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回顾了文化媒介研究的三代发展情况。开始是从编码/ 解码模式转变到受众民族志,接着转向媒介和受众的话语或结构主义视角。新议程不同的研究维度和含意还有待探索, 但是, 我们已能认清第三代媒介研究出现的一些趋势: 越来越多的自反性(reflexivity) ; 从受众心理学转向社会学; 转向整个媒介文化研究而不仅仅是大众传播, 这一点在回溯大众传播研究发展历程时特别明显。下面, 我就来讨论这些趋势。
不断的反思文化和媒介研究的一个渐进发展就是反思文化关注(culture concern), 并且渐渐离开文化关注, 这些关注深植于我们构想当代社会及其独特新现象( 诸如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 的方式中。和这些现象的关系一直是文化研究和批判社会理论研究中的难点, 因为文化研究的中心目标一直是批判“ 现代” 或“ 后现代” 社会, 在这种意义上, 它本身就包括道德场。然而, 在分析意义(analytic sense) 上讲, 要保持批判性, 就要求研究者对其考察的现象所采取的视角不被已有的文化关注所引导或覆盖。
文化研究的著述和研究有着马克思主义的背景, 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它们对意识形态以及工人阶级对社会地位和条件持续满意的过程感兴趣。这里要特别提一下以马克思·霍克海姆、西奥多· 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 他们更关注商业化生产的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 他们的视角具有精英意识。尽管人们都知道文化研究缺乏精英意识, 和大众文化有着更为紧密、复杂的关系, 但是, 文化研究( 如文化研究的早期人物理查德· 霍加特) 仍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共同的关注点。
Derby 调查显示, 公共图书馆75%-80 % 的图书都是小说; 大多数图书馆员会说, 大部分这类小说都是非常廉价的种类, … … 在公共图书馆, 关于阶级历史、传记和旅行的图书构成了最大的非小说类书籍, 现在大约占了全部非小说类图书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我相信, 很多图书馆员会说, 那些有着普通标题的图书常常毫无价值。( 霍加特,1958 : 332 -3 )
在霍加特看来, 阅读廉价小说导致一小部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向中产阶级转变, 而整个工人阶级逐渐变得消极而被动。霍加特认为( 特别是其早期思想) 工人阶级阅读更好的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 或人们提供给工人阶级更好的流行文化, 但这种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却是让人泄气的:
它们能被指责的不是缺乏文化内涵, 而是缺乏切实感和个性( 还有其他例子为证: 如很多电视节目、流行电影及大圣的商业广播中展现的脆弱的温情)。流行的、非高稚的艺术能拥有的生活质量、智慧与成熟度也许和高稚艺术一样有其自身的价值, 但是它们无助于更为完关的流行艺术的形成, 相反, 它们可能使人们对流行艺术失去信心。( Hoggart ,1958:339 )
如前所述, 霍加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观点一致, 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 他也确实点出了艺术和大众文化的不同。不过, 霍加特并没有轻率地忽视大众文化, 他认为, 不管是高雅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的产品, 我们都可以从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视角加以研究, 去研究它们是否生产、再现或挑战了当前的意识形态( 如性别关系)。
探求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是否存在抵制(resistance) 一直是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例如,Janice Radway 发现, 妇女解读哈利昆(Harlequin) 系列浪漫故事时, 存在抵制和补偿(compensation)成分。
这些( 抵制) 使她们能够拒绝缺乏自主性的社会角色( 这种社会角色是婚姻制度决定的), 在此意义上, 这些抵制是具有战斗性的。家庭通常要求她们应当注意他人的常求, 哪怕她们特意为自己的愉悦而做事情的时候。( 而妇女们在解读这些浪漫剧的时候) 她们暂时拒绝家人的这些要求, 这是补偿性行为, 她们在某个范围( 在此范围内, 女性的自身利益通常和家人一致, 而家人往往将她们当作可以任意挖掘的公共资源) 内分刻出单独的空间, 在这个单独空间里她们可以关注自我。对她们来说,对浪漫故事的解读呼出了她们内在的需要, 而这些需要和父权( patriarchal ) 制不相合, 所以, 往往也不会酿成实际行动。
