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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怡｜从线下到线上——贵州三地花灯歌舞音乐表演的媒介转换与消费变迁

中国音乐ChineseMusic · 公众号 · · 2025-02-24 22:20

正文

从线下到线上——贵州三地花灯歌舞音乐表演的媒介转换与消费变迁

梁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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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花灯歌舞音乐原是庆贺新春的年节表演，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贵州遵义和金沙、息烽及周边地区却呈现出常年性的表演样态且活跃度极高。目前，随着快手和抖音等手机应用程序的迅速崛起，加之2019—2022年因新冠疫情采取的防控措施因素，促使这一带花灯歌舞音乐的“云端”分享成为其表演与传播的新常态，由此构成民俗传统的两次文化转型。笔者通过实地考察与线上参与后发现，该区域花灯歌舞音乐在线下与线上均展现出“集体参与”和“全民狂欢”的生存样态。而由于媒介转换引发的音乐消费变迁，既为表演者带来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也为此类传统音乐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力。

关键词 : 花灯歌舞音乐；短视频与直播；媒介转换；音乐消费

中图分类号 : J607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2-9923（2025）01-0098-15

DOI: 10.13812/j.cnki.cn11-1379/j.2025.01.007

作者简介: 梁怡（1992— ），女，汉族，中国音乐学院2023届博士毕业生，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在站博士后。

本文为《中国音乐》编辑部举办“第五届音乐学硕博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获奖博士论文。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2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新进教师科研启动项目”（项目编号：CCNU24XJ024）的阶段成果。

From Offline to Online：Media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ing Audiences for Huadeng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s in Three Regions of Guizhou

○Liang Yi

Abstract: Originally performed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Huadeng song and dance music evolved into a year-round performance tradition in the late 1970s, particularly in Zunyi, Jinsha, Xifeng,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Guizhou. In recent years,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platforms such as Kuaishou and Douyin, coupled with the COVID-19 lockdown policies from 2019 to 2022, facilitated the online shar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Huadeng song and dance performances. This shift led to significant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within these folk traditions.Fieldwork and online participation revealed that Huadeng music activities fostered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and widespread celebration in both offline and online settings. The transformation in media consumption not only generate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performers but also introduced new cultural momentum,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is traditional art form. This case study highlighted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digital media and traditional music, offering insights into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and modern technology.

Keywords: Huadeng Song and Dance Music；Video Clips and Live Broadcast；Media Transformation；Music Consumption

前言

花灯歌舞音乐原是庆贺新春的年节表演，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贵州遵义和金沙（隶属毕节市）、息烽（隶属贵阳市）及周边地区却呈现出常年性的表演样态且活跃度极高。目前，随着快手和抖音等手机应用程序的迅速崛起，加之2019—2022年因新冠疫情采取的防控措施因素，促使这一带花灯歌舞音乐的“云端”分享成为其表演与传播的新常态，由此构成民俗传统的两次文化转型。从年节到平日，从线下到线上，这一区域花灯歌舞音乐表演的时间转换与媒介变迁现象引发笔者极大关注。

音乐的传播媒介从纸质书写到唱片、CD等，并逐渐迈向无线电广播和QQ音乐、网易云等数字平台，再发展至用户与表演者“面对面”的网络直播表演，这一过程充分说明人类分享和传播信息的途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络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26亿人，用户使用率为95.2%。 ¹ 这一庞大数据不仅反映了人类传播媒介使用习惯的变迁，而且揭示出消费方式的更迭。仅2023年，抖音演艺类直播 ² 共开展45.5万场传统文化演出PK，打赏“票房”最高的五大曲艺分别是评弹、相声、粤曲、南音和二人转。 ³ 繁盛的网络音乐文化现象引发诸多学者关注，并就此展开调查与探讨。其中，既有围绕传播现象与音乐行为做的专题性思考 ⁴ ，也有对用户群体展开的民族志调查 ⁵ ，还有通过个案反思虚拟音乐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⁶ 、从学理层分析自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乐舞表演形态与传播方式的变迁 ⁷ 等内容。此外，喻辉与斯蒂芬·怀尔德（Stephen Wild）主编的《互联网语境中中国音乐的国际视野》 ⁸ 一书更是收录多个中国音乐网络传播的民族志个案，极大地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但目前来看，有关传统音乐网络研究的文献还为数较少；就线上音乐表演主体如何完成其内容生产及行为动因等议题，现有文论着墨不多。

传播媒介的迅速转换亦对音乐消费观念和方式产生较大影响，学界已有研究主要围绕流行音乐和艺术音乐展开经济学、社会学与管理学方向的分析与阐释 ⁹ ，以传统音乐为消费对象的多集中于史学领域，如曹丽娜 ¹⁰ 、姚冰和陈玉丹 ¹¹ 、韩启超 ¹² 分别关注古代乐舞、戏曲音乐和音乐消费史。而当代传统音乐文化的消费环节、金额及其背后所涉之经济要素等，则由于种种原因较少有研究者触及。但这一内容，又恰恰是民间艺人或传统音乐得以存续的重要因素之一。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光投向活跃在贵州遵义和金沙、息烽三地的花灯歌舞音乐表演者，对其由于传播媒介转换带来的表演形态和消费变迁的内容进行民族志书写，分析该区域内花灯“集体参与”和“全民狂欢”现象产生的历时与共时性因素及音乐发展与经济的内在关联，为其他传统音乐的传播方向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

