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亚新变局需要中俄战略合作

鉴于汉唐的经验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穷于应付暴恐活动的教训，美国从中亚撤军后，如果不能紧密合作，中国和俄罗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长期应付在中亚新崛起的战略力量及由此带来的冲击。因此，在美国战略东移，中国东面、俄罗斯西面和北面的安全压力日增的当下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亚是中俄两国必须背靠背地紧紧依靠的地方。

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西陲的安全压力也将同比增大。如果此时俄罗斯真的像美国一样也从中亚抽身——这应是日本右翼分子目前希望看到的前景，那么在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将难以填补在中国西陲出现的地缘政治真空，俄在中亚的存在符合中国的利益。

西北地缘环境向汉唐回归

从历史看，在海路尚未开通之前，对中国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西线丝绸之路，出河西走廊以后，进入中亚的线路依天山分为北疆和南疆两线：位于北疆的丝绸之路地势东高西低，西进困难而东出容易。南疆线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两线分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尔高原为西界，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入疆容易而从东出疆却十分困难。

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共同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陆上丝绸之路”再次对中国开放。2011年，起始于中国重庆经新疆出阿拉山口至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全程开通，这反映中国西北地缘政治环境有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势。

但这种回归带来的不仅是汉唐机遇，更是汉唐必须独立应对的安全压力。罗马力量尚未东扩时，汉朝必须独立应对近乎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匈奴等部落群的安全压力;两汉倾其国力将匈奴赶上西迁之路，由此造成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及欧洲力量从中东退缩。欧洲退出造成伊斯兰力量在中东的兴起和扩张。这又迫使唐王朝必须独立应对北面突厥南下、西面大食东扩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在16世纪俄国东扩后从西北逐渐移至东北。

喀什是反分裂的关键地带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战略力量从中亚收缩及近期美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留出的战略真空，将使伊斯兰国家及在抗美入侵中新崛起的政治力量自唐王朝之后再次在中亚集结，8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陲的“黑衣大食”形势再次东向中国进逼。

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表明，东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唐朝高仙芝就是通过率先控制这个制高点，才成功反制了大食的东扩并由此使大唐西陲获得近一个世纪的相对稳定，这从西北方向大大减轻了安史之乱期间国家遭到的破坏。从唐之后的历史经验看，如果不能控制帕米尔高原，那么扼住喀什地区，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关键地带。

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相比北疆线路，以喀什为枢纽的西南疆线更加崎岖曲折，西高东低，地高天寒，不利于大部队机动，这一地理特点使喀什地区势力比南疆其他地区更容易得到境外资助并因此坐大。凡能坐大，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与南疆其他地区比较，喀什最符合这一条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喀什”更多的是地缘政治而非纯地理的概念。它并不仅指喀什，而是指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地缘政治构架。

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境内的恐怖分裂活动出现加速向喀什一线集结的趋势，在国际反华势力的资助下，它们试图从南疆东帕米尔地区突破，既打通联系中亚的外援通道，又方便与“藏独”分子在此联手，以达到祸乱和分裂中国西域的目的。如果了解上述喀什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我们就会明白2013年以来中国国内的暴恐事件大多发生在喀什的现象显然不是巧合。

中俄需要在中亚地区“背靠背”地团结

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度至60度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是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南向强力插入中亚地区，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1)、俄罗斯(0.5)和中国(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

近代历史经验表明，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之间很少有将其力量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蒙古帝国)也必然是短命的;但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由此造成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

现在的中亚地区又出现新的变局。美国在中亚撤军将造成中亚出现巨大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又无力迅速单独填补的战略真空，其结果必然是本土伊斯兰力量的崛起。北极解冻将破天荒地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并迫使俄罗斯国防资源向北线倾斜。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缓慢以及北方边界过于漫长，北线新产生的安全压力对未来的俄罗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将加大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合作需求，并迫使俄罗斯减少在中亚的存在;与此相应，为争夺中亚战略真空，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或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必将同比增大。

鉴于汉唐的经验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穷于应付暴恐活动的教训，美国从中亚撤军后，如果不能紧密合作，中国和俄罗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长期应付在中亚新崛起的战略力量及由此带来的冲击。因此，在美国战略东移，中国东面、俄罗斯西面和北面的安全压力日增的当下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亚是中俄两国必须背靠背地紧紧依靠的地方。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公号系列文章皆系张文木先生授权刊发，并提供开放转载，欢迎其他平台转发，共同学习。 】