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 如《仪式抵制》(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Hall and Jefferson,1976) 出版后, 探求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或( 比如) 青年亚文化中的抵制成分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不管研究什么, 研究者们似乎找到了象征性的抵制( symbolic
resistance
)。
在文化和媒介研究理论建立过程中, 还有一个相关主题就是强调接收者( reciver) 的能动作用; 这个主题有个颇有影响的公式, 这个公式是在上文中讨论过的霍尔的编码/ 解码论文中提出的。信息在有任何意义和效果之前, 必须被解码, 这个观点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偏离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 并且在政治框架中重新解释, 那么它就不再构成创新研究的基础。对于电视观众积极解读和诠释的可能性, 约翰· 费斯克表现出的乐观主义常常被视为一个极端的例子。费斯克(1987 : 236) 甚至谈及电视的“ 符号学民主”(semiotic democracy), 提及观众是意义生产的代表。对观众或消费者的作用称颂后, 此领域的研究者觉得他们已经研究得够多了。这种文化研究理论建设已经走向终结。
人们称颂观众的能动性或大众文化中抵制的可能性, 但是这些称颂仍然被锁定在( 大众)文化消费必须被合理化的观念中, 注意到这一点十分重要。人们通过展示阅读浪漫小说或看电视系列剧是多少有价值或有用, 或至少不是全部有害, 来证明这些阅读和收看的合理性。往日的高雅文化/ 低俗文化区分完全以文化产品设置的标准为基础, 但是新观念却是根据产品被消费的方式来设置标准的。这样, 就从审美范畴滑向政治范畴, 或者说它使日常生活政治化,但是, 这仍然是文化阶级观念的再生物。
Ien Ang 是首先质疑这种文化研究视角的人之一。尽管她探究受众解码过程中的解放潜能(emancipatory potential) 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女性, 但是, 她也注意到大众文化消费总是和愉悦(pleasurer) 相关, 而且认为愉悦并不必定要被工具化( instrumentalized) :
愉悦和情感密切相连, 我们愉悦与否基于我们对情感的悲剧结构的识别, 而不是其他, 所以要确定( 达拉斯) ( Dalles) 的愉悦( 指受众的情感体认) 本质上是进步还是保守, 政治上是好还是坏, 似乎不大可能。而且这种视角本身将愉悦工具化, 忽视了愉悦本身的作用( 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因为愉悦首先并且主要与情感的悲剧结构所建构的地位和解决办法的虚幻本质相联系, 而不是意识形态内容。(Ang ,1985 : 135 )
显然, 大众传播研究的工具主义视角并不是自身形成的, 它仅仅是反映了关于大众媒介的文化关注。事实上, 整个媒介研究都忙于研究这些关注(concerns), 例如, 大众传播及其内容的效果如何或其害处如何? 当然, 对人们的关注进行系统研究并没有错。而且探究这些关注根源于文化和社会的何处也是有用的。人们关注媒介使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特别是哪些人在关注?
近来的研究表明, 媒介使用(media use) 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道德问题。例如, 谈及电视收看, 人们观看虚构(fictional)节目特别是肥皂剧时, 倾向于为自己开脱、辩解和把这一收看行为正当化(justify), 相反, 他们谈论其观看的新闻和文化事件节目时, 就好像这是他们的公民义务( Alasuutari, 1992; Hagen, 1992 , 1994a ,1994b )。
这些观察立刻就证明了几个饶有趣味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例如, 电视节目的“ 道德等级”表明了等级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再现: 我们都致力于将合理品味( legitmate taste) 自然化, 特别是上中阶级(upper--middle--class)男性的习惯和态度所展示的品味, 以及我们谈论事实(fact) 和虚构故事( fiction ) 的不同种类所使用的话语展示出的品味。另外,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对小说和媒介持功利主义态度, 由于我们更偏好事实而不是虚构故事, 我们就将政治传统观念自然化了。
