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昂然 | 过犹不及？小学阶段父母参与和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曲线关系

Angran Li，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Simon Cheng，康涅狄格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Todd E.Vachon，罗格斯大学管理与劳动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引言

父母参与被认为是改善子女学业表现的最佳途径之一。大量研究表明，亲子互动和家庭教育投资对孩子的学业表现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提倡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来自不同阶层和种族/民族背景的家庭在儿童教育过程中的父母参与度。20世纪90年代，“参与型父职”（involved fathering）和“密集型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的流行文化兴起，父母参与子女的教育活动和认知发展迅速成为一种规范行为。

然而，父母参与度的显著提高并非没有受到批评。Amy Chua（2011）的畅销书《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宣扬了一种观点，即密集的父母参与可以培养孩子取得优异成绩并使他们超越平庸，这引发了一场关于父母过度养育的可能性的热烈讨论。怀疑这一论点的人质疑父母在各个层面的更多参与是否总是有利于儿童的发展。虽然没有研究表明在父母深度参与的情况下，儿童的学业表现比父母低度参与或不参与的情况下要差，但科学界的一些人还是对“越多越好”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并强调了过度养育（有时被称为直升机式养育、超养育或过度安排）与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负面心理健康结果之间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学龄前和小学阶段父母对子女的成长可能影响最大，但有关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高中生和大学生身上。最近的定性研究也表明，与弱势家庭相比，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更有可能过度参与子女的教育，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只有富裕家庭才存在父母过度参与的可能性？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父母过度参与对不同社会阶层小学生的潜在影响知之甚少。

鉴于父母参与对青少年的益处已得到证实，那么“多反而少”的假设是否适用于小学生？或者说，高中生和大学生“越多越好”的结论是否也适用于小学生？此外，如果父母的过度参与对小学儿童的发展产生了较少的积极影响，那么这种曲线关系是否仅限于来自富裕家庭的儿童，还是这种影响更普遍地跨越了阶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填补已有文献中的研究空白，我们使用了美国1998-1999年幼儿园班级幼儿纵向研究（ECLS-K）的数据，研究父母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是否总是与儿童发展的改善相关，或者是否存在“多反而少”的情况。我们的研究首次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样本，明确检验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在小学阶段是否存在父母过度参与的问题。

我们的“父母过度参与”观点建立在现有的父母参与研究的基础上，并纳入了Hays（1996）、Lareau（2011）以及Milkie and Warner（2014）提出的对密集型养育的担忧。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概述有关父母参与的理论和研究，以帮助我们理解父母过度参与的可能性和潜在后果。我们还讨论了父母过度参与的潜在社会阶层差异的理论基础。在理论讨论之后，我们的分析检验了父母参与的态度测量和行动测量（父母期望、课外活动投资和学校参与）与学生学业表现测量（阅读、数学和心理调整）之间的关系是线性关系、曲线关系，还是在超过临界点后改变方向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参与通常与较高的学业成绩和较低的内化性问题水平相关；然而，当参与水平较高时，额外参与的回报会逐渐减少，在某些情况下，父母参与开始与小学阶段的儿童心理表现产生负相关。负相关的出现表明，与中等程度的父母参与相比，最高程度的父母参与对学生的积极影响较小。此外，我们发现曲线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中基本一致，这表明父母过度参与和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

理论背景

地位获得理论认为，父母的期望和社会化是家庭环境影响儿童教育成果的途径。20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将有关养育子女和家庭环境的问题推向了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前沿。大约在同一时期，文化资本理论家从再生产的角度出发，认为父母对文化知识的传承影响了子女在学校的地位，为来自更富裕家庭的子女创造了优势。DiMaggio（1982，1991）阐释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观点，并认为父母可以有意识地投入文化资源，以提高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流动性。最近的社会学研究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延伸，认为有意为子女的智力、社交和情感成长创造机会已成为许多父母的理性且规范的选择。父母的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构成了当代父母参与的基础，父母参与被定义为养育子女的态度和活动，其旨在营造促进儿童发展的学习环境。Lareau and Weininger（2003，p.589）指出，今天“在各种环境中强调父母积极参与的重要性几乎是普遍的，也是广受赞誉的”。

在父母参与的好处被广泛接受的同时，也出现了对父母可能过度参与的担忧。父母过度参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教育心理学家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他们认为专制的父母会过度控制子女的行为，并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提出不合理的过高要求和期望。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父母在子女教育上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大幅增加。尽管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了父母参与的益处，但这一趋势仍然引起了媒体评论员和研究人员对父母过度参与的持续关注。例如，在2000年代初，千禧一代子女的婴儿潮一代父母为未成年子女给大学教授打电话，或给经理打电话为成年子女谈薪水，这些做法也赢得了声誉。学者们还认为，有些父母可能对子女抱有不合理的期望，在教育活动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人员报告说，父母的过度参与可能会在小学阶段出现，并延续到成年早期，因为父母会继续对子女的生活进行微观管理。