一、从年节到平日：花灯歌舞音乐表演时间的变迁

清朝时期，贵州地区花灯表演极为盛行。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引康熙年间徐宏业旧志云：“黎峨风俗，正月十三日前，城市弱男童崽饰为女子装……盖假为采茶女，以灯作茶筐也，每至一处，辄绕庭而唱，为十二月采茶之歌。” ¹³ 至光绪年间，前述歌舞不仅加入了戏剧表演，演出时间亦产生变化：“十一至十六日，谓之灯节……又有为花灯，装士女唱采茶歌，或扮演杂剧者。” ¹⁴ 1875年，罗文彬《乙亥日记》记录其所见之跳灯场景：

正月初十日、戊申，微晴……行六十五里抵牧猪箐（息烽至乌江间），宿得兴店……有入店唱灯者，鼓锣喧阗，人声嘈杂，数刻乃去。

正月廿一日……薄暮始抵后坝（遵义属）、宿吴合兴店……复有唱灯者来，不堪其扰，遂闭门寝。 ¹⁵

上述记载说明，旧时贵州各地跳唱花灯的时间并不一致，但主要集中于正月期间 ¹⁶ 。

20世纪80年代，《黔北花灯初探》一书记述的表演时间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近年来花灯活动已由“季节性”转向“常年性”，打破了只是春节期间才玩灯的时间界限，而转向平常有事也玩花灯，如结婚、祝寿、祈子和建房等。 ¹⁷ 遵义泮水在20世纪80年代更是被誉为黔北的“幺妹村” ¹⁸ 。笔者对黔北知名灯师罗老三 ¹⁹ 的访谈也可直接佐证这一事实。据其回忆，遵义泮水和邻近的金沙等地花灯原本只在春节表演，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土地下放到户之后，老百姓家里“过事”均会邀中意的文角和武角 ²⁰ 跳灯庆贺。作为历史传统的当下延续，贵州遵义和金沙、息烽及周边地区的唱灯、跳灯和听灯活动早已融入当地日常生活之中。除春节外，结婚、生子、开业、庆寿、建房、佛诞和葬礼等各种场合皆可邀灯师表演，每日还有花灯茶馆可供休闲娱乐，夜间广场更是中老年灯客表演的集中地。近几年来，这些繁盛的现场演出也被老百姓用智能手机同步至网络平台，从而形成花灯歌舞音乐表演传播的新样态。

二、线下：常年性花灯歌舞音乐表演的两种样态

在遵义和金沙、息烽及周边一带的老百姓眼中，花灯类别十分多样。当地人按表演场合将其分为在婚丧嫁娶时跳的“期程灯”与在茶馆和广场等地跳的“耍灯”两大类。其中，喜灯、庙灯、寿灯和孝灯等均属期程灯，简称“跳期程” ²¹ ，需遵循较为严格的表演程序与民俗礼规。耍灯则无任何限制，以群众自娱为主。此外，亦有跳灯人按功能将花灯分为“耍灯”“喜灯”“神灯”和“送宝灯”四类。“神灯”是春节期间由地方花灯会组织且专用于庆贺新春的大型活动，需扎牌灯、设灯堂，遵循“请神—娱神—送神”这一表演过程。“送宝灯”则是灯班为助事主生子或治病之愿而送“宝”，待事成后再组织“还宝了愿”的仪式与跳灯活动。本文取前一分类详述。

（一）期程灯

期程灯的表演内容和过程按主家要求进行，但跳灯人一般会根据具体活动与庆贺目的预先安排一套仪程。若想看更多、更复杂的表演，主家可提前告知对方并商议好相应报酬。通常，主家先请“先生”看好期程，后遵喜好自行或托相熟之人邀请文角、武角，再喊几个打击乐手，至此便能凑成一场精彩绝伦的花灯演出。遵义和金沙、息烽等地由于距离较近，当地人在“圈子”里一打听立马可知当晚哪里有期程以及谁来跳灯。若请的是名角 ²² ，灯友们便竞相在朋友圈或微信群转发“今晚某地，文角某某和武角某某”消息，只盼来的人越多越好。看灯人不论是否与主家相识、距离多远，都会追来看灯。会跳、唱的灯友，还争抢着上场与文角对跳。演出时，幺妹通常身着红色长袖上衣，下穿黑色长裤，头戴绢花饰品。（见图1）唯有跳庙灯和孝灯时，才会换上白色或素色衣裤。武角则较为随意，日常便装即可，有时也会着红色套装以示喜庆。跳灯所用道具为扇、帕，文角左手转帕（现多为东北二人转使用的手绢花），右手持花扇，也可双手转帕表演；武角可拿一彩扇，不用扇时仅双手舞动。

图1 喜灯

图2 庙灯

2022年7月和2024年2月，笔者跟随罗老三、李小梦、熊敏等名角参与了多场期程灯表演。笔者通过观察和比较发现，跳期程有较为模式化的程序，即按“说吉利—梳妆打扮—造华堂、造财门、定财门、画财门、开财门、踩财门、踩华堂、踩五方—参神—跳灯—打钱杆—谢神—掩火—盖魁”这一过程展开，其他特殊性乐程如“财神登殿”“出先锋”“磨刀备马”“砍五方”等视主家要求而演。整场表演最热闹的时刻，当属临近尾声的打钱杆环节。文、武二角在完成数个高难度定型动作后，便在总管 ²³ 带领下走到事主及其亲友面前用钱杆击节唱恭贺从而获得额外收入。钱杆曲调较为单一，唱者即兴编词，以各种美好祝福将对方唱得心花怒放从而自愿献上百元大钞。红包越多，跳灯人唱得越是起劲。按当地习俗，若家中亲人逢喜事请花灯庆贺，近亲要给跳灯人红包以示家族兴旺。

