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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似于抗生素与细菌抗药性这样相互对立竞争的问题在世界上到处都是
原来希望能够奖勤罚懒的“记工分”实际上变成了“奖懒罚勤”
在如今的“记工分”的制度下，失败就是没有收入。这样的事情，就连孔夫子也受不了
说起20世纪的科技成就，我看化学合成药物可以算是影响最大的成就之一。20世纪初，人们的平均寿命不过三四十岁，现在，多数国家的人均寿命都是七八十岁了。过去的人均寿命短，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高大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们受细菌感染是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这里，化学合成药物特别是抗生素的作用功不可没。所以，有人认为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的发现和使用应当说20世纪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之一，我看是有道理的。
世界上的事情，都有自己的对立面。有矛就有盾。有导弹，就有人研究出反导系统。有抗生素就有具有耐药能力的细菌。
拿青霉素来说，我小时候，配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称盘尼西林的）是很灵验的，基本上都是肌肉注射。后来，就换打吊针静脉点滴了。注射的剂量大了好多倍，还是常常不管用，要换其他较新的抗生素。
从化学成分说，青霉素属于beta-内酰胺类化合物，它可以阻碍细胞壁的合成，从而使细菌的细胞壁缺损而死亡。哺乳动物的细胞没有细胞壁，所以，青霉素对细菌的选择杀灭作用是很好的。但是，有些细菌能够产生beta-内酰胺酶，在这种酶的作用下，beta-内酰胺类化合物容易被水解，这样，药物的有效成分被去除，也就起不到抗菌的作用了。这是细菌对青霉素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的一类重要的机理。
并不是所有的细菌都产生耐药性的，也就是说，不同细菌产生耐药性的大小不同，甚至不同细菌个体产生耐药性也可能不同。这样，我们用青霉素杀灭细菌，有可能仅仅把耐药性略差的细菌种类或细菌个体杀灭了。留下了少数耐药性强的种类或个体。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细菌又会大量繁殖它们的后代。由于遗传的因素，这些后代细菌的抗药性很可能仍然是强大的，统计地说，他们的抗药性应当强于那些前代的细菌。如果这样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细菌的抗药性将会越来越强大，青霉素的药力就会越来越差。
人要用药物杀灭细菌，细菌产生耐药性。这种耐药性，并不是细菌自己有意识地产生的。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就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这种“自然选择”实际上是人工用药的结果，因而也可能说是“人工选择”。
当然，人们不会听任这种事情的泛滥。人们就寻找出新的抗生素，这种抗生素的杀灭细菌的机理与青霉素有所差别，于是，原来对青霉素产生抗药性的那些细菌就抵挡不住新的抗生素。于是，它们就可能被大量杀灭。
然而，上面所说的“人工选择”的过程，将又一次发生，其结果就是产生对新抗生素耐药性的细菌，于是，在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又将启用更新的抗生素。
只要有细菌危害人的健康，人类就一定会想办法杀灭这些细菌，而细菌也一定还要被“人工选择”成为具有抗药的能力，人们也就要想新的办法。这个过程将不会完结。
这就是说，人类在与细菌正进行着竞争：看人类找到新抗生素的速度，能不能赶上细菌产生耐药性的速度。我们希望这个过程能够漫长一点，不要让细菌的抗药性产生得这么快，要让寻找杀灭细菌办法的人员能够更加从容一些。
现在的办法之一就是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因为滥用抗生素的结果就是使得“人工选择”产生“超级细菌”的过程变得很短。
以上这些话，说的都是现在宣传的科普常识。其实，类似于抗生素与细菌抗药性这样相互对立竞争的问题在世界上到处都是。
比如说，有人不喜欢抗虫棉，说转基因抗虫棉会培养出可以食用抗虫棉的昆虫，从而破坏环境。实际上，任何企图杀灭昆虫的办法都会“人工选择”出与该办法相对抗的品种。如果人们一直用紫外线灯（所谓黑光灯）诱杀昆虫，我相信也能够“人工选择”出对紫外线没有趋光性的害虫。用任何化学或生物杀虫剂，也都可以“选择”出对抗这种杀虫剂的品种。即使用老祖宗最原始的办法，用人工去捕捉杀灭，也会选择出人们不容易看清楚的具有保护色的害虫。所有用单一办法去“抗虫”的，必然产生能够躲避这种办法的昆虫。
广而言之，世界上解决问题的任何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都有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适用范围。超出其适用空间或时间，使用某一个办法去处理某一类问题，一定会“选择”出对抗这种办法的办法。
