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苑萍出生于新会县棠下三堡乡井溪村，两岁随经商的父亲到了印尼雅加达。她9岁时，举家迁回祖囯。
梁苑萍在井溪小学读到四年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后来进入共产党兴办的民众夜校读书。当时正在民众夜校担任教师的中共党员何克中，很快就发现梁苑萍这个女学生与众不同，性格开朗，学习勤奋，当别人还用文言文写作文的时候，她已经大胆尝试使用白话文写作，而且思想进步，观点新潮。何克中非常欣赏她，鼓励她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向她传播革命道理。
1941年，梁苑萍年满19岁，正值花季，井溪村里的同龄女孩纷纷出嫁了。她也做出了一个影响终生的决定：悄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将青春年华奉献给民族解放事业。
当时，她瞒着家人秘密加入了党组的，父母并不知道迟迟不愿去相亲的大女儿已经成为井溪村第一位女党员，并且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危机四伏的革命道路。
1942年8月，梁苑萍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先后到鹤山、斗门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当时，她的任务就是和一位地下党员假扮成一对夫妻，贴身掩护他从事地下工作。
她进入斗门墟附近的安莪村后，找到了一间无人居住的泥砖屋，作为临时的落脚点。那间泥砖屋，表面上是一对年轻夫妻的住宅，实际上已成为一个隐秘的地下工作联络点。
她刚落脚安莪村的时候，人生地疏，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的老百姓生活，以便顺利开展地下工作，她每天走出家门，主动跟左邻右里拉家常。一天，她见到一位村妇坐在巷口织毛衣，织的只是普通的平针，于是热情地教其编织一些漂亮的花卉图案。那位妇女很高兴，学会之后又告诉别的妇女，呼朋引伴向她拜师。结果，她身边很快就聚集了一群编织花样毛衣的妇女。大家一边编织毛衣，一边闲聊所见所闻，她从村妇们口中听到了很多有用的消息。她也常常给村妇们讲革命故事，趁机向她们宣传抗日救亡和妇女解放的道理。村妇们都喜欢跟她做朋友，并常常送一些自种的瓜菜给她。
她对那位名义上的“丈夫” 并未深入了解，只知他名叫萧志光，是中山人。但为了党的事业，她这个未婚姑娘，心甘情愿地陪伴一位从事地下工作的陌生男人，在那里度过了一年多的“假夫妻”生活。
她和他，孤男寡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心无杂念，一直保持着纯洁的革命友谊，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白天，两人在餐桌上谈论的都是革命理想和工作情况，她向他汇报最近的所见所闻，他向她布置最新的工作任务，从来不牵涉儿女私情的话题。夜晚，两人坐在一盏煤油灯下，他整理他的情报，她阅读她的资料，近在咫尺却互不干涉。煤油灯吹灭后，各回各的单人床睡觉，一切归于平静。
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彼此怀着对革命事业的信仰，严格遵守党的纪侓，不该说的坚决不说，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一切都心照不宣，却又配合得那么默契。
那时候，因为她的“丈夫”行踪不定，很少在家，常有邻居好奇地询问她的丈夫为何不在家。而她，总是镇定自若地笑着回答：“他出门做生意去了，做生意的人都是四海为家啊!”为了避免让突然串门的邻居看出“夫妻不同床”的破绽，每逢他在家里过夜，她早晨起床后，马上将两块小床板合起来，拼成一张双人床，以此掩人耳目。直到离开安莪村，她和他的真实身份都没有暴露出来。
安莪村的这段特殊经历，锻炼了梁苑萍的能力与胆识。接着，党组织又交付一项更重要的新任务给她。