（二）耍灯

耍灯主要在广场和茶馆表演。前者是中老年人夜晚聚集在街道或广场等地跳唱，以自娱为主，不涉及任何经济报偿，为花灯爱好者自发组织。后者则集中于茶馆这一特定的营利性场所。在一个约30平方米的房间内留出表演空地后，四周摆上桌椅供来客饮茶、观看，最多能容纳40人。结合笔者访问的多位老灯师、花灯爱好者和茶馆老板的口述资料，明确其是近15—20年才兴起的一种平价消费地，最早是从金沙县城向各乡镇扩散开来。

开茶馆的老板，有喜欢花灯但不会跳的，她们身边有一位关系亲近的人负责联络幺妹和会打锣、鼓的灯客；也有自己就是灯师的，若当晚幺妹失约或空缺，老板便会上场。2022年7月，笔者做了一个粗略统计，发现遵义和金沙、息烽等地以金沙县茶馆为数最多，县城内有3间，沙土镇有4间，安底镇有1间。与其相邻的遵义市播州区1间，贵阳市息烽县流长镇1间。各茶馆营业时间不同，但收费标准和表演形式基本一致。如金沙县城内长江大道旁的茶馆选址偏僻、距居民区较远，因此每天营业。而流长镇的茶馆位于街道边，为免扰民一般周四、周日营业，类似的还有安底镇的茶馆（周二、周四、周六营业）。其表演通常于19∶30开始，23∶00结束。提前或延长时间，均视在馆人数而定。数量众多的茶馆也自然产生了商业竞争。老板们为吸引灯客，不得不增强其娱乐性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沙溪坝茶馆老板张道芬透露：“我们手上有20多个幺妹，天天都换。经常重复的话，客都不来了。一般都是10天之后才会重复同一个幺妹来演。我做生意，别人要喝茶我都会再添。卫生也要搞干净，不然别人不来。” ²⁴

此外，各地茶馆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息烽县流长花灯茶馆在流长花灯会支持下于2019年7月开始营业，它亦是得到官方挂牌并认可的“文化传承地”。笔者在该馆看灯时几乎场场爆满，在座的不仅有文化站站长，还有县人大委员。为更好地维护其运营秩序，流长花灯会专门协助老板制订了一些规则。馆内三面墙上均贴有醒目的红色幕布黄色字体提示“严禁醉酒、高血压、冠心病进入会馆唱跳花灯”，以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流长花灯会”等字样，还有“跳灯告知书”写明茶水费与跳灯定价。此外，还贴有多张A4纸打印的通知，如“严禁上身不穿衣服、裸身等人群进入会馆的通知”“跳灯时间规定”等。当然，各地也存在“无规则”的茶馆，仅告知茶钱和跳灯费用，此后灯客便可自行耍灯。

说起当地人对花灯的喜爱程度，可用一个小细节佐证。笔者某晚在流长花灯茶馆看到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与幺妹跳灯，两折过后他气力便接不上，余下灯调还是现场其他灯友一起笑着帮他唱下来的。第二日在沙土茶馆又碰到了这位老先生。一问才知，天一黑他便跟着同村人乘车从息烽赶来，这是他今天玩的第二家茶馆。当时已近22∶45，但茶馆仍旧满座。从诸多参与茶馆花灯表演的灯客年龄和性别观之，聚集在此的主要是中老年男性群体。相较而言，期程灯的受众年龄层次更为丰富且男女皆有。而当地人这种“集体参与”唱跳花灯的习俗，亦随着智能手机和直播软件的普及逐渐从线下蔓延至网络云端。

三、线上：短视频与直播中的花灯歌舞音乐生产实践

据笔者观察，相较于快手而言，抖音是线上花灯表演者最常使用的应用程序，且大多是在2020—2021年期间频繁使用直播进行线上分享。这些账号主体一是花灯名角，他（她）们本身便是当地知名跳灯人，在地方和网络上拥有超高人气，抖音流量大、粉丝多。文角如周琴、李小梦、袁小秋、汪四嬢、邹道燕、熊敏、陈莎莎等，武角如高幺哥、陈小秋、陈老三等。二是当地花灯爱好者，他们不仅会唱跳花灯，而且常“擂（lui ⁵⁵ ）” ²⁵ 灯，直播自己参与的各大跳灯现场。当然，录制短视频也是上述主播发布日常和展示表演的路径之一。

（一）短视频中的花灯歌舞音乐表演

从内容和运营方式观之，粉丝过万的花灯名角和爱好者的自营账号平时发布的短视频较为随意，多为日常生活和花灯唱跳表演，但也会收获较多点赞、留言、收藏和转发。而在专业运营团队管理下的“黔北花灯罗老三（收徒中）” ²⁶ 和“快乐刚哥（贵州花灯，民间小调）” ²⁷ 发布的短视频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着精心的设计，包含劝世文、评时事、唱跳花灯和通知表演信息等。通常，策划者会与博主预先商定近一周可发布的主题与内容，然后撰写脚本，再一次性录制多个作品，由专人进行审核、剪辑与加工，最后每天发布以保证账号的更新频率。运营人员还会将这些视频按主题精选、归类制成灯调合集，如《劝世文》《十八好汉》《土地公公唱张四姐》《十二月劝孝》《英台十字想郎》等，提高相关作品的曝光率，从而获得更多流量和粉丝关注。