最后, 对这些话语的分析促使我们探究它们的历史及其在社会中的当前作用。正如上面提到的研究所指出的, 关于媒介使用的道德张力(moral tension) 并不仅仅是私人关注, 相反, 它反映了媒介政策组织化和合法化所用的话语。公共服务机构, 特别是它们处于早期普遍国家垄断地位时, 利用“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或“ 低俗文化” low brow) 观念将节目政策合法化,这些政策展示了公民需要什么, 而不是他们想要什么。正如Ien Ang 提出的:
总的来说, 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书写欧洲公共广播的历史: 在这种历史叙述中,受众以高尚的、国家文化理想的名义抵制客观化(objectification)。(1991 : 101)
沿着Ang的思路,Heikki Hellman探讨了观众的不同构成又如何提供了节目制作政策和话语的范式(paradigm), 藉由这个范式, 使不同的节目政策合理化( legitimate )。Hellman的分析使我们发问:最近, 在媒介研究中, 将高雅/ 低俗之间的区别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 是否反映了( 也许也对此做了贡献) 国际, 特别是欧洲对媒介政策的管制放松了? 从这个视角来看,对受众的能动性、不同节目和类型(genre) 的解放潜能的称颂, 可以被视为另一种话语, 它可以有效地正当化或反对媒介政策(policy ) 和政治(politics)。
媒介研究者不断反省我们构想和谈论受众角色时所使用的话语, 这些反省意味着接受研究和定量研究不能完全忽略媒介政策视角。同时也要求研究者不得不反省他们自身的研究地位和角色: 作为研究者, 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我们可以秉持一种超然的、神圣的姿态脱离我们研究的社会。不管研究者多么想保持公正、中立和客观,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 并且考虑, 关于媒介和受众的社会科学话语一离开它们作者的书桌, 它们就成为用于不同意图的公共话语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谈论作为受众的普通人的不断反省。或者, 更精确些, 这也许是研究者的幻觉, 他们假想人们已经不断反省他们同媒介的关系了。结构主义定量的受众研究比早先的范式更能注意下面的事实: 总体上说, 普通人不仅仅只是看电视, 而不对其行为有任何反思。正如Birgitta Hoijer所认为的, 也存在普通知识( common--knowledge) 话语, 用以谈论、评估或批判自己或他人对媒介的使用。作为普通公民, 我们也共同享有媒介的不同文化形象(image) ; 而且, 也正如Joke Hermes 。提出的, 存在与媒介人物和名流相关的不同话语。这些共同的框架和话语被用来表达与媒介相关的议题(issue), 它们必然影响我们自身同它们的关系, 因为, 毕竟现实是通过意义、话语和话语实践而存在于我们面前的。
萦绕在受众、媒介和媒介使用周围的话语同时形成了或集中在日常生活、政治和媒介研究之间的界面(intersection)。例如, Igunn Hagen和John Tulloch 提出, 所有电视职业人--记者、制作者和戏剧导演--都对受众有着自己的印象( image) 和构想(costruct), 通常, 这些印象和观念的形成部分得益于一些思维产物, 诸如收视率(rating) 等, 这些数据由媒介研究提供。另外, 如John Tulloch 生动展示的, 例如, 国家的、全球的政治经由诸如肥皂剧作者、制作者或观众等人渗人其中, 他们暗示在这些系列剧里, 社会问题和政治议题可能得到解决。所有这些不同的话语、受众及媒介观念都成为普通知识的部分, 而且, 影响着我们对媒介和媒介使用所持的观念。
从受众心理学到社会学
媒介接收和定性受众研究在方法上向话语或结构主义发展, 这也意味着研究者越来越远离解码的“ 决定时刻” 。过去, 研究者多采用心理学视角研究受众对媒介信息的加工处理及诠释; 现在, 研究者多采用社会学视角研究媒介及媒介内容的框架和话语范围, 媒介及媒介内容不再被视为窥视个人接收行为的透视镜。
对心理学研究兴趣的不断疏离又可被视为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因为编码/ 解码模式,霍尔疏离了行为主义理论, 行为主义理论使用“ 效果“、“ 使用” 或“ 满足” 构想大众传播过程。霍尔指出, 这些概念“ 本身由理解结构、社会与经济结构建构起来, 社会与经济结构在链条的接收终端`现实化’, 并且允许语言中的意义被转换成行动或意识。”(1974 : 4) 尽管霍尔将符号学视角引人媒介接受研究, 并且的确脱离了行为主义, 但是, 他的模式保持着相当的心理学视点, 这个视点认为, 有一个接收的决定时刻, 人们应该全神贯注于这个时刻。这使研究者的注意力转向观众感知并解释信息的心理过程。这里的主要观点就是, 既然文化限制( culture-bound)概念( 人们用它感知现实) 为诠释新闻信息提供了视角, 那么, 对不同的个人来说, 同样的信息就不全然相同。举个例子, 如Schroder (1987 : 19) 在一篇回顾性论文( 主要评价那时受众研究状况)中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 “ 看相同节目的人们实际上看的是相同的节目吗? ”对此问题的首次回答仅仅建立在下面的观念基础上: 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更为定性的方法,如“ 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 ), 而不是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 才能探究社会或个人的文化现实。