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腾讯科技记者 冯军）
7月6日上午点9点，ofo宣布完成了超过7亿美元的E轮融资，阿里巴巴、弘毅投资和中信产业基金联合领投，滴滴出行和DST持续跟投。在这个交易中担任ofo独家财务顾问的是中国新经济投行中成立最早的易凯资本。如果算上之前完成的小鹏汽车22亿元A轮融资、联合丽格的2亿元B轮融资以及和谐汽车旗下公司引入2.8亿元战略投资，易凯资本仅仅在过去一个月里就已经把接近80亿元的资金放进了中国企业的兜里。
然而，在这靓丽的成绩单背后，易凯似乎已经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曾经在博客时代和微博初期收获了大量人气的易凯创始人王冉最近几年似乎有意淡出了公众视野，除了每年拿出一两篇对产业和创投圈颇具影响的重头文章之外，几乎很少出席各种行业的论坛和聚会。
“我已经有10年不怎么上电视了”他笑着说。
在宣布ofo交易之后，王冉终于同意接受采访。采访之前我们试探着提出条件，希望不为话题设禁区。易凯的公关很快回复：可以。
于是，坐在我面前，这个中国第一代新经济投行的创始人谈起了很多他第一次对媒体触碰到的话题，譬如关于ofo和乐视，譬如关于他的竞争对手包凡。
腾讯科技：祝贺易凯最近好消息不断。说说ofo这轮融资吧，你们具体在里面都做了些什么？
王冉：很多事情涉及公司的商业机密不能讲，譬如我们都带公司见了哪些投资人，交易是怎么谈成的，还有谁特别有兴趣但这次却没能抢到份额，估值是怎么算出来的等等，这些当然都不能说。不过你记得后来公司管理层和投资人都用了“共享单车谁是第一，你只需走到任何一个街角，然后开始数数”这种说法吗？这个最早就是我们在融资文件里提出来的。当你确信自己是领跑者的时候，这种说法就很有效，不信咱俩现在就看着窗外数数？
腾讯科技：ofo之前好像用的是另外一家财务顾问，你们是怎么抢下来的？
王冉：那家机构也是很优秀的FA，只不过到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吧，我们的客户也偶尔会有被大行抢走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FA就不能只靠个人努力了，后面还是需要一些机构化、平台化的综合服务能力。
腾讯科技：有人说共享单车造成了大量废铜烂铁，也占用了很多公共资源（譬如街道），你怎么看？
王冉：我更多看到的是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绿色和健康，很多多年不骑车的人又重新开始骑车了。ofo和摩拜他们用投资人的钱帮用户养成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它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
腾讯科技：你看好共享充电宝和共享雨伞吗？
王冉：你看好共享篮球吗？
腾讯科技：最近乐视新闻不断，他们好像也一直是你们的客户。
王冉：去年四月份，我们帮乐视体育完成了一轮80亿元人民币的私募融资，这也是中国体育史上最大的一笔融资。后来发生的事情非常可惜，乐视体育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更快。
腾讯科技：你是说如果不是大股东抽逃资金的话？
王冉：我们不能活在“如果”中。在乐视体育发展初期，贾总也给了它很多的支持，没有那些支持也不会有80亿融资的辉煌，这些都是事实。不能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忘记一些基本事实。
腾讯科技：上周三在贾总发声的前一天你曾经公开发微博对他表示支持。
王冉：我是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的确很不容易。譬如，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想做得更大，就一定要和金融机构打交道，而金融机构大都是国有的，它们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往往很不一样。当企业发生危机的时候，市场化的金融机构会想我们怎么把损失降到最低，而非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往往会想我怎样才能不犯错误不被指摘不被写告状信。为此他们可能宁可让冰棍儿化了，因为冰棍儿卖便宜了是他的错，冰棍儿化了是冰柜的错。
腾讯科技：你在乐视刚刚IPO的时候曾经公开质疑过乐视，后来却成了乐视的坚定支持者。这中间的转变仅仅是因为在商言商吗？
王冉：完全不是，如果不是乐视先转变了我们是不会有“在商”的前提的。虽然乐视IPO的事情比较受争议，但我看到老贾在IPO之后的确是想认真做点对用户和行业有影响的事情，而不是套一把现就走。但真正打动我的还是它们的团队，从最早接触的乐视影业的张昭，到后来接触的乐视体育的雷振剑，都让我感受到一种大公司身上很难感受到的创业激情。
腾讯科技：贾跃亭已经辞去了乐视网的全部职务，专注于乐视汽车生态。未来易凯还会继续支持他吗？你会担心你们自己的品牌和声誉因此而受到负面影响吗？