在贵州康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打造与包装下，“罗老三”于2021年9月2日入驻抖音平台并发布了第一条自荐短片。随后，这条1分钟左右的视频在一个月内拥有了上万次观看量、上千用户点赞及数十人留言，评论区不乏花灯名角。积攒一定人气后，同年10月1日19∶00—23∶03，“罗老三”首次开播并创下了极佳的单场数据：新增1838位粉丝，18.3万人观看，48.9万点赞，951人评论，513人送礼，2.3万音浪 ²⁸ 。至11月15日，该账号已有6.2万人关注，短视频获赞41.4万。相较而言，另一团队运营下的“快乐刚哥”由于规范性不及前者导致粉丝数据欠佳。这一是账号主体存在偶尔会删除或隐藏大部分已发布的短视频，然后再将已发布内容重新编辑和发布的情况；二是作品更新速度慢、中断时间长、直播不定时等极大影响了粉丝增速，甚至出现“掉粉” ²⁹ 现象。

（二）直播中的花灯歌舞音乐表演

除短视频外，直播是花灯博主吸引粉丝、扩大流量和收获打赏最直接的途径，表演形式分唱灯和跳灯两种。

1. 直播唱灯

直播唱灯是以演唱灯调为主，无舞蹈表演，有单人直播唱灯和多人PK唱灯。

（1）单人唱灯

这是花灯博主较多采用的一种“吸（引）粉（丝）”和自娱方式，优点是方便快捷。以自娱为主的花灯博主，直播时仅唱灯和闲聊，较少使用“话术技巧”刺激粉丝送礼消费，因此所获打赏不稳定，抖币 ³⁰ 价值不高。而以打赏为目的直播唱灯，由于采取了多样化的直播策略，再加上出口成章的表演者，获得了较为丰厚的实时打赏。这点，在“罗老三”直播间较为明显。直播时，他有两位年轻副播 ³¹ 协调画面、回答粉丝问题和炒热气氛等，这种较为专业和规范化的辅助搭建了一个良好的直播环境。此外，为模糊有经纪公司打造的商业形象和塑造“非遗传承人”和“传统文化”的个人IP ³² ，两位副播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罗老三的孙子和孙女。在介绍自己“爷爷”时，他们强调花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罗老三是非遗文化的传承者，直播是为了传播贵州本土文化，在粉丝心中为其塑造了极佳的个人形象。休息空档时，他们也会帮罗老三“打广告”，告诉大家有期程都可以请他唱灯。这对不熟悉智能手机但唱灯经验丰富的罗老三而言，他仅需坐在镜头前唱灯并回答粉丝提出的问题即可。

2021年10月至2022年1月底，罗老三每晚19∶30开播，两位副播先在镜头前预热气氛，提示粉丝加关注、点亮灯牌 ³³ 和点赞 ³⁴ 。唱灯时，罗老三双手持钹坐在画面正中，其后左、右各一位打鼓和锣的乐手伴奏与帮腔。粉丝要想听灯，必须首先点亮灯牌成为粉丝团成员。点灯方式有两种，一是粉丝拼手速，19∶45准时在公屏 ³⁵ 打出灯名，副播截屏前五首，罗老三按顺序演唱，唱完后再换粉丝点灯。二是“抢榜”点灯，即按直播间实时刷礼物数量最多的前五位粉丝（即榜一到榜五）顺序点灯。当天所唱灯调不能重复（见表1）。据观察，罗老三直播唱灯实时在线人数最高时有6252人，其他则稳定在500—600人。

表1 “罗老三”直播间唱灯曲目与数量表（扫描文首二维码）

直播表演时，罗老三会完整唱完每首灯调，有12个月的唱词便一定唱满。通常一支灯（包含打击乐间奏）唱完需花费7—12分钟，偶尔也有20分钟的，如《寿灯》《茶山调》《麻城调》《十字想郎》等。每首唱完后，罗老三会用一个固定曲调作转折并奉上美好祝愿：“这折花灯唱得长，唱得那东方出太阳，唱得我家人们财源更比水源长，呀咿呀呀，财源更比是水源长。”这时，粉丝会立刻刷礼物以示感谢。为了将点灯粉丝唱得高兴从而获得更为高昂的打赏，罗老三还会在传统灯调基础上即兴编词，加入“感谢老铁”“今晚都来我直播间耍，今晚花灯唱来把你们贺”“看到你气球就送进门，得到你礼物我要继续唱完成，感谢雪飞好心情”“老寿星你看家娃儿在清华、北大是考头名”等新词句。那些想不出曲名但要主播为自己唱恭贺的，罗老三首先问其从事哪个行业，再即兴唱恭贺。偶尔也有不会唱的，此时他会非常谦虚地告诉粉丝自己不会，可用内容相似的另一首灯调代替。偶尔主播唱错词或记错了曲调，粉丝会立马留言提醒。在此，以罗老三为中心，花灯爱好者们在云端形成了一个自由且开放的“线上社区”（见图3）。直播间“面对面”的现场询问和实时回复，也给观众带来了一种接近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这种“媒介真实” ³⁶ 有助于建构更为直接和亲密的交流互动。

图3 “罗老三”直播间唱灯画面（扫描文首二维码）

此时的罗老三由公司管理，基础工资较为固定，直播间丰厚的打赏无法尽数到他手中。粉丝为其和花灯而来，但他本人收益却无法与之形成正比。在罗老三向公司提出调整收益但协商未果后，他毅然结束了与前公司的合作，并重新申请了两个新账号自己运营。尽管现在拍摄、发布的唱灯视频一如从前，但账号简介、作品质量和直播效果明显不及前一账号那般优质。刚开始，他还因为不懂直播规则说出“违禁词”而遭到“封播” ³⁷ ，这直接影响了新账号粉丝的增长速度。后期，他也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直播方式，即下文所言的多人PK。