张文木：“麦金德悖论”与英美霸权的衰落

“麦金德悖论”与英美霸权的衰落

——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摘要] 英国独控印度洋的时期也是英国扩张达到高峰继而转向衰落的时期，尽管其衰落的速度 ——因为有印度殖民地资源的支撑——要比今天的美国慢得多。进入新世纪的美国在中亚失败后，转入衰落的现象再次说明：建立在“心脏地带”之上的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具体表现是它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上的不可行性的悖论。这种悖论本文称之为“麦金德悖论”。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是没有一个沿着这条路线扩张的国家有足够的国力达到目的。英国之后，麦金德理论的这种悖论——可能是历史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教训——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相反，它在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后发强国中还得到激赏并被大规模地推向实践，其结果也无一例外地深陷其中并由此转向衰落。 “麦金德悖论”反映了霸权国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有相当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关键词] 麦金德；地缘政治；悖论

[中图分类号] D815，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3489（2012）05-0036-07

[来源]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全文目录

一、世界扩张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 “麦金德悖论”

二、 “麦金德悖论”及其产生原因的历史分析

三、 “麦金德悖论”反映了霸权国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四、经验与教训

五、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

19世纪末，哈尔福德·麦金德 （ Halford J. Mackinder ）的地缘政治学说在英国流行。 1887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904年又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前一篇论文在当时的英国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后一篇论文则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15种书并列，被称为改变世纪的“巨著” 。英国牛津大学还为麦金德专设为期 5年、薪水丰厚的讲师席位并于1899年设立地理系，聘麦金德担任系主任。麦金德提出的地缘政治学说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但这种理论不仅没有挽救大英帝国，它还在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推向极端并加速大英帝国的衰亡。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一、世界扩张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 “麦金德悖论”

1919年，麦金德将其地缘政治学说的基础部分即“枢纽地区”的内容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心脏地带”的概念，并以简洁的短句做出如下概括：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麦金德这一经典表述，可以说是其地缘政治理论的经典的概括。

“英国的海上霸业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全部完成的。” 而英国实现海洋霸权的关键是对其 “心脏地带”即印度洋的控制。19世纪初，英国乘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征战的时机，在印度洋大举扩张且大获其利：1798年，英国攻占锡兰（斯里兰卡），1806年占领荷兰人在好望角的据点，1814年从法国人手中夺回毛里求斯，1826年从荷兰那里获得马六甲。1824年，英国人占领新加坡，这“可说是替英国在印度洋上的霸业安下了一块基石” 。印度驻新中国首任大使卡瓦拉姆 ·潘尼迦 （ Kavalam Madhava Panikkar ） 评价说： “英国，维也纳条约以来印度洋上唯一的强国，现在牢牢掌握了印度洋各处的战略要冲；得此海上凭借，它在印度的江山是坐稳了。从此英国就这样统治了整个印度洋。” 此后的印度洋，潘尼迦认为： “这就比别处更像是英国的一个内湖了。偌大的印度洋面，其他欧洲国家一点好处也沾不上手，就是在海洋附近的地方，亦复如此。”

拿破仑 ·波拿巴（ Napoléon Bonaparte ）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期间，看到英国利用欧洲战争在印度洋的收获，对当年放弃征服埃及追悔莫及。他认为他应该留在东方，征服阿拉伯、印度，成为东方的皇帝而不是西方的皇帝。他说： “如果我占领了阿克尔，我就可以进攻印度。谁统治埃及，谁就能够统治印度。”关于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他说如果他带着一小队人到印度去，就能把英国人赶跑。

印度洋处于麦金德学说中的 “心脏地带”，英国前 首相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 根据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退出印度洋的经验，英国人明白，如果没有对印度次大陆的全面占领，英国已拥有的对印度洋的制海权是得不到持久巩固的。 1757年，英国人发动普拉西战役，印度战败，英国占领孟加拉。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清除所有印度洋上的对手之后，便将目光瞄向整个印度次大陆。1857年，英国镇压了印度民族大起义并由此形成对印度的绝对统治。1858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改由英女王直接统治印度。