王冉：我相信老贾一定会回来，希望他归来仍是少年。企业会有起伏，人生也会，易凯不会因为这些起伏而离开曾经共过风雨的朋友。
腾讯科技：最近两三年易凯好像在媒体上有点沉寂了，这是有意的吗？
王冉：我们这段时间的确没怎么做PR，但我们一直在打基础，做布局。2014年我们在TMT和消费团队之外壮大了健康产业团队，募集了第一支美元基金；2015年我们在全行业率先组建了面向一级市场投资人的ECM（股权资本市场）部门；2016年我们收购了一家美国有牌照和现成TMT团队的券商，在国内组建了面向A股和港股市场的证券部；2017年我们完成了第一支人民币基金的募集，在洛杉矶办公室之外设立了旧金山办公室，组建了美国的健康产业团队。但同所有这些相比，这三年我们最重要的进展是我们的中高层的建设与成长。在2015年初我们VP和VP以上的中高层只有不到10人，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将近40人的中高层团队。这句话说出来有点做作，但他们的确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和财富。
腾讯科技：易凯在传媒娱乐和健康领域很强，但在互联网尤其是电商和社交领域好像让华兴后来居上，这里面有哪些原因呢？
王冉：今天回头看，易凯在历史上犯过两个比较大的错误。一个是我们几乎完整地错过了2010-2012那波电商机会。我印象特别深，2011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PPTV 2.5亿美元的融资，当时就想继续在娱乐领域乘胜追击，却忽略了电商浪潮的涌动，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华兴做了京东的DST那轮，一下子奠定了他们在电商领域的地位，后面抢项目就有了很大的优势。第二个错误是在2015年之前，我们在培养中高层方面过于保守了。当时觉得小马不能急于拉大车，因此没有借着高歌猛进的市场迅速扩大中高层团队。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2015年初，那时易凯已经成立15年了，我们最重要的TMT行业组除了合伙人之外只有一个副总裁。
腾讯科技：能透露一下易凯今天的规模吗？
王冉：我们投行这边已经过百人，本周还有有10余位新人入职，在北京、上海、洛杉矶、旧金山设有办公室，资产管理那边还有十多人，很快会超过20人，到今年底我们会有接近150人的规模。但不要忘了，我们不做早期融资和投资，不做针对早期投融资的APP，在国内也不做券商的牌照业务，这150人全部是在做FA和投资业务，因此就这两块业务而言，我们在国内新经济投行中从规模上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腾讯科技：你们去年收购了一家美国券商，后来很快赶上了国内限制人民币出境，时机上是不是有些不合适？
王冉：政策永远不可预期，世界上最正确的时机就是你能把你想做的事做成的时机。我们在前年就意识到，未来跨境交易、特别是资本源自中国的出境交易是一个大趋势，去年初又进一步看到中美在很多新兴领域越来越同步，“双主场型”的创业公司越来越多，于是就决定需要在美国有所布局。正好Siemer的创始人想聚焦早期投资，投行业务想出售，我们进去一看，他们有团队、有牌照、在西海岸也有一定的品牌，于是一拍即合。
腾讯科技：收购中遇到什么波折了吗？
王冉：谈判交易很顺利，我们从去年7月开始谈，9月签约，10月在我们的洛杉矶峰会上宣布。当时正好赶上万达、海航连续在美国做了一些并购，美国国内针对来自中国的买家出现了一些担心和排斥的声音，导致监管变严，所以我们拿监管部门审批几乎用了小半年的时间。
腾讯科技：初步看收购的效果怎么样？
王冉：非常好，甚至可以说超出预期。
首先从品牌建设方面看，我们在收购完成后做了英文名称更名发布，今天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机构可能不知道“易凯”这两个中文字，但它们都知道了CEC Capital。
其次从结果看，从宣布收购到现在也才不到九个月的时间，我们美国团队已经签约和完成了9个交易，签单交易额也从我们收购前的两三千万美元迅速拉升到一亿美元左右，甚至还有超过10亿美元的大单。我们最近刚刚把一家中国智能硬件公司几亿美元卖给一家美国社交巨头，近期也会宣布。
第三，从覆盖能力看，他们不仅可以为我们找到美国的优质资产把它们介绍给中国资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ECM扩大覆盖版图，为我们中国的客户对接美国的优质投资人，尤其是谷歌、脸书、亚马逊那样具有战略价值的投资人以及它们创始人的家族办公室，当然还有一些在中国还比较脸生的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和主权基金；不仅可以帮我们投行找到更多客户和交易对家，也可以帮我们美元投资这边找到美国那边具有全球领先性的优质标的。