（2）多人唱灯

多人唱灯是一种无伴奏、数人接唱同一首灯调的表演形式，有自娱自乐型和PK打赏型。前者一般为3—5位关系较近的花灯爱好者（或灯师）直播唱灯、聊天，以“灯”会友。一支花灯每人各接唱一段，既保护嗓子又娱乐身心。这类直播最多时是在新冠疫情防控严重期间，由于防控措施导致期程取消、茶馆暂停，心痒难耐的灯友们便自发在“云端”开展唱灯的消遣活动。后者则以获取经济收益为目的的唱灯PK，即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播连线，双方粉丝打赏上分论输赢。

通常，相识的三四位花灯博主会提前约好时间。连线后直播画面一分为多，账号旁显示分数。正式唱灯前他们会讨论哪里有期程或花灯唱词的问题，待人数较多后便开始。演唱曲目由粉丝决定，各直播间轮流点灯。点好灯后由一位主播起头，另一人接唱第二段，依次展开直至整首灯调结束。唱完后分数低的受惩罚，一般为画鬼脸或边深蹲边唱灯。惩罚过后分数归零，再来比拼。为不让自己喜欢的主播受惩，粉丝会不停刷礼物以增加其分数来赢得胜利。这种表演形式也是罗老三2022年6月开新账号后主要采用的方法，可通过与多个名角主播的互动提升自己的人气（见表2）。没有期程邀约时，罗老三几乎每晚直播。一般从19∶00开始，结束时间不定。这种多人连线唱灯的优势在于，间歇长，有足够的休息时间；粉丝打赏速度快，礼物累积价值高。有时主播也会应粉丝要求，边唱边打钱杆表演。

表2 “罗老三”直播间连麦唱灯情况表（扫描文首二维码）

2. 直播跳灯

与前述唱灯表演不同，直播跳灯是各账号吸纳粉丝、积攒人气的主要方式，但风格和画面大相径庭。例如“快乐刚哥”在自家堂屋直播，屏幕中央为幺妹和唐二，两人身后的墙边靠一盏牌灯，四方桌上置三盏花灯。文角男扮女装，身穿花色上衣、长裤，头盖一粉色毛巾，背垂长辫，左手拿帕；武角头戴草帽，身着黑长衫、红背心，右手拿草编蒲扇。打鼓、钹、小锣和大锣的三位乐手与“快乐刚哥”本人在画面外，分别负责奏乐和演唱。与罗老三积极和粉丝互动且低调谦逊的直播风格不同，“快乐刚哥”不回复粉丝的任何问题，亦很少开口让粉丝刷礼物。他多是在打击乐间歇时拿起另一部手机到镜头前连续点击屏幕，同时大喊：“大家赞赞点起来下，把人气走起来！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主播，直播间榜一、榜二、榜三，大家都关注一下。”以此增加人气。“快乐刚哥”演唱的灯调唱词变化多，曲调变化少。有时一晚仅唱3首，也有一晚唱5首的记录。其直播时间不固定，常三四个月不开播，导致粉丝增量不明显。罗老三在公司“包装”时期，也会邀当地名角（如李小梦、王四妹等）来直播间跳灯供粉丝在线观赏。其账号最开始直播的一场耍灯，实时观看人数高达1.9万人！粉丝打赏的高峰集中于文、武二角表演高难度钱杆动作时的画面。但这种耍灯直播的打赏明显少于唱灯所得，且不确定性较大。因此，他们一个月才会安排一到两次。

另一种常见的跳灯直播来自花灯名角、爱好者和茶馆老板的抖音，展示他们当天参与的期程灯或茶馆灯。跳灯前，博主用支架将手机固定并调整好画面，然后实时直播。为那些喜欢看但无法亲临现场的灯友提供远程参与的机会。但这种直播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缺点，如画面不全、缺乏实时互动、遮挡镜头（因有人走动）以及手机没电下播等导致粉丝体验感下降。此外，若现场有人衣衫不整或抽烟等行为，直播间立刻会被官方封禁。而这些也会影响在线人数的增长。

当粉丝积累至一定数量后，带货便会成为花灯博主流量变现最快的一种方式。若举措得当，可直接将粉丝转化成消费者来赚取佣金。这种带货现象在目前的花灯博主中尚不明显。笔者仅关注到一位粉丝过万的主播——“贵州付二妹”曾尝试以跳唱花灯的形式带货，她还邀请了息烽知名武角徐明刚一同表演，但一两个月后就因卖不动产品选择放弃。尽管目前带货花灯主播较少，但依笔者所见，只要仔细分析用户群体，选购更适合的产品，以唱灯为核心再配合适当的运营策略，未来花灯博主的发展前景仍旧十分可观。

四、花灯歌舞音乐表演的消费与受众群体

清光绪时，贵州方志载：“唯正月元宵……拣少年为女装，伴以鼓乐，沿门踏唱，主人酬其灯费，或觞以酒。” ³⁸ 过去，春节跳灯表演的报酬多是接灯人招待灯队喝酒吃饭，并赠糯米粑、香烟或少量“打发钱”以示感谢。但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打赏金额越来越高，有时甚至成为主家炫耀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另外，文献中以男童扮装的花灯表演，笔者曾在湄潭县金塘村和凤凰县水田村、麻阳县大塘村目睹，其他地区多为成年男性或女性直接参演。据罗老三回忆，改革开放前遵义和金沙等地的幺妹均为男性反串，改革开放后才有女性加入。时下，这一区域从事职业跳灯的人数正逐年增加且呈现出年轻化趋势。金沙最年轻的幺妹李小梦18岁便成为当地知名文角，其二妹去年大学毕业后也积极投身这一行业。女性文角数量的增多从侧面说明跳灯具有较高的价值回馈，而这一现象与其地缘环境密切相关。