关于父母过度参与的社会学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Hays和Lareau对父母参与的数据收集工作（Hays 1996；Lareau and Horvat 1999；Lareau 2000，2011）。Hays（1996）认为，当代文化要求母亲优先考虑子女的福祉，这导致母亲在子女身上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Lareau（2011）将父母的参与作为一个一般概念进行研究，但她的“协同培养”概念描述了父母通过密集参与子女的学校活动和过度安排课外活动“积极培养和评估子女的才能、观点和技能”（p.31）的育儿实践。Milkie and Warner（2014）延伸Hays（1996）和Lareau（2011）的研究，详细介绍了现代母亲的大量工作，包括其对孩子和母亲造成的后果和负担。中产阶级母亲基本上是竭尽全力确保孩子在未来的竞争市场中取得成功，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孩子的“天赋”安排课外活动、规划孩子的中学毕业后的教育以及评估孩子朋友的影响。其他研究人员延续了Lareau对父母参与的研究中布迪厄式的研究重点。例如，Calarco（2014，2020）的研究认为，父母积极传播基于阶级的文化，并以此影响子女的课堂行为。Hamilton（2016）的研究表明，工薪阶层的“旁观者”父母不太可能参与子女的大学教育。与此相反，许多富裕的“直升机式”父母在子女成年和上大学后仍积极参与子女的生活，以培养子女的技能、资历和社会关系，并促进他们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这种基于阶级的父母过度参与视角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理论动因，我们将在下一节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父母过度参与的视角

父母过度参与框架必然意味着父母参与和儿童发展之间存在曲线关系。为了使这种曲线关系具有学术意义和政策意义，研究人员必须能够在实证数据中确定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之前，父母的参与和儿童的发展呈正相关，而在这个拐点之后，这种关系的方向就会发生逆转，变成负相关。图1显示了曲线关系的概念模型。该模型表明，如果存在父母过度参与的情况，那么父母参与和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线性正相关假设（虚线）可能会掩盖曲线关系（实线）。在这种情况下，假设父母的参与最初与小学适龄儿童的发展呈正向关系，但随着父母参与程度的增加，这种正向关系会逐渐减弱，最终在父母参与程度达到曲线拐点后，这种关系会发生逆转，变成负向关系。

图1

本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检验父母过度参与的问题，即图1中的曲线关系是否适用于小学生，而父母参与研究中基于阶级的论点则引导我们检验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过度参与之间关系的竞争性假设。一方面，先前的实证研究表明，基于阶层的文化、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源差异可能会抑制社会经济地位弱势的家庭的父母参与。父母过度参与的先驱研究者，如Hays（1996）、Lareau（2011）以及Milkie and Warner（2014）也认为，密集型母职、协同培养和地位获得深深植根于父母的阶级背景，也就是说，它们在富裕家庭中更为普遍。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个假设，即父母的过度参与更有可能影响高阶层家庭，而不是低阶层家庭。

另一方面，父母参与已成为来自优势家庭背景和弱势家庭背景的父母的规范行为，尤其是在幼儿时期。Lareau（2000，2011）和Calarco（2014，2020）认为，所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并相应地采取“适当的行动”来增加孩子的机会。虽然这些“适当的行动”往往受资源可用性和父母受阶级影响形成的价值判断的影响，但研究表明，家庭资源的差异很少能改变父母培养子女技能和才能的愿望和态度。根据这一观点，我们提出了一个反假设，即父母过度参与和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负相关并不局限于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而是会影响到所有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

以往的研究倾向于从几个概念上截然不同的维度来衡量父母参与，如对课外活动的投入和对学校活动的参与。学者们还探讨了父母的态度以及促成和激活父母参与的不同行为的潜在养育逻辑。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基于阶级的父母过度参与假设，我们明确地将父母参与的态度指标和行动指标都包括在内。态度指标，如父母的期望，可以被视为无形的参与形式，而行动指标，如为孩子报名参加课外活动，则是有形的参与形式。我们将在下文对这两种指标进行更详细的回顾。