第四，从团队建设看，我们在收购Siemer的时候他们只有TMT团队，我们从零开始搭建了我们美国的健康产业团队，并把他们落户在旧金山。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美国团队已经和中国团队很好地融合到一起，平时不仅围绕具体项目有很多沟通，围绕AI和生物制药等新兴领域的中美两国趋势和玩家版图也有很多交流。
腾讯科技：您之前提到你们的ECM部门，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
王冉：简单来说，我们的三大行业组（TMT、消费和健康）以及下面的17个细分市场小组是来覆盖行业和客户的，ECM是来对接资本市场的。我们去年一共给我们的融资客户在市场上募集了300亿人民币的资金，基本上都是通过ECM来对接的。
我们是所有投行中第一个把ECM这个在传统投行中面向IPO和二级市场的部门拿出来放到一级市场的。当初我们创办易凯的时候市场上只有熊晓鸽阎焱等几个投资人，都是朋友；后来新进来一些老虎啊弘毅啊，也都是朋友。直到三四年前，忽然变天了，一下涌出了上千家从来没听说过的各种机构都要做投资，市场上放眼望去全是新面孔，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再用原来的办法覆盖市场已经不行了，必须用一种更加机构化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建立ECM部门的初衷。
两年下来，我们ECM覆盖的活跃投资机构已经超过4000家。我们把它们分成了14大类，包括大企业集团、A股公司、行业巨头、主权基金、地方政府基金、金融机构、VC/PE和对冲基金、二级市场基金、家族办公室等等，并且每年都有战略聚焦。去年覆盖的重点是A股公司，我们认为A股3000多家公司里有大约1000家是有覆盖价值的，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中800多家的深度覆盖。今年的覆盖重点是大企业集团和中东。在中国，几乎每一家大企业集团都面临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困惑，因此每一家都是百亿甚至千亿量级的投资公司。中东地区的石油经济正在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大量资金有全球资产分布的需求，而且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又不太容易直接进入美国，这也是为什么孙正义先生的Vision Fund的资金主要来自中东，他很好地扮演了“门径”这样一个角色。我们不能和孙正义比，但也希望能够在中东和中国、美国甚至还包括印度之间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成为一个对接中国和美国新经济资产和全球资本的平台。
腾讯科技：华兴通过组建华菁证券拿了券商牌照，你们会有类似的打算吗？
王冉：短期内不会，我们更愿意和国内所有的券商做朋友和合作伙伴，而不是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拿不拿牌照和定位相关。如果你的定位是要做金控集团，那就一定要拿牌照。我们的定位是投行业的新物种，是“自带华平的Lazard”和“自带Lazard的华平”，因此我们在拿券商牌照之前会先把我们的资产管理规模从今天的几十亿放大十倍。我们的一块一块业务不是加出来的，而是乘出来的，甚至是乘方出来的。如果做不到乘或者乘方，我们宁肯暂时不加。
腾讯科技：易凯给外界留下的印象一直是有品质但狼性不足，这和你的个人风格有关吗？
王冉：当然有关，作为创始人怎么可能没关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基因，公司也一样。跑一百米你很容易知道哪种基因适合，因为100米以后就看出来了，但如果你跑的是一场马拉松，到底哪种基因更适合，我不认为现在到了下结论的时候。你看世界上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都是非常稳健、甚至保守的行事风格。虽然我们的稳健和保守在高歌猛进的时代会惩罚我们，但你不能两头都占着，此事古难全。当然，我们内部也会反思在某些方面进取型和攻击性不够的问题，也会做一些调整。但调整战术是容易的，调整基因是困难的。不过以我对基因产业有限的了解，调整基因这件事据说离我们也不远了。（笑）
腾讯科技：你们不久前刚刚宣布融完了一期人民币基金？做FA的投行发展到一定阶段都要去做投资吗？
王冉：我们2014年底募集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支美元基金，最近又完成了一支30亿人民币基金的首期关闭。有人可能把投行业务和投资业务看作是两块可以拼在一起的积木，我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在内部一直讲，我们的资产管理业务不是一个新业务，而是我们传统投行业务的模式升级。
腾讯科技：传统的商人银行不就是这个概念吗，在同一个屋檐下有投行业务也有投资业务？