如果说，像细菌、昆虫等生物有待于“适者生存”这样的“选择”，从而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耐药性”等抵抗被杀灭的办法，那么，在社会管理的领域，由于人的能动作用，人们能够很快想办法来应付或对抗管理者提出的办法。
教师的工作量制度是80年代就恢复了的，不过，那时候只是供考核之用，并不怎么当真管用。到了90年代，政策逐渐放宽，上面不给学校增加多少经费，但是给“政策”，允许并鼓励学校自行“创收”。教师的收入也一涨再涨，但是，大多数增加的收入都是创收而得。这样，学校对于教师的管理便采用了“记工分”的办法，据说这就是按劳取酬，为的是“奖勤罚懒”。
按劳取酬、奖勤罚懒是完全应当的事情。在80年代也确实存在“大锅饭”现象，学校里的教师干多干少一个样（那时候没有多少“奖金”，即使有一点也基本上平均分配）。随着基本工资之外的创收收入的增加，如果继续搞大锅饭，那确实会伤害努力工作的教师的积极性。
按劳取酬、奖勤罚懒是好事，但是，具体到完全采用“记工分”这个办法就引发了很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恐怕有两个。
一个问题是使学校的教学水平大大下降。众所周知。教书的好坏是难以量化的，能够量化的只是上课的数量。因而所有单位所记教学工作量只能是上课的多少。一门高质量的课与随便“糊弄”的课相比，实际工作量可以相差不知多少倍，但是，如今记录在案的工作量却是一样的。这样，原来希望能够奖勤罚懒的“记工分”实际上变成了“奖懒罚勤”。如今各大学教学质量的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奖懒罚勤”造成的教师对教学质量的不负责任。
另一个问题是大量引发科研中的不正之风。应当说，一开始的几年里，在有较好科研习惯和传统作风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大多数教师和科研人员能够尊崇自己的传统，珍视自己的名声，在论文中弄虚作假的情况还比较少见。但是，随着按照论文数量“记工分”制度的逐步实行，人们看到了有人耍弄手段能够得到的好处，立刻也就跟了上去，这也是立竿见影的事情。
一开始是论文的灌水，发一篇论文给多少工分于是，把可以在一篇文章中都写进去的材料，分成两篇文章。原来只得一个工分的，现在可以得两个工分。后来，管理者一看问题不好，于是改变办法，“记工分”时加上了论文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这样，鼓励大家改投影响因子高的刊物。这就像青霉素不大灵验，改用新的抗生素。但是，人们还是可以想出来新的应付办法，那就是投稿热门刊物，研究热门课题。
如今，做热门课题的人越来越多。热门课题论文容易发，但是，在热门课题里真正能够“标新立异”的实在不多，大多数都是跟风。实际上，真正能够在科学上有开创性贡献的，往往不是热门课题，而是不知道什么地方。这种课题往往失败的次数比成功的多不知道多少倍。而在如今的“记工分”的制度下，失败就是没有收入。这样的事情，就连孔夫子也受不了，也要哀叹：“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另外，知识分子，即使能够容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条件，也难以忍受因“无能”而排名末位的羞辱。所以，如今在“记工分”管理制度下的高校教师，肯去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找“厚木板”打孔的人是很少很少的了。
与给“厚木板”打孔相反，在“无本万利”的诱惑之下，弄虚作假的却越来越多。为了把自己的学校“搞上去”，搞出成绩，很多学校的管理者对于发表论文给予高额奖励，越是落后的高校，这种奖励的金额越高。正如马克思所说“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为了名和利，他们铤而走险，捏造数据、剽窃他人，弄虚作假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前些年，井冈山大学的两个所谓教师，竟然论文造假达70篇之多。最近这些年来，虽然人们像对过街老鼠那样对于弄虚作假高声喊打，但是论文弄虚作假者仍然“前赴后继”，层出不穷。虽然有时候改头换面，花样翻新，企图躲避被查，但弄虚作假的实质仍然不变。究其原因，像“记工分”这样的管理手段仍然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学校的排名是从来不管是否弄虚作假的。
用抗生素来对抗危害人类健康的细菌，这是完全需要的，功莫大焉，但是，滥用了抗生素，却会迅速“选择”出耐药性细菌，这是不适当使用抗生素的结果。同样，在收入分配中采用按劳取酬的办法，奖勤罚懒，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管理制度设计得不合理，应用得不恰当，就会适得其反，成了“奖懒罚勤”，使得教师不认真教学，更给了不守规矩的人钻营取巧的机会。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光有好的动机不行，光有一般的原则也不行，还也要有切实有效的具体办法，要有适合各处情况的有弹性的灵活措施，才可以把事情做好。不管是医生看病，还是学校的管理，光靠把几个指标输入计算机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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