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意研究是一个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都有其各自的学科研究兴趣和目标
;
不仅如此，民意还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研究，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想要的结果
[1]
。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使民意研究领域出现分化，从而使民意研究被视为一个高度碎片化的研究领域。尽管如此，民意的来源仍是民意研究中一个较为集中的领域，也是研究者切人相关问题研究的常见路径。
一、民意形成中的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
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寻找民意来源是民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大众传媒的影响与民意总是联系在一起。在民意得到广泛研究之前，大众传媒对民意的影响就为研究者所关注。传播学之所以成为民意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大众传媒一直被看作塑造民意的重要力量，而有关民意研究的早期文献很多也都集中于大众传媒对民意的影响。
在政治学与政治心理学研究中，有关民意来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学校及世代与生命周期的影响。这些影响既代表着不同的民意来源，也反映了早期社会化阶段民意形成过程中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的不同影响。在早期政治社会
化过程中，家庭、学校、世代与生命周期实际上与个体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化先后阶段相对应，而这一过程又是民意形成中情感变量逐渐稀释而信息变量逐渐增加的过程。因此，很大程度上，在民意产生过程中，这些不同来源具有怎样的影响，实际上还是一个情感变量
(affective vari¬ables) (
如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或对子女的控
制）与信息变量
(informationalvariables)
如何对民意产生影响的问题。
民意虽不是态度，却与态度相关。因此，政治学领域大多数民意研究仍以态度为核心，与态度相关的概念也成为理解和趋近民意的重要概念。有关民意的政治学早期研究聚焦于儿童如何从其父母那里获得其态度和意见。赫伯特•海曼
(Herbert Hyman)
在讨论政治信息的来源时曾明确提出，“家庭是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这一观点在此之前以及其后很长时间都并不少见，其基础是家庭在塑造其后代基本政治取向上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但是，这种观点并未考虑儿童是否意识到这样的影响，这样的过程是一个角色塑造的过程还是仅仅是明显的传递，所传递的价值观是政治性的还是“非政治性的”等具体问题。其后的相关研究或许对
“
家庭是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如赫斯
(Robert D. Hess)
和托内
(Judith V.Tomey)
的研究认为，在美国，“公立学校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社会化丁具”。事实上，儿童和青少年的政治学习的确是他们获得和形成政治态度与意见的重要途径，其中诸多因素或过程对其意见的形成具有明显影响。
二、民意形成中的家庭影响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由于父母是与孩子接触最多、沟通最多，以及具备了最大程度的感受性条件的人，儿童在其心理和智力的发展与成熟过程中对父母极为依赖。在儿童早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家庭的影响最为重要，无论是积极态度还是消极态度，孩子都受到其父母的影响。譬如，在一个父母都积极参与竞选活动和投票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其成年后也很可能经常参与政治。近期研究发现，如果父母之间以及与其子女之间经常谈论政治，他们已经在无意识地构建一种“家庭同一性”
(family identity),
其中包括觉派认同或对具体政治候选人的赞同。家庭对于政治态度的影响中，情感变量的影响比信息变量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
儿童形成其有关政治与政治体系看法的心理过程被认为会经历四个阶段
:
在第一阶段即政治化
(politicization)
阶段，儿童意识到在其父母、成年亲属和老师之外还存在其他权威人物和机构，也意识到其直接社交圈之外的政府和法律意义上的某种权力的存在
;
但是，他们对政治权威的理解常常具象化为某个个人
(
如林肯），将特定个体作为政府的代表，这是第二个心理过程，即“个人化”
(personal- nation)
阶段
;
在接下来的第三个阶段，儿童往往认为政治权威都是仁慈的和值得信任的，这一阶段因而被称为“理想化”
(idealization)
阶段
;
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第四阶段即“机构化
/
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过程就开始了，在这一阶段，儿童逐
渐能够将不同政府部门概念化
[5]
。
实际上，儿童对于政治和政治体系的态度远比上述四个阶段的概括更为复杂。有关美国儿童政治社会化的早期研究特别是对中产阶级白人居多的学校儿童的研究发现，儿童对于政治体系普遍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情感
'
但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一些研究者针对丁业大城市中非白人儿童所做的相关研究发现，在较为年幼的非洲裔儿童中存在着对于警察或总统的较高的支持水平，而在年龄稍大的非洲裔儿童中这一水平则普遍较低
[7]
。与这一发现不同，格林伯格
(Edward S- Greenberg)
的研究则发现，即使是在年幼的儿童中，对于政府的支持水平也存在差异『
'
有关儿童中不同亚群体的研究，证明了社会化模式中存在文化差异的可能性。总体上，中产阶级白人儿童对政治人物和机构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对民主体系充满信任，而以贫困的少数族裔学生为代表的儿童亚群体则表现出较为消极的态度，对民主体系的运作也比较悲观。对亚群体的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对某些儿童而言，理想化阶段的发展可以被替换为反感，因而成为一个“敌视化”
