥分化之間的一系列矛盾。另外，丁玲的《在醫院中》同時成爲一種超越革命語境的寓言，探討人類如何協調失去耐心和容忍力的狀態，在充滿挑戰和時常教人失望的環境裏，孕育成熟和耐心。這篇小說寫於整風運動開始的時期，1942年正式開展的整風運動被視為中國共產黨發展的分水嶺，當時批判性的聲音與思維方式並不見容於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戰爭和革命環境。王實味在出版〈野百合花〉受到批評，到最後被捕、處決，便是最為清晰的案例。137隨後丁玲在黨內遭到嚴肅批評，因為《在醫院中》描述的革命空間主要是通過陸萍的「聚焦化」的視角而呈現的，138因此被認為是「部分的、暫時的，而且是特別的」，並非一個「更加真實的現實」。139但是，筆者想強調的是，結尾處陸萍與第六病室中的殘疾人的相遇已經暗示了陸萍對自我的反思。
「耐心」的話語其實屢屢見於延安時期的共產黨領袖和知識份子的寫作之中。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上提到，革命者「要群眾瞭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這句話強調的是一個逐漸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共同生活和學習，從而與群眾熟悉，使自己的階級情感發生徹底的變化。140在另一篇題為〈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綫〉的文章（1944）中，毛澤東繼續強調「耐心」對於接近鄉村群眾的必要性：「有許多時候，群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群眾還沒有決心，還不願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群眾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願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眾。」141在另一篇名為〈論同志的「愛」與「耐」〉的短文中，左派作家蕭軍描述了革命群體中對工作、人際關係、環境甚至革命本身的諸多不滿情緒。他指出革命團隊中出現的「撒旦因素」以考驗人民意志的方式存在。142蕭軍嘗試説服自己及其他同志通過嚴酷的考驗來克服極具威脅性的撒旦時刻。他提出了「耐」的概念，試圖調和革命團隊中的各種對立，並提供了兩個解釋：「耐」指「能耐」和「耐心」。「耐心」意味著以說服、教育和理解作爲與同志之間建立連繫的方式。蕭軍亦指出「愛」和「耐」之間互為補充的關係，認為只有帶著真誠的「愛」才能有真正的「耐心」，反之亦然。143同時，能夠做到「耐」亦是革命工作所需要培養的能力或「能耐」。如果説毛澤東「耐心」的話語所表達的是在革命的規訓力量下個人的轉變所需要的逐漸的過程；丁玲和蕭軍對「耐心」的書寫則顯示出城市知識份子即使在面對充滿考驗和苦難的政治現實裏，仍然願意獻身於革命的自我意識和自我勸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