潘尼迦认为： “自从1805年法国舰队在特腊法耳加 被歼之后，在整个 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制海权的国家，这是英国当之无愧称得起威镇四海的世纪。” 如果不算 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在印度洋上形成相对优势的时间，我们仅从拿破仑失败后的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算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英国开始退出世界霸主地位，英国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的时间大约有一个半世纪之久，此间英国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成了英国获得世界海权从而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支柱，它是如此坚固以至英国在这一百多年间能够相继挫败俄国人、德国人乃至日本人向印度洋发起的全面进攻。而这样的“战绩”，美国至今也难以企及。

近代历史表明，只有一流国家才能获得对印度洋的制海权，而只有最终占领印度大陆的国家才能获得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洋是实现世界海权的 “心脏地带”。比较此前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等霸权国家，可以说英国是控制印度洋时间最长的帝国，其巅峰时期，印度洋俨然成为“英国的内湖”。理查德• 米尔豪斯 • 尼克松 （ Richard Milhous Nixon）看得明白，他说：“ 英国不仅控制了海湾，而且还控制了从印度洋各个地区来到海湾的通道。印度洋各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锡兰、亚丁、苏伊士、肯尼亚、南非、澳大利亚、迪戈加西亚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这些地方在以前某个时候全是英国属地。波斯湾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都是 ‘英国的内湖’” 。

英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英国对印度的百年占领；换言之，正是英国对印度的百年占领，才得以拥有其在印度洋上建立绝对制海权所需要的巨量的物资支持；同理，不能在印度洋内就地获得这巨量的物质资源支持，也是今天美国这样的海洋强国不能对印度洋形成“英国式”控制的原因。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对印度洋的占领使大英帝国 的 扩张和随之而 来 的繁荣达到顶峰，接踵而至的就是英国转入 —— 尽管速度很慢 —— 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世界霸权受到重创，此后印度出现民族独立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先经德、意、日法西斯 在世界范围 的合击，后又遭美、苏合谋及印度本土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多重打击，最终被逐出印度洋。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向印度洋的最后告别。 似乎是 历史的 讽刺，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总结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他却看到了帝国的黄昏。好在眼不见为净： 1947 年 3 月 6 日麦金德去世，同年 8 月 15 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

可能是历史没有在较短的时间内提供足够多的教训，麦金德的 “心脏地带”理论与英国实践上存在的上述悖论现象不仅没有引起后人的警觉，相反，它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后发强势国家中还得到激赏并被大规模地推向实践。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希特勒联手苏联击败欧洲，又回头与苏联发生冲突以争夺东欧和小亚细亚的政策、 二战后美国 乔治 · 凯南 （ George Frost Kennan ）的遏制理论以及以 “艾森豪威尔主义” 命名的与苏联抢占中东的政策、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对 “心脏地带”的两翼战略布局完成后向阿富汗实行最后一击的政策，特别是21世纪初小布什上台后直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都有明显的麦氏“心脏地带”的烙印，这些政策的结果也无一例外地使实施它们的国家的国力因此透支并走向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强之间多为市场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强转入对资源的争夺。这时世界地缘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并以前者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新的地缘政治视野中，麦金德 “心脏地带”理论被注入资源政治的内容，而作为世界现代工业动力基础的矿物资源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印度洋沿岸地带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又恰巧重合。这样，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在战后进一步得到大国政治家的高度重视。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 米尔豪斯 · 尼克松，更将麦金德 “心脏地带”的理论注入资源政治的内容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尼克松出版《真正的战争》，其中对阿富汗地缘政治位势的分析可视为美国中东中亚政策最到位的注脚。他写道：“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都有赖于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1988年，尼克松出版《1999：不战而胜》，再次强调美国必须在“心脏地带”遏制苏联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把波斯湾称为西方的‘石油咽喉’。我曾写道，如果有朝一日苏联控制了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克里姆林宫就可以通过威胁扼杀以石油为动力的西方经济，来对西方进行讹诈。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至少在本世纪剩余的年月里，这种情况仍然将继续下去。”