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为遵义和金沙、息烽等地花灯歌舞音乐的商业化提供了现实基础。此三地均邻近中国“酒都”——仁怀市，闻名世界的“国酒”（茅台酒）便出自其辖区的茅台镇。该市及周边因酒而兴，围绕造酒和售酒形成的整个产业链为当地百姓和政府创造了极高收益。2022年，仁怀市全年生产总值达1706.70亿元，财政总收入约835.83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6.0785万元， ³⁹ “经济总量预计位列全国百强县市第12位” ⁴⁰ 。仁怀发达的经济条件使遵义和金沙、息烽等地的跳灯人都特别愿意，并且希望被邀请到当地跳灯，甚至不少仁怀散酒加工厂老板就是包灯人 ⁴¹ 。这点，在线下与线上均有十分明确的体现。

（一）线下收入与直播打赏

1. 线下收入

春节期间的跳灯收入明显高于平日。罗老三告诉笔者：

我们以前过年到仁怀跳灯，一晚就能跳一万多。但我们耍灯的人只能得几百块，钱都给包灯的人赚去了。幺妹子跳一晚上1200，我扮武角600，打锣鼓的每个200，2000多一晚就把我们包了。每天晚上他带我们出去，一晚带我们玩5家，每家给个千把块钱，两家就把我们的工资玩到了，剩下的都归包灯的。我们泮水这边的包灯人不多，仁怀那边多些，因为那边经济很好，打得起水（方言，即可获得较高收入的意思）。 ⁴²

在日常期程灯的表演中，武角报酬一般为400—600元，幺妹600—1200元（名角酬劳更高）。有时由于时长或内容复杂，主家也会多喊一两个幺妹或武角帮忙。这种帮跳的副角收入低于“主角”，一般武角200—300元，文角400元。

除期程灯外，茶馆也是线下花灯消费的集中地，其营收归茶馆老板和跳灯幺妹。前者获益的方式，是灯客来馆花3元（之前2元）买一杯茶或矿泉水后坐下赏灯。若当晚来的幺妹人缘好受欢迎，茶馆老板一晚最高能收入180元茶水费。当然，他（她）们并非完全以此为业，白天还有专职工作（如小卖部老板、保险业务员，也有本身就是职业灯师）。灯客与幺妹跳灯则需另外付费，一支灯在10—30元，与幺妹相熟、出手大方的来客有时一首就是上百元。她们一晚能跳600—2000元不等，但也有少于100元的情况，均视个人条件、跳灯水平以及当晚灯客情形而定。在茶馆打锣鼓的灯友纯粹出于喜好，不收任何费用，他们自身便是消费者。息烽县流长花灯茶馆贴有明确的消费告知书：

一、会馆消费：茶每杯3元，瓜子、花生每盘价格5元，矿泉水3元。

二、唱跳花灯：原则上每支调子20元起底，上不封顶（特殊情况除外）。

三、幺妹来会馆跳灯，500（元）以下一分不提，500至1100（元）提30元，1100（元）以上，上不封顶提50元，给主人家场所作打扫卫生小费。

除期程和茶馆外，售卖“灯书”（灯师掌握的所有关于跳灯的文字资料）也成为部分灯师的经济来源之一。其中，既有名角（如罗老三、袁小秋等）整理的唱词本，也有老一辈灯师或爱好者为传承地方文化收集成册的“灯书”。前者仅为灯词，无整理者姓名、出处和曲谱，翻页便是灯名目录和唱词。有些名角也会将自己的电话和微信二维码附在目录前进行自我宣传。这些“灯书”由他们自行打印后在朋友圈、抖音和当地售卖，售价为160—180元，如《民间花灯集锦》（上、下册）、《黔北花灯》（三册）。后者通常有前言、灯词出处、整理时间以及记录者等相关信息，附录有花灯锣鼓点和安位咒、化财咒等。如茅介山花灯会出版的《茅介山花灯全集》（2010年），罗登书口述、罗国强等整理的《黔北罗家寨花灯》（2014年），杨寂胤收集的《金沙花灯》（2013年）以及蔡武刚选编的《金沙花灯选集》（2018年）。此类“灯书”的价格明显低于前者，有的仅需30元。几乎每个花灯爱好者手中都有数本从不同渠道搜集而来的“灯书”，一般在6本以上，电子文档和纸质皆有。这些“灯书”的传播范围集中在遵义和金沙、息烽及其周边地区，亦有在外省的贵州人。

2. 直播打赏

直播间付费打赏一般是观众通过平台购买虚拟货币来兑换虚拟礼物，然后在观看直播时将礼物送给主播。据2023年1月抖音用户充值页面显示，抖币与人民币换算率为10∶1，即60抖币=6元、100抖币=10元。一晚花灯直播间若有两架“飞机”、三辆“跑车”再加“热气球”等其他小礼物，现金价值便可达千元以上。罗老三曾兴奋地告诉笔者，他入驻抖音后两个月内光直播打赏就收入了两万多元。其直播间有几位忠实“老粉”，如“茅台，雪飞”“欣欣知我兴”“茅台酱酒工程师”“茅台彬彬”“文利”“福哥”（皆为抖音名）等。他（她）们不仅懂灯且出手大方，有时甚至互相攀比似的给主播刷礼物，如“热气球”（520抖币）、“保时捷”（1200抖币）、“直升机”（2999抖币）和“私人飞机”（3000抖币）等 ⁴³ 。（见图3）从账户名称和互动公屏观之，这些人都与仁怀市的造酒行业相关。由于罗老三的账号粉丝增速较快，为防数据造假和维护平台秩序，抖音官方在其最开始直播时还专门安排了一位“涨粉监督”实时监测以确保粉丝数据的真实性。没有粉丝刷礼物时，“涨粉监督”也会因罗老三唱的花灯好听而给他刷“保时捷”。