然而, 很快又有人指出, 意义是在社群(community) 中产生的。人们强调, 单个受众成员是一个有着特定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 的社会人(social being), 这个身份由他们所在社会的人际关系产生。这就是为什么有下面想法的原因: 人们需要研究群体(group), 特别是自然受众(natural auidence), 这些受众“ 从其遭遇的屏幕事件(screen event) 协商出社会意义”(Schroder ,1987 : 19)。
我们以leibes 和卡茨( Katz ) 对《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研究( 典型的解码研究) 为例, 来说明方法问题, “ 第三代” 思想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从这个角度来说, 即使是同样的经验研究结果也能以新角度来看待。
Leibes和卡茨对以下人群进行研究: 以色列社会四个不同群体( 以色列俄罗斯人, 以色列阿拉伯公民, 摩洛哥犹太人和大多数为以色列裔的基布兹(kibbutz) 成员)、洛杉矶第二代美国人、日本本土日本人(1990 : 20 -4) , 希望通过这些研究了解观众如何凭其地方文化及个人经验有选择地感知、解释和评价节目。尽管这个研究计划雄心勃勃地尝试着比较不同文化, 但是, 它实际上并没有展开实地调查(feild wrok), 并且研究者使自己的想法具有可操作性, 以便要求被研究的家庭邀请两对夫妇到家里一起观看《达拉斯》样本节目, 接受访谈, 他们的想法是有关国家的、伦理的“ 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 的, 用来解释可能存在的不同解码。这就是他们对问题的解决, 如Leibes 和卡茨所说: “ 如果不引导他们, 我们不知道如何对其想法进行抽样, 或者, 如果不安排他们, 我们不知道如何对其谈话进行抽样。”(1985 : 10)
Leibes和卡茨提出其分析结果的方式展示了他们如何构想分析的实际目标。他们应用Roman Jakobson 的理论, 辨别了“ 参考解读”(referential reading) 和“ 批判解读”(critical reading)的不同。他们认为, 参考解读把节目和真实生活联系起来。观众把剧中人同真实的人联系起来, 然后, 又把真实的人同他们自身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同时, 批判解读按照审美规则把节目讨论构造为虚幻的模式。参考解读更富于情感成分, 而批判解读更有认知力, 因为后者涉及类型( genre)、情节变化和故事主题(Liebes and Katz,1990 : 100)。
为了比较不同群体的“ 解读” , 研究者计算出群体讨论中参考话语(uttearnce) 和批判话语的比例。这个想法就是要把每个陈述分类, 有的陈述把节目同真实生活联系起来评论, 有的陈述把节目同作为文本或艺术构造的节目联系起来评论( Liebes and Katz,1990 : 101)。结果, 这些比较显示了不同群体的参考话语和批判话语比例极为不同。俄罗斯群体的话语最有批判性, 接着是美国人和基布兹, 最后是摩洛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高等教育也增加了批判陈述的比例, 但是, 即使教育水平一致, 不同伦理之间的顺序还是保持不变。(Liebes and Katz,1990 : 101 )。
尽管诸如” 参考的“ 和” 批判的“ 的代码(code) 在访谈文本中能十分可靠地区分出来, 但是, Liebes 和卡茨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他们把感知或解读( 达拉斯) 节目的两种类型等同于两种话语形式。他们简单地假设: 主要用参考话语谈论样本节目的人都把节目当作真实。
仓促地把访谈内容同节目解码或认知结构(深植于文化或“ 诊释社群”( interpretive community) ) 等同起来, 这种做法遭到了当今媒介研究的挑战, 也受到不同话语分析趋向的影响。从话语分析角度来讲, 我们并不是要把受访者的话语作为屏幕, 通过这个屏幕我们深人他们的头脑。相反, 我们要迈出新的步伐, 从访谈文本本身出发去研究这些文本--或者, 研究任何类似谈话的文本或记录。在访谈文本和相互作用形式中, 发生了什么事? 参与研究者( 访问者和被访问者) 如何共同建构和协商他们的角色, 对形势的定义或不同的谈话目标? 应用了哪些框架、话语或“ 诠释剧目”(interpretive repertoire) (Hermes,1995 ; Potter and Wetherell ,1987) , 它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过去的视角把访谈当作用来解码的景象, 现在人们的视角改变了,他们把访谈当作关于媒介和日常生活的话语,这个转变归因于上面讨论过的民族志转变。自从人们的研究( 如大卫·莫利的( 家庭电视) 开始从日常生活( 例如, 在家庭生活中, 家用电器的不同使用方式) 角度来感知媒介, 研究者就自然而然地开始把人们关于媒介及其内容的谈论当作众多话题中的一个或多个。谈论媒介所使用的不同话语于是就可被视为对媒介的不同使用, 每一个都可以在它们被使用或起到作用的情境(context) 中得到解释。