尼克松可能是罗斯福之后美国人中对麦金德地缘政治学理解最为深刻，同时也是在其误区中陷得最深的政治家：他认识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麦金德的 “心脏地带”学说，并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迅速与石油挂钩。为了“石油美元”，他要求美国政府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牢牢控制“心脏地带”的主导权。可能是由于此时的美国继承大英帝国遗产不久，还没有更多的世界 治理 的经验， 这使得 尼克松 —— 如果再往前说还有凯南的“遏制理论” —— 在将地缘政治理论推向深入的同时，也反使美国更深地陷 进“麦金德悖论”的泥淖之中。尼克松呼吁美国政府：

今天，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在波斯湾保护西方利益的国家。亲西方的波斯湾国家都不够强大，无法承担这项工作。我们的欧洲盟国也都无力或没有决心来完成这项任务。因此，我们必须站起来解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这样做。

在外交战线上，我们一定不能够允许莫斯科在谈判桌上赢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阿富汗不是一个像文化交流计划那样的小问题，不应该在首脑会晤中为了缓和气氛而把它放弃掉。它是一场重要冲突，将决定谁在美苏争夺中获胜。

但是，理论上的推进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外交实践上的进步。美国对印度洋的控制远没有达到当年英国那样的水平，但为了控制印度洋透支国力的速度却远超过当年的英国。

不错，与 19 世纪的英国一样，美国曾在中亚地区成功地阻止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但美国没有由此形成当年英国那样对印度洋的有效和持久的控制。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出兵阿富汗是利用当时美国的颓势推进 19 世纪英俄冲突中俄国没有实现的向印度洋冲刺的战略目标，那么， 1991 年和 2001 年布什父子俩也是利用当时苏联的颓势及其解体后出现的机遇，试图在 “心脏地带”实现“英国式”（即陆地占领）推进。美国在 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中拿下印度洋西侧的巴尔干半岛——这与当年苏联利用越南拿下印度洋东侧的中南半岛而后进军阿富汗的路径相似——并以此为小布什 2001 年发动阿富汗战争、实现对中亚的军事占领做了铺垫。老布什通过帮助科威特收复国土实现了军事力量在海湾地区的“英国式”部署，这为小布什在任期内大规模挥师中亚做了前沿铺垫。但不出意料的结果是，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地方武装的反抗“沼泽”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 2008 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和从伊拉克的撤军。

二、 “麦金德悖论”及其产生原因的历史分析

英国和美国当然还有俄国在中亚的多次失败的教训说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其集中表现是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上的不可行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悖论。我们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麦金德悖论”。

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从实践上分析是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力，尤其是海权国家的国力可以支持其从本土扩张至麦金德“心脏地带”的战略目标，在理论上分析更是在国家战略能力和目标之间缺乏资源和运用资源经验的维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古训，在不成熟的理论家或政治家那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们缺乏的并不是理论逻辑训练而是运用国家资源的经验积累，因此他们设计的目标往往超出资源许可范围，其结果无一不是陷在理论目标的合理性与其实践的不可行的悖论中不能自拔并最终走向失败。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前一种矛盾决定了国家间的斗争贯穿人类发展进程的始终，不管这种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它是人类文明进步基本动力；后一种矛盾使国家在抗力接近的条件下有了强弱转化的空间。国际关系好比小孩子手中玩耍的橡皮圈，不管他翻出多少花样，它的伸展总有其资源允许的底线和极限。超越了极限，国家就会由强转衰；过了底线，国家主权就会受到伤害。如果橡皮筋的某一边被拉断，则意味着沿此扩张的国家因力量不支而失败，这轻则导致国际体系的局部重组，重则则会导致 “橡皮圈”即整个国际体系的崩盘。

国家为获利而扩张，也为过度扩张并由此透支财力而衰亡。造成这种规律性现象的原因是扩张规模永远超过可支撑其目标的财力。保罗 · 肯尼迪说：

财富永远是加强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获利并保护财富又往往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大国体系中各领先国家——即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等——的勃兴而后又衰落的历史说明，从长远看，生产能力获取收入的能力同军事力量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相互关系。

这从扩张中获利到失利之间的关节点，对世界霸权国家来说，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曾将其战线拉得太长，透支了国力并使国家出现衰迹，这才有了尼克松的调整及其后的中兴。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将战线拉向全世界，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来不及调整反导致苏联解体。国家扩张的原则是不能将国力“拉断”，这是极限；国力收缩的原则是不能缩得受到入侵，这是底线。只要找出这两点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建立其上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才能避免上述悖论。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相当的情况下，仅凭书本上的逻辑知识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实施政策的经验。但从历史所呈现给我们后人的经验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大国的扩张能越过麦金德的“心脏地带”；也就是说，每当世界霸权国家的扩张“皮筋”拉到这一地区，其扩张就开始出现逆转并陷入“悖论”怪圈之中。