(hostilization)
阶段
[|0]
。研究结果的这种反差明显削弱了将家庭视为影响政治态度获得的一个重要力量的观点。
笼统地表述家庭对子女在政治态度获得和形成方面的影响，会掩盖这种影响在与政治相关的不同问题上的具体差异。相关研究表明，家庭对儿童在政党认同方面的影响最为成功，而在有关具体政治问题的态度方面则不太成功。从
1965
年以来在美国全国范围所作的系列研究发现，如果将政党认同看作政治行为研究重要的价值维度的话，政治认同或政党忠诚是在父母与子女间表现出较高相关度的价值观
[11-13]
。路易斯
-
贝克
(MichaelS. Lewis- Beck)
等人的研究发现，如果父母具有共同的政党
认同，超过
75%
的孩子也会形成这样的认同。近年
研究也发现，即使是在激烈的竞选活动和媒体影响
下，大多数学生的政党认同依然不变，就连对政治
表现出高度兴趣的学生也不太可能改变其政党认
同
[14-15]
。由于政党认同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影响，
这一发现对于理解美国政治非常重要。
在政党认同以外，其他政治价值观由父母向子女的传递随价值观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而言，只有在比较简单和有关道德或生活方式的问题上，子女与其父母的态度和意见之间才存在某种相关性
[13-1_638-641
。也就是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政治共同点主要存在于简单、明显和具体的问题上，而非诸如政治信任或政治效能感等弥散、抽象和高度概念化的问题，父母政治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是简单明了的政治取向表达，而不是抽象的政治观念的长期和间接的交流。当然，这种一致还要求父母自身态度保持高水平的稳定性。
有关美国年轻一代及其父母的系列研究发现
:
不仅成年之前的倾向和信仰不足以预测进人成年之后政治态度，在成年之后也会发生持续的变化
;
集合意义上的态度，无论是历时的还是代际的，都不能被描述为任何一个单一的过程。在某些问题上，代际之间的确存在影响，有些则受所处不同生命周期的影响，还有一些则会受到受访者所生活的那个时期的影响。态度可能会在成年之前的经历中找到其根源，但成年时期的青春期表征其实非常有限™
|7]
。一些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有关早期社会化具有终身影响的信条，也使得“社会化解释”（
the socialization explanation)
有些苍白了。
三、民意形成中的学校教育与校园氛围影响
尽管政治社会化总是开始于家庭，但每一个文化中的政治体系都将通过学校的正式教育继续儿童在家庭中业已开始的社会化过程，努力将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传递给儿童。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构成了民族性格的外在表现，它代表着每个国家背景中的一个特别的制度
[18]
。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可能向受教育者传授同样的实用知识，但却不可能向他们传递同样的体系价值。因此，通过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塑造合格的公民就成为所有政治体系的重要关切。在一定程度上，教育的功能决定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也似乎与认为学校是道德机构而非政治机构的“反政治共识”
(anti-political consen¬sus)
相冲突
[19]
。
学校是进行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
在很多情形下甚至还进行政治灌输，以维护共同体
价值。其中，课程设置、校园活动和教师对于塑造
学生政治态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中小学义务教育在公民培养方面可能更多地体现了政治体系主导者的政治意图，课程内容则直接承载着一个政治体系希望年轻一代获得的对体系具有支持作用的价值观与基本政治信仰。针对使用不同类型教材且有着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美国三个不同学区的公民教育效果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使用旨在影响参与性价值的教材对公民学习的确均产生了某些影响，但在所有三个学区受到这种影响的学生比例都没有超过
1/4[20]
。詹宁斯等学者对选修传统美国政府或历史课程的学生与选修当代美国问题课程的学生进行了比较，而总的结果却只能为课程具有影响这一结论提供非常有限的支持。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发现课程的影响在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公民课程似乎在多个维度上改变了黑人学生的倾向，特别是提升了他们对体系的忠诚感，但同时也降低了信任和参与
[12]
。
由于研究基础材料方面的问题，或是与教师所受训练及教学法方面的问题相关，在许多人看来对于政治态度会产生直接和重要影响的课程，在学者们有关课程影响社会化的研究中却一再得出与人们的常识
(
或直觉
)
相左的结果。
在学校的课程教学之外，学校还常常通过不同类型的一些集体活动特别是仪式性活动，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共同体意识和合作精神，以及对不同体系都至为重要的忠诚感和某种程度的服从。美国的学校有意识地通过一些仪式和活动灌输爱国主义和忠诚，但学者的研究也发现这些活动可能会使学生变得消极，而不是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政治知识和参与兴趣。“孩子们希望使冲突最小化”
_6
。因此，小学阶段的孩子可能会确立一种有关公民的理想化的看法
:
无党派属性而又有效能。随着孩子们的逐渐成长以及这种认识得以内化，当他们认识到真实的政治体系是一个伴随冲突和利益集闭竞争的体系时，他们就可能变得较为犬儒并与体系疏离。
实际上，课堂学习形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化过程。其中，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形成的特定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信任
(
不信任
)
感。“对规则和权威的服从是小学公民教育的重点。”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学校在教育学生服从方面最为有效，而在公民责任或现实的体系政治过程教育方面则没有什么作用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