作为父母参与的一种态度和无形的形式，父母的期望不仅可能直接影响儿童的成绩，因为父母的期望通常是亲子沟通的一种形式；而且还可能影响儿童和父母如何看待和/或解释各种养育活动和行为。Coleman关于社会资本的开创性著作（1988）将父母的期望作为父母参与的例证，特别指出父母的期望会影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日常人际互动并促进亲子关系。Lee and Zhou（2015）证明了父母的期望如何决定子女对父母养育行为的理解和解释。过度参与的父母往往对子女的行为和学业成功抱有过高的期望，有时甚至是不合理的期望。父母过高的期望往往会转化为节奏紧张的养育要求，从而增加儿童的心理压力，阻碍他们的学业成长。

以行动为基础的父母参与一般是指父母在家庭和学校的各种教育活动中的投资。在家中的参与包括父母辅导功课、带孩子参加培养技能和才能的活动，以及营造家庭学习环境；在学校的参与包括参加学校活动、在学校做志愿者，以及经常与教师和学校其他工作人员沟通。在本研究中，我们在研究父母过度参与的潜在负回报时，重点关注课外活动和父母的学校参与，因为其他参与措施（如父母的家庭作业辅导）可能容易出现反向因果关系问题。例如，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父母可能更倾向于辅导孩子的功课，以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

过度参与的父母可能会对某些课外活动进行密集投资，这往往会损害子女的兴趣。学者们认为，对课外活动的大量投入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学生负面的学习体验。虽然未观察到的学校制度特征和父母的社会人口学背景可能会混淆父母的学校参与模式及其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但Calarco（2020）的研究表明，过度参与的父母通常会寻求与教师建立密切联系，并试图影响教学甚至学校管理决策，从而使其子女受益。由于父母和教育者可能有不同的优先考虑，父母的高度学校参与可能会导致父母与教师关系的紧张和冲突，进而对学生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当前研究

关于父母过度参与的现有实证研究大多以高中生和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我们对父母过度参与给小学生带来的影响的认识还存在空白。这种疏忽令人费解，因为大多数关于父母参与的益处的研究都集中在小学阶段。考虑到以往研究中报道的父母参与和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阶级差异，我们在本研究中的目标首先是评估父母过度参与的意外后果的可能性，其次是在这种影响存在的情况下，考察这些关联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是否一致。具体来说，我们的分析研究了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父母的期望、参与课外活动和父母的学校参与和三个学生学业表现指标（阅读、数学和心理调整）之间可能存在的曲线关系。

数据、测量与方法

数据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1998-1999年幼儿园班级幼儿纵向研究（ECLS-K），这是一项关于儿童小学和初中教育经历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综合调查。ECLS-K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它包含了对父母参与、家庭投资和各种儿童学业表现的丰富测量。ECLS-K的纵向设计跟踪了从幼儿园到八年级的相同儿童，使我们能够分析父母参与对儿童长期结果的潜在持续影响。

ECLS-K采用多阶段抽样设计。1998-1999年，全国共有1277所学校参加了ECLS-K调查。我们从这些学校中选取了21260名幼儿园儿童及其父母参与基年调查。我们的分析使用的是2000年、2002年和2004年收集的后续数据，当时参与调查的儿童分别就读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ECLS-K的纵向设计使我们能够对父母的期望、课外活动、学校参与情况以及儿童在不同时期的学习成绩进行重复测量。由于样本损耗，样本量在随后的每一轮调查中都会减少。一年级的儿童和父母完整样本数为15029人，三年级为12654人，五年级为10522人。我们的分析样本量因各模型中因变量的缺失值而有所不同。解释变量中的缺失值通过链式方程的多重估算来弥补。

测量

因变量

为了检验是否存在父母过度参与效应，我们对儿童的三项学业表现进行了研究。儿童的阅读和数学成绩采用项目反应理论（IRT）得分进行测量，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不同年级儿童的学业发展情况。为了测量儿童的心理调整情况，我们使用了ECLS-K编制的内化性问题量表。以往的研究表明，与外化性行为偏差（如攻击行为和行为障碍）相比，父母的深入参与对与焦虑、躯体不适和孤僻行为有关的内化性问题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由于儿童的学业成绩与内化性问题相关，我们在预测学业成绩时控制儿童的内化性问题，在预测内化性问题时控制学业成绩。

关键自变量

我们的关键自变量是父母的期望、课外活动和父母的学校参与。父母的期望表示父母期望子女取得的成就水平。在ECLS-K中，衡量父母期望的最佳指标是父母期望子女完成的最高学历。课外活动通过儿童参加的技能培养活动的数量来衡量，包括（1）舞蹈课；（2）有组织的体育活动；（3）有组织的俱乐部或娱乐项目；（4）音乐课；（5）美术课；（6）有组织的表演艺术项目。父母的学校参与度通过ECLS-K的潜在特质量表来衡量，该量表使用双参数逻辑项目反应理论模型来衡量父母的学校参与倾向。潜在特质量表包括六项学校活动：（1）参加学校开放日或返校之夜；（2）参加家教会、家长组织或家长-教师-学生组织的会议；（3）定期参加家长-教师会议；（4）参加学校或班级活动，如戏剧、运动会或科学展；（5）在学校担任志愿者或委员会成员；以及（6）参与学校筹款活动。在分析中，父母的期望、课外活动和父母的学校参与都是以标准化分数计算的。使用标准化分数，我们可以比较父母参与指标与学业表现的曲线关系。附录A（见在线补充材料）详细介绍了我们用来构建父母参与测量指标的ECLS-K项目。