在帝国扩张实践上相当有经验的英国人的研究值得重视英国学者奥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一书用“距离的摩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解答：

假若一个帝国或是一个霸权势力的国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当有扩张边界的领土野心之时，同样的实力必定扩散得更为稀疏，从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损失。若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匀称地扩展力量，那么随着每一次帝国半径范围的扩张，其实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样的军力在越变越大的圆周内扩散，其密度和强度会相应地削减。从另一角度来看，假若各地单位面积的控制花费相等，随着一个帝国的圆周的扩大，整个控制费用将随着半径的平方而增加。为子维持对各地一定的控制规模，当帝国的范围增大，它的军事机构建制必须呈指数状态增加。不管有没有摩擦效应，随着野心或偿付义务的极度扩大，将会造成军事力量的分散。同样的作用也将会对宣传、颠覆或是经济援助造成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哲学就是在战略力量使用上拿捏分寸的学问。关于此，卢梭有经典的论述，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说： “征服一个国家要比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得多。有一根足够长的杠杆，人们只消用一个手指头便能够摇动全世界，可是要担负起全世界来，却非得有赫居里士 的肩膀不可了。 ” 据说拿破仑是卢梭的信徒，但拿破仑没把握好卢梭哲学的精髓，在其事业巅峰时入侵俄罗斯，要担负只有赫居里士才能担负的重担，结果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前罗斯福明白卢梭哲学的要义，他与斯大林合作，保证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后步入世界舞台中心。此后的大多数美国领导人的战略认识日益远离哲学境界，步拿破仑的后尘，要接过赫居里士肩上的重任，到处透支国家力量，最终导致它今天的衰落。与英国相比，美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以后成为世界霸权的美国，是外交理论最缺经验维度，因而最容易陷入 “麦金德悖论”并更快衰落的国家。

美国接手英国世界霸权后不仅没有英国那样的物质条件，而且还没有当时英国所处的历史条件。由于有印度殖民地巨量资源的支撑，英国占领印度洋后出现的衰落的速度要比今天的美国慢得多。况且英国独控印度洋时，印度、埃及和中国的国运均处颓势，其国家内部也是动荡不止（比如印度民族冲突、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外部冲突加剧（比如中国和英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起义、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埃土战争等），而英国正处鼎盛时期。 1856 年在克里米亚成功阻挡俄国南下争夺地中海后，英国即就挥师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同期的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最大的国家同时开战并取得胜利，由此获得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斯福为了打倒欧洲的世界霸权，释放出民族自决运动的浪潮。这场运动冲垮了欧洲殖民势力并建立起一系列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令美国人意料不到的是，经验老辣的英国人在被迫向美国移交霸权时，不动声色地大幅提升了美国掌控这个“心脏地带”的难度：英国借力打力，在印度洋地区释放出南亚最大的主权国家印度；在印度的东西两翼即亚洲和非洲还暗助中国和埃及消耗美国。这样，美国独控 “心脏地带”的目标反成了消耗美国从而导致美国衰落的原因。

美国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投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是美国试图通过陆战实现对这两个国家“英国式”占领的初试。虽然其扩张还没到“心脏地带”，而且美国还出动了远比 19 世纪英国更多的兵力，但结果却让美国人至今也不堪回首。一句话， 20 世纪下半叶，美国从英国手中接收过来的世界已失去了海洋国家赢得大陆战争的有利条件；而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国家拥有核打击能力后，情形就更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这时的美国已无力对这些国家发动任何一场能实现“英国式”占领的陆地战争，而没有陆地的占领，就不可能有 19 世纪英国那样的对关键海域的绝对制海权及由此建立的海洋霸权；而没有“英国式”的绝对制海权，美国就不会获得稳定的海外资源回流及由此带来的国内政治的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美国人明白这样的逻辑关系，它缺乏的只是在现实中联接起这些逻辑环节的能力和经验。