王冉：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投行新物种。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这个新物种理解为“可以用投资方式获取长期收益的投行业务平台”和“自带投后增值服务能力的资产管理平台”。弘毅也好鼎晖也好，当初要想做投后增值服务都需要从零开始组建团队；我们是从基金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一个百余人的投行团队做后盾。
腾讯科技：听起来基金会占用很多投行业务的带宽和资源？
王冉：是的，我们内部不仅支持这种占用，甚至可以说是要求这种占有。我们去年十月和今年三月专门组织我们中高层花了三天的时间关起门来谈协同，每个业务板块之间怎么协同联动都有一套规定动作。
譬如，投行团队把自己手里的优质项目优先推荐给投资团队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但如果投行团队去外面争取一个项目而最后没有拿到，过去他们的规定动作可能仅仅是几个月后再去争取，今天他们的规定动作就是第一时间告知投资团队有这样一个项目要开始融资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内部要求的业务板块和部门之间业务协同联动的规定动作不下60个。法无禁止则联动，因此，我们是在倾全平台之力支持我们的投资业务。
腾讯科技：这里面潜在利益冲突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王冉：利益冲突的情况远没有可以协同的地方多。先说信息共享：在行研和市场信息方面，我们鼓励双向联动；在项目管道信息方面，我们鼓励投行团队向投资团队单向开放；在具体项目信息方面，我们要求双方严格遵守相关的保密协议承诺。除了信息共享之外我们也有利益共享的机制，但利益共享严格遵循单向原则，只有投行这边分享基金投资的收益，基金那边永远不会分享投行业务的收益。
腾讯科技：所谓投行“新物种”，除了投行与投资业务密切联动之外，还有哪些“新”的地方？
王冉：首先，我们是站在新产业、新经济的角度看市场，我们只服务和投资那些与未来和变革有关的客户和企业。其次，刚才说了，我们投行与投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会高度协同。第三，我们在用传统投行覆盖二级市场的方式覆盖一级市场。最后，我们在规模还不大的时候就启动了国际化的进程，这和传统投行的路径非常不一样。这是因为时代在变，中美越来越同步，很多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双主场。
腾讯科技：易凯的人民币基金会聚焦哪些投资机会？
王冉：行业上会和我们投行业务高度协同，还是聚焦TMT、消费和物流、健康这三大领域。主题上我们会重点关注三大类机会，一个是传统行业向新经济的价值迁移，一个是技术引领的价值创生，一个是消费升级。如果用一句总结，就是关注那些有壁垒的、可持续的、带有独特性的增长机会。
腾讯科技：和十年前相比，今天在中国做PE是更难了吗？
王冉：PE投资获得价值来源有这么几个：经济周期、不同市场价差、运营提升、行业和企业的内生性增长、分拆重组和整合、引入杠杆。
今天在中国，这六大来源里前三个基本不存在--没有人对经济周期真正有经验，因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没有振幅足够大的经济周期；今天一级市场普遍价格虚高，与此同时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已经进入了一个下行通道，传统一二级市场价差的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倒是有反向价差可以玩；运营提升需要一个成熟的、供给充沛的职业经理层，今天好的职业经理人很容易找到资金下海创业，供给并不充沛。
因此，只剩下后面的三个驱动因素可以利用。虽然大多数行业的增速在下降，但仍然有部分持续高增长的行业，这里面的龙头企业会超比例受益。由于一二级市场价格倒挂，一些上市公司可以考虑吧创新业务剥离出来独立融资，这等于是逆向运用一二级市场价差。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最后一条，由于政府资本和银行资本日趋活跃，市场上可利用的杠杆在汹涌澎湃迅猛增多。
腾讯科技：易凯未来会最看中哪些行业？
王冉：未来有三个领域是我们特别看重的。
第一是人工智能，严格来说这不是一个行业，而是和互联网一样，有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基础层的创业机会可能相对会少一些，但也不是没有，而技术层和应用层则埋藏着大量的创业机会。但这个领域入门的门槛比之前的一些领域（如电商、O2O）要高，如果不是大平台分拆，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技术上的顶级大牛一起创业才有机会获得关注。