在各式各样的花灯直播中，PK唱灯的收益明显高于单人唱灯。因为PK时间越长，积攒礼物越多。如连线后的直播间从19∶15开始唱灯，持续至23∶36共唱21首，若每首唱完粉丝打赏500分（即50元），一晚便可获利千元。笔者曾目睹某位女性花灯主播唱完一首灯调后粉丝即刻打赏了价值8000分（即800元）的礼物，直接击败在场连线的其他主播。 ⁴⁴ 这些收益在抖音平台抽取提成后，均为个人所得。部分灯师看到唱灯PK带来的极高价值回馈和市场前景后，都走向了直播表演的这条“快捷通道”。

（二）网络花灯表演的受众群体

花灯歌舞音乐表演的受众群体是其文化服务的核心对象，也是表演者获取经济报酬的唯一来源。这些听众深知花灯表演规则，不仅积极消费，且主动参与表演，乐此不疲、日复一日地追灯、唱灯。在线下，花灯爱好者明确具有遵义和金沙、息烽等地的地域归属。但在云端，其受众群体是否扩大？哪些年龄段的人爱来听灯？为明确此部分内容，笔者借助“婵妈妈”这一数据分析工具，以“高幺哥（学名亮全，小名纠二）”（抖音号：1443708913）和“周琴”（抖音号：1811525989）两个粉丝量较大的抖音账号为对象 ⁴⁵ ，对其受众群体进行统计和归类（即“粉丝画像” ⁴⁶ ）以观察花灯博主的粉丝特征。（见表3）

表3 高幺哥（学名亮全，小名纠二）、周琴抖音粉丝数据明细表（扫描文首二维码）

表3数据显示，高幺哥（学名亮全，小名纠二）和周琴的视频、直播观众均以男性为主，41—50岁和31—40岁的年龄段占比较多。因此，中年人是网络花灯的主要受众。此外，就粉丝所在省份和城市而言，贵州省为最，且集中于遵义、毕节和贵阳三地。账号归属地显示为外省的，多是在外务工或居住的贵州人。由此可以明确，“唱灯打赏”的习俗已经从线下蔓延至网络云端。线上看灯的人，仍以遵义、毕节和贵阳这一区域范畴为核心。当地围绕花灯歌舞音乐表演形成了普遍认可的文化消费观念，即跳灯人通过表演获得经济回馈，爱灯人花费不菲的金钱欣赏表演这一文化产品。抖音高效率地过滤、整合着受众的碎片化时间，平台还会据音乐消费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年龄、性别和民族等自动运用算法为用户推送更多其喜爱的同类型主播，这也促使花灯爱好者群体不断聚集与扩大。

（三）音乐消费与媒介转换

文化消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消费指人一切精神心理满足的社会实践；狭义的文化消费主要指人们对一切关于以文字和其他表达形式为载体的意义符号的消费，包括对一切文化消费品和文化劳务的满足和享受。 ⁴⁷ 就此而论，花灯歌舞音乐表演当属文化消费的一部分，其日常生活化表演的重要社会属性便是具有消费和娱乐主义色彩。因此，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花灯茶馆和近些年生发的网络唱灯是遵义和金沙、息烽及其周边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表演空间和消费地点从原本的主家房屋、院坝到花灯茶馆，再到连接全国各地的互联网络这一过程，经历了传播媒介与消费体验的极大转换。在音乐消费的具体过程中，爱好者（亦是消费者）通过支付报酬参与花灯的现场表演，从而达到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满足。在与年轻幺妹跳灯的娱乐性过程中，男性灯客获得了其所渴望的音乐体验和感官刺激。世俗化的审美趣味、男女之间的隐性接触在表演和消费中融为一体。而在云端唱灯的表演环境中，主播以一种夸耀、赞美的语词来愉悦听众，用一种虚拟和美化的“现实”为对方提供他人和社会认可的“理想国”，使听众在现实无法释放的压力得到暂时缓解。听众付费支持主播的表演活动，则是试图通过金钱发挥自己作为“榜一大哥” ⁴⁸ 的影响力，从而令这种付费行为成为其个人意志和审美的表达，并实质性地影响演唱过程与内容。整体而言，日常生活化的花灯表演满足了大众的享乐倾向和精神抚慰的身心需求，表演者和听众借助网络以“影音直呈”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交互式的参与。在此，网络和表演者、受众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可持续的环链，共同完成花灯歌舞音乐表演的再生产活动。

但消费也不仅仅只是一种满足欲望或者精神需要的行为，它还是一种出于各种目的和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强调，消费主义是理解当代社会的一个非常中心的范畴。他特别指出了消费对个人、团体以及整个社会的意义：“在生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的关系等一些目的；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等的存在与继续运作；在制度层面上，消费则是为了保证种种条件的再生产。而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所有上述这些活动得以成为可能。” ⁴⁹ 从实用目的来看，消费构成了人类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造就了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别样形态。首先，就个人生活层面而言，在一些复杂、严肃的年节与人生仪礼场合（如春节和婚丧、庆寿）的花灯歌舞音乐表演中，主家为满足其所需的各类功能性目的，通常会支付整场表演所需费用。灯师们还会在打钱杆环节通过即兴唱奉贺来获得主家亲友给出的红包，后者借此传达对主家的祝福并向在场宾客展示其家族势力的强大。此外，当地人消费花灯亦是在享乐的基础上维系有关过去集体记忆和社会文化的认同。尤其是中老年群体，他们在参与表演的过程中寻找那些曾在乡土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所幸，这些感知既是过去的，也是当下的。传播媒介的改变，并未影响这一区域的现场花灯表演。其次，就团体对应的社会层面而言，受众对花灯歌舞音乐多样的消费需求推动了这种民间表演市场的经济化发展。没有消费，音乐文化的生产就无以为继。诸多跳灯、包灯、直播表演以及婚丧嫁娶“一条龙”服务等个体与团队构成的整个产业链，皆源于此。最后，从社会制度层面而言，花灯消费行为的存在亦保证了这种传统音乐文化的可持续性和再生产性。

