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雾霾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文 | 吴强

今天人们谈论雾霾的复杂心情，和2008年奥运会大加挞伐几个美国运动员已经是天壤之别了。看看周遭仿佛世纪末日的景象，并且，随着几位律师以公民身份起诉若干华北城市政府，中国的雾霾政治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如同1960年代初的美国寂静岭。

拿寂静岭来比喻当下，或者启示雾霾对未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潜在意义，也许恰当。也许，仍然会被很多人嘲笑，就像他们在两年前同样嘲笑柴静一样，总是看不到事情开始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总是超出人们的最初预期，如同有人坚持的“是雾不是霾”，让人无可幸免，又身陷云雾，不知人心思变。

想起1980年代末刚到北京的时候，清晨时还能看到，宽阔的街道上，冒着青烟的大解放后面，会跟着一群骑车的中学生，在上课前集体嗨一路。如此生机盎然的景观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这些当年的学生们大概今天要么在夜店里嗨，要么挣扎在生活的困苦中。

比如说，因为雾霾，汽车进城、上路需要单双号限制，京郊农村在今年冬天到来之前紧急启动了“煤改气”工程等等。似乎，雾霾正在以它的无孔不入、无人能免的“均质化”，超越了地理界限，也超越了阶级差异，变成当下最紧要的大事，也就是政治，超越了环境或者雾霾本身，而有了某种力量，可能改变什么。

在三年多前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说，犹如2012年北京马拉松赛道上的抗议，雾霾中一支号角正在吹响，唤起新兴中产阶级的环境意识。雾霾的受害者虽然均质化，却因为阶级、地理等因素产生不同的非正义效果，对那些大城市的新兴中产人群来说，尤其敏感，而最可能发声或者行动，表达不满。例如，北京市民的不满，在对社交媒体、传统媒体的影响都要明显比雾霾更严重的石家庄大许多，成都亦然。这些城市的公民社会到底更成熟一些。

只是，这一潜在的机制到底是什么还不清楚，雾霾政治也就因此如同处在雾霾之中。与“从我做起”相似的，1970年代德国环境政治兴起的时候，科学界有一种观念开始流传，即Bringschuld der Wissenschaft，科学有责任回报社会，促进公众的科学理解。于是，科学界各种关于零增长的理论、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以及核冬天的威胁等等，都首先由一些积极的科学工作者向大众媒体的发声，然后传播开去，践行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1968年五月风暴后失落的学生们得以在这些环境、反核议题下重新集结、讨论，动员起新的环境运动和社会运动，改变了欧洲的环境和政治面貌，包括催生了绿党在1980年代的诞生。中国的科学界虽说自21世纪初便开始研究雾霾，却始终自说自话、语焉不详，并没有提出什么清晰、有效的公共政策建议，偶见报端或者付诸实施的，却无不打扰着市民生活，如将雾霾成因归结为炒菜油烟，或者提出机动车限行方案。

然而，人民的忍受力似乎也同时在增强。记得我2003年在京调查不久就得了咽炎，那时的雾霾并不算重，还是夏季，可是神奇得很，一离开北京，坐火车才行到雁北，咽炎就奇迹般地好了。但是今天生活在北京，已经养成了间歇跑的习惯，只要看到风来了、雾霾散去，便恢复奥体公园的长跑训练，而当雾霾加重，则蛰伏休息，如此这般。

那些几年前因为子女健康问题纷纷避居大理的朋友，也陆续搬了回来，毕竟，难以长久离开北京的生活和社交。然而，当那些留在霾都的人们，不断加装各式新风系统、更小心地佩戴口罩、学会雾霾生存的同时，他们也更精细地计算着留在北京的收益和雾霾给生活带来的损失。这样的计算，连同他们的讨论，便渐渐形成了一个雾霾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当今天重温两年前柴静的《穹顶之下》，或许就能因此重新评价这部纪录片的价值，尽管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嘲笑柴静在播出纪录片演讲时所号召的“从我做起”是那么软弱无力。其实，无论从柴静讲述她的家庭经历和认知改变，还是从这部纪录片所反映的中国雾霾政治的“四种驱动力量”，都可归结为个人主义对生活质量的计算。这是符合中产阶级理性和价值观，也是他们最为关心和做出集体选择的逻辑。

然后，其余的三种力量，也就是笔者在《穹顶之下》播出后第一时间所观察到的：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行业和利益集团，因受国际相对价格变动而影响其讨价还价能力，最终遭受着新能源部门的强势竞争和严厉的打击；减排作为中美关系的唯一可靠纽带，导致今年G20峰会前夕共同签署巴黎气候协议；环保部门的权力上升。除了后者继续中，前两项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因素都已经先后完成使命，剩下的，只有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才成为可能影响未来的关键。