从这个视角看, 不同的解读或解读类型都可以在新的背景中得到评估。还是以Liebies 和卡茨( 1990 ) 的研究为例。他们俩继续专研第一代接受研究的主要问题群(problematics), 即关于媒介意识形态效果和人们的反抗潜能的问题, 辨别出参考解读(referential reading) 和批判解读(critical reading)。这个分类的基础就是, 研究者有兴趣了解观众是否批判那些让他们看的节目, 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观者的批判能力。例如, Liebes 和卡茨(1990 : 101) 认为, 观众之所以对美国《达拉斯》持高比率的批判陈述, 是因为他们非常熟悉真实的《达拉斯》(Dallas 〔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北部城市」) 和真实的好莱坞。然而, 从话语分析角度讲, 人们会提出以下问题: 人们讨论系列剧( 作为任务) 的背景是什么? 人们通过讨论想得到什么结论? 或者, 更普遍地,由观看、谈论( 达拉斯》所引起的主题和话题是什么? 例如, 可以假设美国受调查者和我的研究中的受调查者有着共同的关注( Alasuutari,1992) ; 在解释看系列剧的原因时, 他们想使采访者确信他们对于虚构节目的态度并不是幼稚的。通过解释和辩护, 人们想声明, 那些认为电视是有害的、粗鄙的观点与他们无关。
从这个角度讲, 接收节目或类型(genre) 就可以有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作为特定社会的话题, 我们对它产生兴趣。是什么深层的问题和关注使它们成为主题? 话语中的观点及受访者的地位是什么? 它是如何被公开讨论, 又由谁来讨论? 人们在日常谈话中如何谈及或谈论公众对主题的讨论?按照这些思路设计的接受研究根本就不需要分析节目或类型(genre)。例如, Hermes(1995) 对女性杂志读者的研究集中于人们讨论杂志使用时所用的文章, 在此意义上阐释此种杂志的文化地位。同样的思路,Girpsrud 的《王朝岁月)(Dynasty Years) ( 又译为《豪门恩怨)将王朝视为历史现象, 一个特别时期, 在某个关节点上同美国, 更普遍讲, 同西方社会相连接。尽管他集中研究某一系列剧,但是其目标并不是诸如“ 王朝” 这样的作品; 相反, 其目标是整体意义上的“ 王朝文本” , 1980 年代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公众争辩和讨论。总而言之, 新的文化研究议程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中研究媒介使用与接收, 不能只从真实性和效果角度来研究媒介信息, 媒介、节目和信息也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当今社会,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媒介和现代传播技术。事实上, 它们构成了整个世界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 人与人之间, 国家之间错综复杂地相互依赖, 并处于即时的联系状态。在世界范围内, 我们都或多或少有着共同的话题, 如时事、明星、电影或电视节目。尽管人们在日常会话中对事实和虚构故事(fiction) 的表达极为不同, 但是, 作为话题的事实和虚构故事并没有认识论(epistemological) 上的不同。
因为当代“ 媒介文化” 相当新颖, 而且传播技术飞速发展, 所以世界文化必须不断刷新自身体系, 构想新的引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媒介景象(mediascape)。新旧认识论往往共生共存, 急速的社会变化常常导致混乱和恐惧。作为当代文化的基本方面, 媒介及构想媒介的体系都应该得到批判的、反省的和经验的研究, 面对社会变化, 媒介研究也必须更新自己。例如, 大众传播是否影响受众或受众是否有能动作用, 这都是老问题, 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框架中, 大约就相当于问社会是否影响个人。这样的问题被极大地窄化了。在我看来, 文化受众研究新议程的任务就是依据经验, 研究与当代媒介文化相关的各种现象, 采用这种方式, 研究者就不会被自己的恐惧和担优所蒙蔽。
（参考文献省略）
作者：
伯提· 阿拉苏塔里叙，
芬兰坦佩雷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系
翻译： 侯晓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评论 2006 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