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法理杂志

《法理——法哲学、法学方法论与人工智能》是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方法论研究中心、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主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集刊。舒国滢教授担任本刊主编，王夏昊教授、辛正郁律师担任本刊副主编。

域外 | 《康德研究》第115卷第4期

法理杂志 · 公众号 · · 2024-12-18 18:00

正文

Kant Studie

Vol.115 No.4

本期《康德研究》共有3篇文章，2篇报告和讨论，第一篇《再访15C论文：康德方向性问题中的概念与身体》针对15C论文的通说发起了挑战。第二篇论文《好人会爱自己吗？论康德理论中的理性自爱》展示了康德是如何对不同类型的自爱进行详细分类的。第三篇论文《康德是世界种族主义者吗？》针对康德是否是民族主义者进行了讨论。第一篇报告《关于 1924 年康德奖章的说明》对康德奖章的内容进行了解读。第二篇报告《对Jens Timmermann的评论》中刘作教授对Timmermann的解读进行了批判。

Articles

Dissertatio 15C revisited: Concept and Body in Kant’s Problems of Directionality

再访15C论文：康德方向性问题中的概念与身体

Guillermo Villaverde López

摘要：本文集中于讨论康德在方向性问题背景下对我们自己身体的指涉与他认为区分左右和在空间中定位我们自身所必需的资源类型之间的关系。本文挑战了一种几乎普遍接受的观点，该观点认为，15C论文中提出的原则（即两个不一致的对应物不能用号数区分）存在致命缺陷。虽然本文认为这一原则在最强的表述中是正确的，但本文提供了一条统一的推理路线：从15C论文到1768/1786文献中身体的存在，并延伸到包括第一批判的先验美学的几个重要特征。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了这种解读对康德空间理论及其发展的一些启示。

Do Good People Love Themselves? On Rational Self-love in Kant

好人会爱自己吗？论康德理论中的理性自爱

Bas Tönissen

康德经常被解读为说所有的自爱都是坏的，有德行的人就是尽可能抑制自爱的人。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正确的自爱--康德称之为理性自爱——在成功的道德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展示了康德是如何对不同类型的自爱进行详细分类的。他将自爱的（实际）动机与自爱的（病态）感觉、仁慈的自爱与愉悦的自爱、自我陶醉的/自私的自爱与理性的/道德的自爱进行了对比。然后，本文认为，虽然《实践理性批判》只指出了一种自我陶醉式的愉悦之自爱，即自负，但它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存在理性的对应物：“自我满足”。这是一种积极的愉悦自爱，是道德高尚者独有的感受。本文表明，这一转变反映了康德对良性生活情感维度的日益重视：对于不完美的人来说，道德律不仅值得遵守，而且值得热爱。因此，对于道德败坏的人来说，自爱与道德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善良的人却可以而且应该自爱。

Was Kant a Cosmopolitan Racist?

康德是世界种族主义者吗？

Claudio Corradetti

当代关于康德实践哲学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康德讲课期间学生笔记记录中出现的种族主张上。但是，康德--世界公民权的倡导者--真的是种族主义者吗？我们当然很难为他辩护，使他免受种族偏见的指控。然而，像他所倡导的那种普遍排他性的理性标准，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文化帝国主义。更令人怀疑的是，这是否也等同于一种完整的种族主义理论，因为这意味着将某些种族视为天生不具备完全理性的人。康德的种族生物学理论--对种族的研究是一项理论任务而非实践任务--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种族主义目的。本文认为，康德最终感兴趣的是科学上的区分，秉持着自然研究者（Naturforscher）的视角。因此，不能说他是生物种族主义者。

Notiz über eine Kantplakette von 1924

关于 1924 年康德奖章的说明

Jens Kulenkampff

1924 年，艺术家路易斯-施陶丁格发行了一枚铜质奖章，一面是康德的肖像，另一面是康德的一段名言：“有两样东西使我的心灵充满了新的、与日俱增的钦佩和崇敬[......]：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施陶丁格在这幅画中还加上了一幅插图，画中一个赤身裸体的年轻人伸开双臂跪在地上，画家将其描述为一个正在祈祷的人。然而，这似乎并不符合康德话语的含义。本文指出，路易丝-施陶丁格暗指她的父亲弗朗茨-施陶丁格。施陶丁格在他的著作中教导说，真正遵守道德律的人总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虔诚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事实上，路易丝-施陶丁格的插图关键在于虔诚（Hingabe）。这个年轻人不是在祈祷，而是象征着一种精神状态，即出于对道德律的虔诚而服从道德律。

Comments on Jens Timmermann’s Kant’s Will at the Crossroads: An Essay on the Failings of Practical Rationality

对Jens Timmermann《处于十字路口的康德意志论：论实践理性的失败》的评论

Zuo Liu

Jens Timmermann挑战了普遍的观点，即康德持有一种理智主义者对道德失败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在康德伦理学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实践失败。第一种类型属于假设性命令的领域，第二种属于绝对命令的领域。前者可以被视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失败，而后者是意志的失败，最终是无法解释的。在他看来，康德因此持有一种实践失败的混合理论。我不同意Timmermann的解释，原因有两点。首先，Timmermann跟随苏格拉底，否认在审慎领域中“无法自我控制”的可能性。然而，在现实中有许多情况，行为者知道某个行动将有助于他的幸福，但却未能这样做。换句话说，假设性命令方面确实存在“无法自我控制”的情况。其次，Timmermann的解释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假设性命令体现的不是自由而是他律。然而，Timmermann有时承认我们在追求幸福时是自由行动的。在我看来，假设性命令也是人类自由的体现，因为它们是人类意志的活动。

译者

郑翰琳、徐子煜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赵玉珍、欧林峰、靳益群、袁开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校对

张峰铭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讲师

域外 | 《康德研究》第11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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