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对的制陆权来自绝对的制海权，而绝对的制海权同样也来自绝对的制陆权；没有陆战的胜利，海战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 ，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 ” 潘尼迦的话可谓英国控制印度洋的经验之谈，而这样的经验似乎对后来的美国 ——甚至对美国之后可能出现的世界霸权国家来说，都将是天边那渐行渐远的彩云。

潘尼迦说的这些道理，美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更不是不愿去做，而是做不到。朝鲜战争后，美国人换了思路，试图通过地区集体结盟的形式替代 “英国式”的直接占领：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英国、法国等48个国家在没有中国、苏联等战胜国参加的情况下单方面与日本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随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从中国东部进一步向西部延伸。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5年 2月，美国拼凑起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当这些所谓“集体安全”链条建立起来后，令美国感到尴尬的是，面对一个个嗷嗷待哺的盟国，美国用于“维修”这一串串防务链条的代价不比直接占领更少，其效果对美国外交来说——比如1955年的万隆会议——更是添乱。这又迫使美国重新回到“英国式”直接占领的思路，为此美国挑起越南战争并再次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尼克松上台后大幅收缩战线、暂时放弃了遏制中国的目标、压缩了美国为这些盟国承担的义务，这才 使美国渡过了战争失败带来的国家危机。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苏联的胜利曾骄纵了美国挥师越南的万丈雄心；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再次燃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普遍存在的“凯南式”冲动； 21 世纪初的美国人再次考虑如何才能扩大由这些胜利带来的红利。这时他们的目光再次转向麦金德的、甚至克劳塞维茨的经典陆权学说，认为如果没有对中东的直接陆地军事控制，中东石油利益对美国只能是若即若离并令人不安的雨后彩虹。

小布什上任前夕，时任美国陆军学院院长的罗伯特 · 斯格尔思（ Robert H ． Scales ）明白直言，不管美国军事技术如何进步，但它终替代不了陆军占领的军事效果。他告诫： “在21世纪，我们国家军事战略的两根支柱将继续是前方存在和力量的投送。” 而 “持续存在”的前提就是前沿的陆军部署即“直接控制陆地”。在总结美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后，斯格尔思写道：

虽然上述军事挑战的根源不同，种类不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程度也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每一种挑战中，战略胜利最终将要求直接控制陆地、人民和资源。与发展中国家对抗时，战争目的很可能是领土的控制。在与第三世界的对抗中，则很可能是人口的控制。镇压恐怖分子和其他非政府挑战者将要求剥夺他们的政治、心理和物质支持。

战争是意志的考验。最有把握使敌人意志崩溃的办法是控制他的领土。如果没有实际占领，战争只能仅仅是远距离的惩罚，是任何一个想要抵抗的国家都能无限期忍受的东西。

罗伯特 ·斯格尔思似乎是在为即将上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费菲尔德做政策规划， 他提醒美国政府：

如果在下个世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还要像一个军事大国那样有发展能力，我们必须极大地改进夺取和控制地面的能力。我们必须将速度和灵活性建造在我们的战争系统之中，使得在通过大片地域时能不受阻碍地机动。我们必须像我们现在精确和灵活地把炸弹投掷在远距离目标上一样，能将战斗部队精确和灵活地部署在关键地点。

如果我们有能力将部队部署在广大地区，而且还能在敌人最脆弱和最虚弱时迅速地集中这些部队，那么我们就能在敌人自己的控制区域内将其打败。

我们真的不知道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是否了解到罗伯特·斯格尔思的意见，但从其在2001、2003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分析，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作战目标已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有了本质的不同，即从海空打击转变为地面的纵深占领。如果读了罗伯特·斯格尔思的书后会发现拉姆斯菲尔德指挥的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战样式与斯格尔思的观点，尤其是与其“领土占有”的观点有相当的契合。

斯格尔思的军事观点是否正确呢？可以说，它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绝对正确的，但由于缺乏资源供给或资源运用的经验，其实践结果让美国很是难堪：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失败了。与此前的朝鲜战争继而越南战争中的麦克阿瑟和麦克纳马拉辞职的结果一样，拉姆斯菲尔德在2006年辞职，此后美国陆军便从伊拉克的领土上退了出来。

