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课语录 | 黄旦：以“中介化实践”创新报刊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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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简讯 -

7月5日上午，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第13期）课程进入第三天，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的庞涛教授讲述了影像民族志方法对跨文化理解的当代意义；来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黄旦教授以“报刊/媒介实践：中国报刊/媒介史书写的反思与创新”为题，从戈公振的新闻史书写开始反思，进而以德布雷的论述为例来重新思考报刊史，并提出以中介化实践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设想。

庞涛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的庞涛教授以“影像民族志方法与跨文化理解”为题，在讲解中穿插影视个案，在与其他学科和方法的关系、比较中，以及通过这个学科里边的人在做的东西，逐渐展示了影视人类学是什么，及其在当前遭遇的挑战与转型。庞教授也介绍了自己所在团队的最新成果《察隅河谷僜巴人》，作为学术回馈社会路径的案例，他们声称是一种“在局部-整体关系中实现文化的整体描写”的整体式影像民族志。

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是什么关系？前者用影像的手段来研究人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影像民族志方法，是以超文本方式（非纯文本方式）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学科。在本质上和人类学是一致的。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科学，但是研究人的整体，力图理解“人的整体”，探讨人之为人的逻辑和意味。影视人类学从社会文化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研究社会的文化元素和行为，把社会或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

影像民族志是以影像手段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的、情景化描述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整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等，方法是基于参与观察的深入田野工作。它是扎进社区里搜寻社会事实，然后用叙述体加以呈现的精致方法和问题（高丙中）。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和结果。影像民族志描写与阐释：在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过程中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形态进行的文本及影像化描述，包括民族志材料的采集和分析说明。制作（撰写）民族志影片或人类学影片。

人类学影片（民族志影片）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和影视的表现手段，以参与观察的方式，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进行的影像描写，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人类学影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学术论文的影片-影像民族志（狭义），一种是作为人类学研究素材的影片-呈现社会文化模式（广义）。

二十世纪后期，影像人类学走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点在不断减少，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学家发现必须尽快记录和保存正在消失的文化类型，以作为日后学术研究和重建传统的基础，这时影像比文本更能全面直观地记录文化类型，影像手段已成为当今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记录的重要手段。

当代人类学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在权力关系上的变化。影视人类学构成分享人类学的互动关系过程里具有优势。影像民族志撰也转向“多声道”“参与”“分享”，不回避研究者、拍摄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肯定人类学家以影视手段对文化建构的作用。

影视人类学更多地转向社会和公共领域，影像在介入社会文化过程、表达价值和影响政策等方面耕直接和易于接受。在教育、旅游、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应用研究尝试，尤其突出的是用HIV／AIDS等公共卫生领域。例如“Stepfor the future”项目在非洲南部之作出一系列关于HIV／AIDS的虚构的教育电影。

人类学回归文化批评，回归本土和自身研究，社会回归各个社会主体的自我审视。我们国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社会各个层面都或多或少地面临跨越经验后的应对困境，特别是无论从个体的走出去还是国家战略的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都面临着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对“相处之道”的关注，称为当前文化研究面向社会应用的迫切需求。

影像民族志方法在这一领域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民族志本身擅长的就是跨文化的“他者文化描写”，另外更重要的是影像方式比文本更能有效地使知识和观念作用于更广泛的社会各个层面。海外民族志虽能深入了解当地文化，但缺乏对我们自己社会观念的审视，更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影像志的文化批评方法提供的跨文化理解的视野。

人类学的基本批评策略是“变熟为生”，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两种批评方法。人类学文化批评的两种方法是认识论的批评法（epistemological critique）与泛文化的并置法（cross-culturaljuxtaposition），这些做法均以促使读者获得文化差异的意识为目的。作为文化批评的影像志方法要强调以下几点：1）表述人类共享的现代条件，2）强调多样的视野和视点，3）强调任何研究背景内外不同阐释的并存，4）强调彻底场景化的生动描绘。

“影视人类学与传播学的交集也许在两点，一是面向实践，面对社会事实，二是使用影像的手段。”

“要了解一个学科，不是看这个学科里有什么理论和方法，而是要看这个学科里的人在做些什么。”

“做得好的纪录片，呈现的是当地人的观点，做得不好的其实是作者的观点。影视人类学非常注重所谓的主位法。”

“我对把摄像机给当地人这种方法也是持保留意见的，当你把摄像机给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当地人了。这种方式其实很难采集到真正的当地人的观点。”

黄旦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黄旦教授以“报刊/媒介实践：中国报刊/媒介史书写的反思与创新”为题，从戈公振的新闻史书写开始反思，进而以德布雷的论述为例来重新思考报刊史，最后落脚到中介化实践的创新问题上来。