1944年6月至8月，党组织在江门羊桥市南迳里举办学习班，梁苑萍奉命承担掩护学习班的工作。为此，她在学习班附近的一间米铺“潜伏” 下来，开办卖咸虾咸鱼的杂货店，伪装成公众眼里的“老板娘”。每当学习班秘密上课的时候，她就守候杂货店，一边卖咸鱼一边“看风”，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就马上报告。当时，她和学员们约定了以一件衣裳作为“暗号”，假如她在学员宿舍的窗口挂上一件衣裳，就表明此地已经出现危险，学员就不会再回来了。此外，她还兼任厨娘的角色，每天为十几位学员煮饭。当时江门已是沦陷区，日本兵不时实行戒严封路，她每天机智地周旋于学习班与杂货店之间，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她的光荣任务。
后来，党组织设立江门交通站，梁苑萍被派往交通站工作，专门负责江门党组织与驻守中山五桂山的珠江纵队第二游击支队司令部之间的情报联系。那时候，从江门到中山五桂山，没车没船，也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可以依赖，两地之间的信息来往，她只能依靠自己一双脚完成。为了及时传递情报，她通常是天刚放亮就从江门出发，马不停蹄地赶路，翻山越岭，穿过村庄，踏过阡陌，觉得肚子饿了就坐在路边的树下，拿出随身携带的干粮，啃几口又匆匆上路，直到傍晚时分才抵达五桂山。在五桂山留宿一夜，次日又将五桂山的最新情报带回江门。在暗送情报的路途上，她还要经过日本仔的岗哨。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她频繁奔波于两地之间传递情报，那种艰苦与危险，非亲身经历者难以想象。
（▲播音：新会电台节目主持人 凯琳）
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年代，当一名从事地下工作的女交通员难乎其难，必须具备足够的胆量与机智，此外，如何密不透风地隐藏情报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女交通员喜欢将情报收藏在梳起的发髻或辫子里，她则擅长将情报藏匿于贴身的衣裳里。她小时候跟母亲学做针线活，只想着女孩子善于女红就会将自己打扮得更美丽，没料到当上交通员之后还派上了别样的用场。当然，她做这种特殊的针线活不能跟别人分享，只能背地里偷偷摸摸地干。夜阑人静，她躲在小屋里，借着煤油灯的微光，小心翼翼地跟情报与针线打交道。她总是尽量将纸质的情报折成细细的纸条，再巧妙地将它缝入衣袖的袖口，或缝入长褲的裤脚。正因为她飞针走线的手工精良得天衣无缝，谁也无法察觉那袖口或裤脚暗藏的“玄机”。
一天，她携着一只藤篮子，打扮成走亲戚的模样去送情报。到了日本兵的岗哨前等候检查，却发现当天的搜查特别严格，日本兵粗暴地将过路人的包袱解开，甚至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翻出来仔细检查。当时，她想到自己的情报隐藏于手提的藤篮子里，就有些忐忑不安。出发前夕，她故意从藤篮子的把手处抽出几条藤线，将折成条状的情报塞进空隙处，再用藤线盖上。本以为这样掩藏情报就万无一失了，但眼前的严酷形势让她忧心忡忡，害怕藤篮子一旦落到日本兵手上会发生意外。此时，她瞥见排队过关的人群中有一位背着孩子的妇女，手中也拿着相似的藤篮子，她急中生智，上前恳求那个妇女帮忙，彼此悄悄地调换了藤篮子。日本兵对那个背着孩子的妇女没有丝毫警惕，只是随便瞄一眼藤篮子就马上放行了。就这样，她平安地过了那一关。
1945年初春，梁苑萍调到珠江纵队第二支队司令部当交通员。后来又担任五桂山区合水口村情报站站长，负责情报的中转，配合游击队打击日伪军。其间，遇上日伪军到村庄里扫荡，她在群众掩护下机智躲过了。当年年底，她还奉命到澳门负责地下党领导机关的掩护工作，几个月后，部队北撤，她听从党组织安排，回到家乡，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直到新会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梁苑萍一直从事妇女工作，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数十年后的今天，梁苑萍回忆自己当年选择的革命道路，以及几次“潜伏”经历，都感到无怨无悔。
她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属于假结婚，服从党组织的安排，第二次属于真结婚，也是服从党组织的安排。而她本人对两次结婚都表示满意，假结婚，让她顺利地完成了党组织下达的任务，真结婚，让她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