逻辑正确的理论却在实践上不可行，继英国之后美国再次遭遇“麦金德悖论”的尴尬。

三、 “麦金德悖论”反映了霸权国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事实上，霸权国家推行世界扩张政策的真正阻力来自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可以解决一部分矛盾，但解决不了基本矛盾，尤其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而当推行扩张政策的国家开始与世界人民为敌的时候，这个矛盾基本就是无解的。经验上看，英美海权国家的扩张在达到印度洋之前，它们与扩张地区的矛盾依其国力尚有调整的余地，但当它们进入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后，其一路所获的利益已使其与世界人民为敌 。 正因此，尼克松才说印度洋地区是 “全球风暴的风眼。 ”

深陷在技术拜物教的美国人大多不承认这个道理，他们认为一切皆可技术解决。一旦军事技术有了什么新突破，他们就开始想入非非，其战略制定也就容易脱离实际，其战略目标常常大到不与一切人为敌则不能罢休的地步。这时，美国从世界扩张带来的利益就日益不足以弥补其为巩固原有扩张成果所付出的代价。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这样的战略是没有不失败的。

地缘政治，本质上反映的还是人地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道理。人当然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人，因此，特定的社会结构是影响地缘政治表现水平的深层次的内容，而地理环境则不过是不同社会结构的物质载体。同一地理环境，配之以不同的社会人群，其表现出的人地关系及由此产生的攻击或抵抗能量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

我们知道，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认识成果，但位于麦金德理论的 “中枢”或“心脏”地带的中亚地区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整个社会细胞由社会化程度很低的松散部落群构成；与其相应，建立其上的政治结构多呈蜂窝状，局部的破坏不仅不影响它的整体，它自身还会迅速繁衍加以修补。这样的中亚地缘环境对现代工业国家的扩张而言就有了“百慕大三角”的特征。与当年英国在中亚的遭遇一样，美国目前在中亚真正的“敌人”既不是塔利班，也不是伊朗，而是中亚蜂窝状的社会结构：局部损失不影响整体，而且还能很快使这种损失得到自我修复。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像一块大海绵，有多少外来资源都能被它吸干。 这种蜂窝状社会包围却又不依赖大城市，是一种 “农村包围城市”式的存在。部落居民不依赖城市商品生存，他们之间互不隶属，在任何地方都能战斗。一把铁铲，撒一些种子就能生长出粮食；有粮食就有人繁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有人繁衍，就有战士，有战士，反侵略的战斗就不会终止。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的人群紧紧地镶嵌在当地以高原山地为主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如果不能象对待印第安人那样将其全部灭绝，他们是很难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军事手段加以对付的。 这就可以解释麦金德的 “心脏地带”何以反成了埋葬世界征服者的“坟场”的原因。曾经横行世界的英国在 19 世纪三次侵入阿富汗，都败了； 20 世纪末期的苏联和 21 世纪初期的美国也是一样。尽管如此，吃尽了苦头的世界霸权国家及其地缘政治理论至今仍没有对此加以深刻解释，致使他们的扩张如飞蛾扑火，前赴后继，深陷中亚并使其国家或快或慢地走向衰落。

这是一种被马克思称作 “亚细亚” 的社会结构，它不仅是中亚国家的基础，也曾是整个东方国家的基础。英国人在海上打败中国，可在中国三元里却败在中国老百姓手中。美国曾打败了已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日本和德国，却打不败朝鲜和越南；曾拿下已进入现代工业水平的南斯拉夫，却至今也控制不了中亚。当它们轻率地进入中亚后，就仿佛来到中国黄河岸边，跳得越起劲，陷得就越深。