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规模在扩大，更重要的，是因为生活质量的政治化。换言之，围绕生活质量产生的问题，可能都无法继续内化为家庭问题或阶级问题，而可能上升为社会问题、阶级冲突或者关系政权的支持力量抑或相反，也就是公开化。

这是另一种形同雾霾的“均质化”，像牛奶的均质化处理，可能将一个消费阶级转为政治阶级。例如面对三聚氰胺、地沟油的食品安全，中产阶级通常可能避开这些安全问题，选择进口牛奶和奶粉、较可靠的餐厅。这是消费的阶级隔离，也可理解三聚氰胺的受害者群体无论怎么动员都难以形成有力的声音。中产精英在其中，只是给予法律和媒体的援助和慈善救济，也因而隔离了中产阶级的集体行动。

作为一个消费阶级，即使面对与自身消费行为相关的环境和阶级正义问题，如鱼翅、皮毛、金枪鱼或者血汗工厂，“从我做起”、通过消费抵制的确不易。就效果来说，消费责任也不比生产商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更重要。真正能够将他们从消费者转为公民，需要动员和参与，形成声势浩大的消费抵制运动，如动保组织长期以来对海豹皮的抵制、对金枪鱼的抵制运动、对咖啡豆公平贸易的倡导等，长期之后可能改变观念并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消费的政治正确。

在这个意义上，柴静的“从我做起”，指向的是一场社会运动。在纪录片之后，所缺者是社会的跟进和动员，这些当然有着环境的限制。但其诉求背后所隐藏的，却是区别于普通的政治消费主义或者消费抵制运动的问题——生活质量的政治。它的阶级属性，来自中产阶级一切的虚荣所在：对生活方式不顾一切的追求和小心翼翼的维护，如学区质量、住房地段、物业水准、仓储超市、汽车品牌、服装品牌、旅游地等，这种对生活方式的敏感性之强，代替或者超过了他们对阶级正义、对福利和税收的敏感。也因此，很容易形成一个集体性的阶级幻觉，对享有增长、财富和自由的幻觉，才导致他们拥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对川普的本能好感、对社运的反感以及对底层阶级痛苦的无视，尽管他们也会更多地参与各种“慈善、公益”，安抚内心的不安。因而整个中产阶级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统治秩序，这或许是胡鞍钢信心满满认为中国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所在。

实际上，这个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让人担忧的。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的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报告《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观点》，第一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警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的困境，在人均国民收入1000到3000美元间的中等收入国家很少能够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却卡在当中，劳动成本比更多低收入国家高，高技术优势不足，难以与发达国家竞争。历来重视世行意见的中国自然把这一警告当作心头之患，才有“十二五规划”中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经济发展目标。

换言之，当中美首脑在杭州G20峰会前夕签署了巴黎协议文本，即将共同面对川普当选后的不确定性以及化石能源业的利益集团都被目之“野心家、阴谋家”而沦为牺牲品后，雾霾的加剧却凸显了围绕国家发展的最大隐忧，也就是中产阶级的力量所在，维持中产生活质量的巨大压力。生活质量下降带来的不满，不同于传统的相对剥夺感，可能具有积累性的爆发力。他们对生活质量渴求：无论是每年超过两千万辆的世界最大汽车市场、最大奢侈品市场、对自由贸易与旅行自由及石油的需求，还是对教育平权、财产权利、公民人身权利的敏感或克制，都抵不过雾霾如此无差别化、直接全面的对生活质量的损害和侵犯。

穹顶之下，他们无法再伪装不知道河北的钢铁污染，无法忽略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也开始思考雾霾的公共性、空气的公共品及其福利正义问题，如对强制关停污染产业引发的生态转移支付和环境不正义问题。毕竟，污染产业的关停固然可能造成大批失业，但是工人阶级和普通的市民阶级往往也是环境恶化面前最脆弱的受害群体。生活质量问题遂转为普遍的公共问题，而可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并非一句“善待中等收入群体”可以安慰的。

然后，一夜之间，仿佛有一支号角在呜鸣，一切都改变了。有的人移民到南方或者国外，更多的人只是改装了新风系统，而雾霾的范围越来越大，连一向天府之国的成都也成为重灾区。当那些两年前不相信雾霾就是政治、嘲笑“从我做起”的人们终于开始谈论雾霾政治，意味着一种“谁也无可逃遁”的环境责任意识开始生长。这既是一种公民责任，也是一种全球责任，并且可能超越个人主义，产生集体行动。这或许是“从我做起”暗含责任伦理的效力吧。

然后，没有什么能够与此相搏。长期来说，也没有什么手段，能够铲除它，只要“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还在那里。这或许就是雾霾的均质化效应吧。未来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可能都要同呼吸、共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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