谈到新媒介史系列研究的缘起，黄旦教授指出，一是有感于当前中国报刊史书写的状况，一方面，历史的书写如何，会给我们前进的方向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历史学本身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新闻史的研究却死水微澜。既跟不上史学发展的近况，也无法推进对中国历史材料的理解，新闻本身所起到的应有的历史作用都看不到。二是新传播技术的狂飙突进使我们对媒介的看法有了一种新的看法，不再是一种工具性的理解。现有的报刊史研究已无法对现实作出回应。三是旨在作传播研究本土化的探索，希望从历史的维度进去，来为我们本土的研究提供一些参照。四是期待新闻传播的再学科化，现在的新闻传播学科化的状况基本存在两个阶段，一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闻学在党校的提纲下走出来，二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对原有知识体系的回顾，以及传播学的进入，基本奠定了现在知识体系与专业设置。现在这些都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黄旦教授从戈公振的文本入手作细致解析，指出戈公振眼里的报刊史就是作为一个物品的报纸（报纸自身），在既有的社会文化结构中进化（发达），并与中国社会文化互为作用的历史。这样一种书写的范式体现为：

1）存在一个本质的报纸。当“报纸”被当成了这样一个客观的“报纸自身”，成为书写报刊史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先验存在时，我们就缺少了对“报纸自身”的反思，必然把这样的“报纸”当成唯一的起点，来探究所谓中国报刊的源流，这不仅使得中国的报刊史几乎千人一面，更为严重的是，本来要“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的中国报刊史，却不具备从经验的过程去触摸分析报纸的历史眼光，于是也就始终说不清中国报刊是如何发生。

2）是一种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功用史。用吉登斯的话来说就是，以自己影响规定的一些社会需求为依据，塑造出所谓的“社会的理由”。……除非行动者在行事之时，认识到他们所做的正是社会的需要。

3）是一种使用与被使用的工具史，即将报纸视为工具、手段，于是报刊史就是报纸内容和功能的历史，就是报刊“使用与满足”的历史。

4）具有明显的目的论。按照戈公振的思路，中国报纸将是依照如下的路线而发展。由公信而成官报，官报分为两支：一是变为邸报，一是到了民间，成为民报。在社会需要作用下，民报在内容上或偏于商情，或重于社会，并开始有人以此为业，亦有人成为订阅者。因经济难以为继，政党资助报纸应运而生，遂成党报。为党派做喉舌，终非办报长久之计，又演化为商业化报纸，其中又分为两种：或是独立报（不受人支配），或是自由报（不受人干预）。

这种书写的范式有其价值，不过也需要反思。进步概念并非只是用来使末世论的希望此岸化，并开启一种乌托邦的期待视野；进步概念同时也借助目的论的历史结构来阻塞一种作为不安来源的未来。

而站在德布雷的视野上来重新理解报刊，大致五个基本点需要落实:

1）什么是传承？在时间中传递信息，确切地说，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从历时性的角度，研究代与代之间的相互作用。

2）传承与媒介什么关系？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即通过媒介载体的使用）。一方面，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来，形成网络（也就是社会）；另一方面，将以前和现在的连接起来，形成延续性。在信息交流这个词上，重点自然是落在媒介本身上，也就是说，是交流渠道或交流载体的特点。

3）什么是媒介。媒介这个词，它的重点是中介行为，这同它是一个操作设备分不开的。“中介行为”的几层意思：连接、传播、联结（意义的中介）、转化（再组织）。

4）如何传承。传承是被机体理想化了的个人或团体之间的传播。“机体”取双重含义，一是指个人的躯体，一是指全体成员的机构组织。

5）为何研究传承？物质化或者是建立成纪念性建筑物，实际上多多少少是要使事物形成群体，产生某个地方，使其得以延续。

最后，黄旦教授提出一种书写的创新——中介化实践。首先是以报刊——“媒介”为焦点的视角。从媒介去思考历史而不是从历史来思考媒介；媒介不是被动的，不同媒介会产生不同的“信息方式”。不同媒介生发出不同历史，不同的历史展现出不同媒介的历史性。其次，这种创新是跟实践的转向有关的。所谓社会科学的“实践转向”，就是以人为理性主体，因此设想实践是“具身的、是以物质为中介的各种系列的人类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媒介实践”的研究新范式，由此把媒介研究从媒介内容或生产结构中解放出来，转向研究直接或间接关涉媒介的开放性实践。此外，不要抱持本质论和连续进化的目的论，将报刊（媒介）看成是变化的、不断构成的甚至是断裂的。以媒介实践确定时空，拒绝整体论。每一种媒介时间都是立足于自身实践的时间。

“我来谈这个话题绝对不是为了报刊史，或是仅仅为了报刊史。”

“国内报刊史的研究基本处于彷徨的状况。”

“历史是存在在叙事当中的，一定都是书写出来的。没有一个现成的历史。”

“任何历史的研究，都是对现实的回应。任何做历史的人，一定是要对现实产生触动，一定是一种现实的思考，而非无谓的考证，一定是要有现实动因的。”

“晚清的报纸就是现在的新媒体。”

“我们始终抓不住报刊在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如果戈公振今天在这里博士答辩，我可能会问他，你这个‘报纸’哪儿来的？”

“联结也就意味着分开，一种联结，就是另一种的分开。”

“印刷政治和互联网政治是两种不同的政治。”

“如果我们要讨论民国，也应该讨论报刊实践的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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