结语

花灯歌舞音乐原本是依附于春节和元宵节的年节表演，但遵义和金沙、息烽及周边地区的花灯歌舞音乐，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原生（神灯）、次生（茶馆灯、期程灯）和再生（网络唱灯）形态叠置的表演样态。区域内不仅延续着“全民尚灯”的传统习俗，而且民间艺人利用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为其未来发展找到了更多可能。新兴的传播媒介凭借便捷、直观、见人又见物的优点，成为这一带中老年群体欣赏花灯歌舞音乐现场表演外的主要途径。人们通过公屏互动、礼物打赏等实时行为将表演者与观众串联成一个交融相通的整体，进行一种新型的云端音乐文化生产与消费活动。当然，与此相似的传统音乐直播打赏类表演在当下各大网络平台层出不穷，这些新兴的、多样化的表演与传播形式也正在逐步重构着国人的日常文化生活。与之相应产生的有关著作权、身体表演、伦理道德和受众心理等音乐与社会相关的研究议题，还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关注和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田薇

脚注

1. 李政葳：《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6.4%》，《光明日报》，2023年8月29日，第8版。

2. 按抖音直播官方解释，演艺类直播包括话剧、戏曲、音乐剧、演唱会&音乐节、民族乐器、西洋乐器、美声、民歌、流行乐、芭蕾舞、现代舞、中国舞、曲艺、杂技、喜剧等主要艺术门类。抖音直播：《抖音演艺直播数据报告（2023.01—2023.12）》，抖音直播（https：//live.douyin.com/live_communication/archive/13467），2024年2月28日。

3. 抖音直播：《抖音演艺直播数据报告（2023.01—2023.12）》，抖音直播（https：//live.douyin.com/live_communication/archive/13467），2024年2月28日。

4. 如曾遂今：《音乐网络传播与当代人的音乐观》，《中国音乐》，2006年，第4期；黎彦：《网络传播与音乐行为方式的现代性》，《中国音乐》，2008年，第2期；陈辉：《新媒体时代网络音乐文化传播特征解析》，《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3期；等等。

5. 孔宵：《基于网络民族志调查的“抖音”短视频APP用户研究》，2018年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 如孙焱：《“虚拟空间”音乐田野中的音乐民族志研究——以百度贴吧越剧受众论坛为例》，《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董胜强：《网络音乐民族志与传统音乐民族志的比较反思》，《音乐与表演（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等等。

7. 赵书峰：《非遗·自媒体·语境：传统音乐表演的建构与生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8. 喻辉、〔澳〕斯蒂芬·怀尔德：《互联网语境中中国音乐的国际视野》，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

9. 如汪森：《消费时代的音乐生产与营销》，《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张纯：《论数字技术对当代音乐生产和音乐消费的影响》，《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4期；王宁：《音乐消费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基于85后大学（毕业）生的外国流行音乐消费的质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资树荣：《教育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以音乐消费为例》，《消费经济》，2018年，第6期；毕明辉：《点唱机音乐剧及其生产模式——消费社会对音乐创作的挑战》，《中国音乐》，2022年，第1期；等等。

10. 曹丽娜：《唐代商业场所的营利性乐舞生产》，《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3期；曹丽娜：《唐代民间营利性乐舞生产之宫廷艺术家的“商演”》，《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3期。

11. 姚冰、陈玉丹：《古代少数民族戏曲音乐的消费形态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12. 韩启超：《中国音乐经济史·远古至南北朝卷》，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韩启超：《江南音乐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13. 〔清〕贺绪蕃纂：《平越直隶州志》卷五《风俗》，〔清〕瞿鸿锡修，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复制本），第2-3页。

14. 〔清〕贺绪蕃纂：《平越直隶州志》卷五《风俗》，〔清〕瞿鸿锡修，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复制本），第2页。

15.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贵州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戏曲志·贵州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9年，第575页。

16. 需说明的是，笔者从湄潭、务川、正安、道真和铜仁等地的很多老人口中听到民国时有非正月跳灯的说法，其主要在春种、秋收或遭受瘟疫时，这时跳灯是为了祈求丰年、驱赶蝗虫或祓除瘟疫，而年度性的花灯表演仍集中于正月。

梁 怡｜从线下到线上——贵州三地花灯歌舞音乐表演的媒介转换与消费变迁

正文

前 言

一、 从年节到平日：花灯歌舞音乐表演时间的变迁

二、 线下：常年性花灯歌舞音乐表演的两种样态

（一） 期程灯

（二） 耍灯

三、 线上：短视频与直播中的花灯歌舞音乐生产实践

（一） 短视频中的花灯歌舞音乐表演

（二） 直播中的花灯歌舞音乐表演

四、 花灯歌舞音乐表演的消费与受众群体

（一） 线下收入与直播打赏

（二） 网络花灯表演的受众群体

（三） 音乐消费与媒介转换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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