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因为我是上等人 | 西洋参考

上帝保佑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所以赐给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

文｜蓝军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不久后的英国，一位名叫约翰·波斯托克的医生发现自己每到夏天就得一种怪病——眼睛奇痒、不停咳嗽、打喷嚏。

出于职业敏感以及对未知领域的兴趣，波斯托克在致伦敦医学外科协会的一篇论文中，将这一奇怪病症命名为“夏季黏膜炎”。

这个古怪的病名，如今鲜为人知，替代它的词则家喻户晓：花粉过敏。

“夏季黏膜炎”患者非常罕见。从 1819 到 1828 年，波斯托克只找到 28 名病友。有趣的是病人无一例外出身英国上层阶级。

约翰·波斯托克饱受花粉过敏之苦。为缓解症状，他尝试过放血、催吐、冷水浴、服鸦片，无一奏效

半个世纪后，波斯托克的后辈查尔斯·布莱克利记录道：患有“夏季黏膜炎”的病人几乎都是教士和医生，就算不是上层阶级，也至少受过良好教育。看得出，这个病不忘初心，对患者依然挑剔。

唯一的“好消息”是：它终于走出了国门，令英国绅士不再孤单。

19 世纪，火车车厢内的尘烟让逃难的花粉过敏者备受折磨，在乘坐火车时不得不戴上自制面罩保命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德国、瑞士也陆续发现相似病例。由于只在夏季制作干草的时节发病，欧洲人把它称作“枯草热”。欧陆医生的诊疗经验与英国同行类似，“枯草热是贵族病”的观点由此成为欧洲医学界的共识，新大陆也不例外。

既然是贵族病，显然足够有钱才能享受到“休假式治疗”。曾被林肯派往欧洲、作为合众国总统特使的教士亨利·毕彻公开宣称：对于能加入枯草热病友协会、拥有去豪华度假区休病假的机会，“我非常感恩”，度假区的夏天是如此安逸，以至于“我不能痊愈，也不想痊愈”。

毕彻所说的枯草热病友协会，正是美国镀金时代上流社会最显赫的社交组织之一。任何枯草病患者交 1 美元就能入会（那时 1 美元的购买力可不低），会员不外乎医生、商人、法官、律师和政府高官。

最著名的度假区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白山。这里原本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自从时任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枯草热症状在此缓解后，白山的旅游业和酒店业迅速崛起。

白山枫木酒店。19 世纪 70 年代后，白山兴建了许多类似的豪华酒店。这些酒店的主顾都是美国东北地区的城市富裕阶级。艾默生、梭罗，和其他许多文人，也曾靠描写在白山躲避花粉的岁月引起广泛关注。

盛夏六月，新大陆又到了社交的季节。东北工业区的富商巨贾，逃离纽约和波士顿，来到豪华度假区休假。他们六个星期的度假支出，抵得上普通受薪阶层半年以上的工资。

可不要以为当时美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低，故而富豪们花钱也不太多。仅以肉类消费为例：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黑人奴隶的肉食配额是平均每周 3 磅猪肉，两倍于法国平民；而当时美国农民在遗嘱里指定留给寡妇的肉类供应每年超过 200 磅。

毫无疑问，大量高净值人群的养生度假游，带动了沿线铁路运输业和经济发展。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朋友威廉·哈德得意地宣称，至少在枯草热方面，美国已比英国遥遥领先：

全世界只有美国建立了专供枯草热患者的疗养胜地；只有美国的铁路运输公司，为了满足枯草病患者度假而产生的运力需求，要向政府申请资本化；只有在美国，枯草热才创造了这么多工作机会和经济繁荣。共和党简直应该把枯草热写进施政纲领。

如果推广至更一般的“过敏”，至少今日已不仅仅是上层阶级的专利。世卫组织估算，全球超过 20%的人口都有过敏反应。不过，依然存在的现象是：经济越发达、城市化越高的国家，过敏问题就越严重。

1906 年，维也纳医生 Clemens von Pirquet 创造了“过敏”（Allergy）一词。此后一百年，过敏成为了全球性的疾病体验。过敏是一种因人体免疫系统失常，而对环境中某些物质（过敏原）产生过度反应的现象。花粉过敏和食物过敏是其中最常见的两种类型。

在欧洲，对普通人过敏的流行病学调查始于 20 世纪初；最晚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学界和医疗机构，都对国民过敏情况进行了大范围、高频次、多维度的监测和研究。

研究越多，问题越大。过敏发病率在近年的增长速度远超医学界预期：过去十年，欧洲医院接诊的严重食物过敏儿童人数增长了 700%；英国儿童食物过敏率翻了一番；1997 到 2007 年，全美 18 岁以下儿童食物过敏率增长了 18%……

医疗和学术界的进展，很快渗入到了立法层面。近 20 年，发达国家逐步建立了食品过敏原标注体系，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治理，不仅要考虑复杂的方方面面，还是高度技术性的活计。

欧盟和日本列出了麸质谷物、鱼类、花生、牛奶等 7 至 14 种强制性标注过敏原；美国的也列出了 8 种，但由于美国的法案未对非包装食品和餐厅做出强制标注要求，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

不含麸质食品标注

在学术研究、医疗检查、行业标准、政府保姆的伺候下，发达国家公众对过敏的认知度自然也就更高。甚至在社交中形成了规范：即便参加小型午餐会，主办方也会提前询问与会者是否对特定食物过敏。与中国人以“吃了吗”来寒暄不同，“你不吃什么？”才是许多西方人喜闻乐见的社交话题。

另一个世界，情况则大不相同。直到 2012 年，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任何居民食物过敏的数据，更遑论为食品过敏原立法。

北京和广州分别在奥运会和亚运会期间特地编制了地方标准，规定食品标签必须明示过敏原，“保证运动员吃得放心”。赛事结束后，规定便取消。

是否由于数据、研究的匮乏，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过敏情况被严重低估？而发达国家是因为查得勤所以才过敏多？

从现有的少数对比实验看：中国人的身体确实没那么敏感、娇贵。

儿童哮喘与过敏国际研究 （ISAAC）发现：患病率最低的是东欧和亚洲（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中国、韩国），最高的是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欧洲最大的临床免疫学组织对比了中国、香港、瑞士、美国 50 岁以上成年人的哮喘患病率，也发现中国大陆居民患病率最低。

表格来源：Global Atlas of Allergy 2014, EAACI, p.252

然而，就连这样身经百战的人民，也经不起祖国特色美食和医药的偷袭。

根据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炸昆虫（蚕蛹、蝗虫、金蝉）、菊花茶、野菜、牛蛙、甲鱼、中药，都是中国特色致敏原。它们的危害可能是致命的。云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就发现 13 例（13/288）患者因注射中药注射液死亡。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越富裕的现代国家，过敏越严重？又为什么在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里，富裕地区居民的过敏更严重？

学界尚无定论。其中一种被普遍接受、获得众多研究数据支持的“卫生假说”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