第二是疾病筛查和生物制药，我认为这里面会出现一批在成长性和估值体系上与过去十多年互联网巨头高度相似的企业。我从两年多前就开始说，健康领域会出BAT。因此，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人力资源布局是不遗余力、不设上限的。
第三是各种新的消费场景和品牌，这是一个全球品牌升级换代的阶段，可口可乐、佳洁士、福特、沃尔玛这样的老一代品牌和消费场景正在日渐衰落，新一代品牌和消费场景正在破土而出。或许今天我们还不能确定他们一定会出自哪里，但未来一定会出现一批百亿甚至千亿美元市值的新一代消费公司。
有意思的是，围绕这三个主题，今天中国和美国几乎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也是跨境交易越来越频繁和重要的背景之一。
腾讯科技：未来全社会的商业价值会越来越向少数平台汇聚吗？
王冉：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新经济的价值分布高度集中，传统经济的价值分布高度分散（尤其是在中国），与此同时，很多传统行业正在被新经济冲击和重构，传统经济的价值正在快速向新经济迁移。因此，从逻辑上说，社会的总商业价值的确在想少数几个新经济的巨无霸平台聚拢。所以我们看到，ATBJ四家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市值总和已经达到5.5万亿元，已经相当于A股市值前50名公司市值总和的29%和前100名的23%。在美国， Apple、Alphabet、Facebook和Amazon这四家公司的市值总额更是高达2.3万亿美元，相当美国市值前50名公司市值总和的19%和前100名的14%。按照2016年全球GDP排名，中国四巨头的市值总规模可以让它们在全球各国的GDP排名中排到第17位，美国四巨头可以排到第8位。
但是即便如此，今天的创业者还是有很多机会。不久前DST的创始人Yuri Milner在一个演讲中预测从今天到2035年会有25万亿美元的价值被创造出来，其中40%、也就是10万亿美元会来自于今天还没有上市的公司，这10万亿里有30%、也就是3万亿美元会流向今天还没有上市的创业者。3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那基本上是今天全球互联网公司的市值总和。也就是说，和过去17年创造出来的互联网公司相比，未来17年全球互联网公司的价值增量会是今天所有这些已存在的公司的总价值的8倍。你说今天创业的机会好不好？
易凯到今年正好也是17年，我们当然非常期待下一个17年。在我们下一个17年里，如果Yuri说的是对的，8倍以内的增长都不能算在我们自己努力的头上。
腾讯科技：今年一月份包凡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他认为未来三年将不会有颠覆性的商业机会，创业进入瓶颈期，你同意吗？
王冉：这个我不同意。我认为，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三个领域--人工智能、疾病筛查和生物制药以及新消费，都存在颠覆性的商业机会。创业不会进入瓶颈期，倒是很有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爆发期。
腾讯科技：你预计今年下半年一级市场投资会有哪些热点？
王冉：不是每半年市场都一定会有热点。我觉得下半年会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新事”，譬如人工智能、生物制药、新消费场景等，只有新兴领域才有机会形成热点。第二个关键词是“新人”，这里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国家队”和大企业集团，他们会成为中国一级市场投资的重要活跃因素。第三个关键词是“杠杆”，市场上可供利用的杠杆在增加。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港股”，在A股和港股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中国公司会明显增多。
腾讯科技：在你眼中未来的投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冉：我们正在进入投行4.0时代。1.0 是靠洞见和经验，2.0 是洞见和经验+全球市场，3.0 是洞见和经验+全球市场+资本和交易，4.0是洞见和经验+全球市场+资本和交易+人工智能。我在内部经常和同事们讲，如果五年后易凯有30%的员工是IT人员你们不要感到惊讶。未来的投行和投资机构都是“造雨者+人工智能”，少数能够在业界和资本圈呼风唤雨的银行家和投资家，背后有一个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数据、交易和管理平台。中间的所有人都是可以被替代的。以前投行结构都是金字塔式的，越往下人越多，未来的投行可能会是倒金字塔，高级银行家和投资家只需要很少的人来支持他们，剩下的都在云里解决了。如果对于今天入门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来说，很不幸，要么你努力让自己变成造雨者，要么准备好另谋出路，因为那一天早晚会来。