那么，美国人难道不明白其世界扩张给它带来的上述困境吗？倒也不是，明白人在美国还是有的。曾任陆军部长助理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沃尔特 •李普曼 （ Walter Lippmann ）就是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不冷静时期的最冷静的战略思想家。 1947年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后不久，李普曼就在《纽约先驱论坛》上陆续发表文章批评凯南的“遏制”战略。李普曼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适宜于执行凯南的遏制战略。他认为，在美国现行宪法制度下，国务院不可能从国会取得“一张从国库领钱的空白支票和使用武装力量的绝对权力”，因而也无法做到“随时在全球不断转移的地点上使用‘对抗力量’”。而且，美国的经济是“没有划一组织和不受控制的”，国务院也不可能“规划和指挥进出口贸易”来推行“遏制政策”。在军事方面，李普曼也认为：“没有理由确信美国能够在一切个别的地点都集结‘坚定的对抗力量’。欧亚大陆是一块很大的地方，而美国军事力量尽管很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使它得到有效的使用的话，就应该对这种局限性心中有数。我们生活在像岛屿一样的大陆上。我们同冲突地区之间远隔重洋。我们的人口相对较少，在战时就得把较大比例的人口用于生产、运输和维修那些构成我们军事力量的复杂的武器和机械。同俄国相比，美国缺乏足够的步兵后备队。我们的海军控制着海洋，我们拥有重要的进攻武器。但在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像我们在希腊山区所领教的，可能有很多‘个别地点’，在那里只能使用步兵作为‘对抗力量’。”他指出，美国没有足够的能够占领这些地区的步兵力量，“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机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政策”，而不适合服务于在这些地区实行长期陆军占领为目标的政策。

李普曼进一步设想，如果美国一定要执行凯南设计的遏制政策，既然它不能依靠自己的步兵力量，那它只有采用扶持代理人及其联盟的政策，但这样的代价并不比直接出兵占领的代价低。李普曼说，如果美国没有力量直接出兵，那它就 “只能依靠招募、津贴和支持一支由卫星国、附庸、仆从和傀儡所组成的杂牌军。因此，遏制政策的工具是处于苏联外围的那些无组织的、内部分裂的、软弱的或者混乱的民族、部族和派系联合体”。为了维持这个联合体，“美国就得对它打算去组织、去保护、去领导和去利用的这个联合体的全体成员的事务，进行不断的、复杂的干涉。我们海外的外交代表就得具有几乎万无一失的才能，能够正确而迅速地判断哪些人和哪些政党是可靠的遏制分子”，以及“谁应被任命，谁应受津贴，谁应给他涂脂抹粉，谁应得到青睐，谁应充当我们的仆从和我们的盟友”。这样，杜鲁门主义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美国）不断干涉所有那些号称在‘遏制’苏联的国家”。 但是，毗邻苏联而又受美国控制的 “卫星国和傀儡政府并不是用来建立攻不破的藩篱的好材料”，“它们显然是软弱的。而一个软弱的联盟并非一笔资产。它是一笔债务”。 最后，李普曼得出结论：美国力量是有限的，有限力量只能配之以有限目标，如按凯南的全球 “遏制”战略制定政策，结果是“在俄国人远没有受挫之前，美国人自己倒很可能被X先生 的政策所挫败了 ”。 在约翰逊政府时期，他批评说： “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defeated ）。 ”

李普曼的文章却在中国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据统计，从 1949年到1972年间，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约有350篇，其中全文转载李普曼观点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是1956年至1958年。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的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时鼓励说：“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恩格斯说： “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同样的道理，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其他民族时，这个民族也不会成为一个头脑清楚的民族。一个民族的自由程度反映着它对客观世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

英国曾是一个受欧洲大陆封建国家压迫和欺辱的岛国，也因此成为最有希望的岛国。当时欧洲中世纪许多先进的思想在英国落根并使之成为欧洲反封建教会势力的大本营。 1846 年英国发生了开辟世界近代史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带动了法国等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 18 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巨大的生产力的出现改变了英国人的生存状态，市场和利润成了社会活动的中心，国家成了为资本开辟市场的机器，由此，向世界扩张，不断开辟新市场，就成了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手段。这使得世界的不稳定就成了英国稳定的前提。英国的世界扩张产生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让英国从世界得到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使英国与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以至战争成了促进英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时有评论说英国“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财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诸东流”。战争使英国扩张为帝国，到 19 世纪末一般英国人都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英国分明是命中注定要统治其他国家的人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 “帝国的感情是每一个英国人生而有之的。这是我们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和我们同生共死” 。 19 世纪 60 年代，印度已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强了，“它越来越依赖世界的贡赋来维持生存”。高额利润需要高成本的战争。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出这一点， 1868 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英国的殖民政策的“代价太大”。

英国的这种扩张 “多动症”是由其自身内在矛盾造成的。 19 世纪末英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殖民地争夺范围已扩至全球，并为此于 20 世纪初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英国迅速衰落，其霸权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所取代。英国历史学家帕姆•杜德说：“英国收支亏空的问题并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十年发展起来的。”当时对外战争是造成英国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