腾讯科技：易凯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准备？
王冉：我现在每周最雷打不动要参加的会就是我们的IT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组会。这是我们的一号工程。去年我们推出了我们面向内部的SIMS系统，我们ECM覆盖的4000多家投资机构的信息都在里面，并且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在市场上获得的一手信息，每天都有近百条更新。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看项目、做决策的都不是机构，而是这些机构里的个人，因此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4000家机构的图谱与5万个重要个人的图谱做交叉和叠加。一个项目过来，我们不仅要知道最应该找到哪些机构，还要知道在这些机构里最有可能推进这个项目的那个合伙人、高级董事或者副总裁是谁。对行业的理解和不同类型项目的好恶往往都在个人层面，而有钱没钱，花钱压力大不大则是机构层面的事。我们会把这两个层面关联起来。
腾讯科技：这里面人工智能能起到什么作用？
王冉：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过往，都会留下痕迹，投资人也不例外。他上过的学、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晒过的照片、在我们过往项目上的表现，里面都包含了大量信息。譬如一个投资人如果总爱讲“回归商业本质”而另外一个投资人总爱谈“天花板够不够高”，那么我们一定知道不能向他们推送同样类型的项目，对不对？
未来具有深度学习能力、以云服务形态存在的人工智能供给会很充沛，对金融机构来说真正的难题不是获取深度学习的能力，而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并找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正确思路。机器可以深度学习，但学什么怎么学还得我们自己去定义。未来的人工智能就好比今天的互联网，它只是基础设施和工具，既不能提出问题，更不可能在没有提出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
腾讯科技：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敏感，愿意谈谈你眼中的包凡吗？有人说你和包凡是对“人生何处不相逢”的冤家，譬如你们做了ofo，而华兴做了摩拜。
王冉：我们和华兴都是中国新经济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彼此看到的、听到的甚至走过的路径自然会有一些相似之处。至于未来我们的路径，我感觉分叉的可能性更高一些，但到一定时候大家可能又会殊路同归。这是一场马拉松，今天大家都刚跑了三五公里。
腾讯科技：你为什么觉得你们接下来的路可能会有分叉呢？
王冉：其实已经有分叉了。我给你举个例子，譬如我们和华兴都在美国拿了证券牌照，他们拿证券牌照更多是为了帮中概股去美国IPO，而我们则更多是为了做跨境交易，一方面把优质美国公司和资产介绍给中国资本，另一方面也把中国优质的非上市公司对接给美国有战略价值的资本。表面看我们都拿了美国的券商牌照，但背后的逻辑和动机是不完全相同的。未来在其它事上也会有类似的情况，表面看动作上有相像的地方，但背后的考量却大相径庭。
腾讯科技：在你眼里，易凯和华兴各自在哪些行业上有领先优势？
王冉：我们在传媒娱乐体育和健康这两个领域是绝对领先的，这和这么多年的积累有关。华兴在电商和社交上做得的确比我们好。在今天我们最看中的三个领域--人工智能、疾病筛查和生物制药、新消费和新零售，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谈胜负为时尚早。
腾讯科技：你觉得包凡是个值得尊重的对手吗？
王冉：我希望在易凯和华兴两个机构之间是有基本的同行间尊重的。美国不是只有高盛一家，也不是只有高盛摩根两家，中国的市场足够大。事实上，我们的投行部门和华兴的投资部门在过去有过合作，未来我们的投资部门和他们的投行部门也同样可以有合作。
腾讯科技：除了老牌的华兴汉能之外，最近似乎又新涌现出一批FA机构，有的风头还很劲，你怎么评价它们？
王冉：有更多人愿意进来是好事，说明这个行业还没到穷途末路。无论谁进来，最终都要面对深度与广度的平衡。一开始你只服务一个客户的时候，可以靠7x24、360度无死角的贴身服务赢得客户的好感，但除非你永远满足于只服务一个客户，否则就必然要一步一步地走向机构化。机构化有多难只有走过来的人才知道，30人的时候不可能去想300人或者3000人的问题。我们今天虽然在中国新经济投行里规模已经数一数二，但你让我去想高盛想的问题我也想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