控制变量

为确保关键变量与儿童学业表现之间的关联不会因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和其他背景特征而产生假性关联，我们在分析中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首先，我们控制了儿童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种族、年龄、家庭语言使用情况和学习方法。其次，我们控制了父母的年龄、社会经济地位（SES）、家庭结构（亲生父母、其他形式的双亲、单亲和其他家庭结构）以及兄弟姐妹的数量。第三，我们对学校特征进行了控制，包括学校类型、学校规模、种族构成、享受免费午餐的百分比以及居住区。私立学校的学校类别代码为1，公立学校的学校类别代码为0。我们用在校学生总数来衡量学校规模。少数民族学生所占百分比和有资格享受免费午餐的学生所占百分比均为连续变量。居住区按小城镇和农村地区、郊区和大城镇地区或大中城市地区（参照组）来衡量。附录B（见在线补充材料）列出了分析中使用的所有变量的详细汇总统计。

分析方法

我们使用三层混合效应模型来研究父母参与和儿童学业表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这些模型中，我们将重复测量的儿童学业表现和父母参与（一级）视为嵌套在儿童内部，将儿童（二级）视为嵌套在学校（三级）内部。估计的三层混合效应模型包括父母期望、课外活动和父母学校参与的二次项，以考察父母参与和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曲线关系。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本研究采用的分析方法使我们无法就父母参与对儿童成绩的影响做出因果推断。即使采用了广泛的控制方法，家长驱动的自我选择偏差也可能很明显，因此所有研究结果都应被解释为相关性的，而非因果性的。

显著的二次系数表明存在曲线关系的可能性以及父母过度参与和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潜在负相关关系。然而，要使父母过度参与的隐含负相关具有实质意义，曲线关系的转折必须在衡量父母期望、课外活动或父母学校参与的变量的观察范围内。如果转折点（TP）不在这些测量变量的观测范围内，那么显著的二次项只能表明父母参与和学生积极的学业表现之间的关联性减弱。二次回归模型的转折点可用公式计算：TP=-β1/2β2，其中β1是线性项的系数，β2是二次项的系数。如果二次项β2的系数很大，则表明当父母参与水平超过转折点一个单位时会出现负收益。

我们的分析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我们估计了有背景因素控制和无背景因素控制的三层混合效应模型，以探讨父母过度参与和儿童小学阶段学业表现以及心理调整之间的关系。其次，我们计算了曲线关系的转折点，并通过详细的系数和模型图解来阐述其含义。第三，为了研究父母过度参与的模式是否仅限于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我们在父母期望、课外活动和父母学校参与的线性项和二次项中加入了与父母社会经济条件的交互项。

结果

表1列出了预测学生学业表现的三层混合效应模型的结果。表2报告了表1中混合效应模型的转折点。表1中的第1、3、5列是基础模型，其中包括控制年级后的父母期望、课外活动和父母学校参与的线性项和二次项。结果显示，9个二次项中有6个在统计上显著，3个不显著（不显著的为课外活动对阅读IRT分数的影响、父母学校参与对阅读和数学IRT分数的影响）。

表1第1栏显示，父母期望的二次项显著（b=-0.883，p<0.01）。表2显示，转折点为1.488，位于父母期望的观测范围内。这表明，父母的期望值对阅读成绩的影响是显著而有意义的。当父母的期望水平比平均值高出1.488个标准差时，与阅读IRT得分的正相关关系就会发生逆转。父母的期望值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儿童的阅读IRT得分就会下降0.883分（父母期望值二次项的系数）。

第3列和第5列中父母期望值的二次项均显著（p<0.01），由此得出的转折点分别为1.825和1.095（表2），均在观察数据的范围之内。父母的期望值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学生的数学IRT分数预计将下降0.630分，他们的内化性问题将增加0.023分（P均小于0.01）。第3列和第5列中课外活动的二次项也是显著的，由此得出的转折点也在观察数据范围内。在超过预测的转折点（大约四次课外活动）后，儿童参与课外活动的程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数学IRT分数就会下降0.311分，内化性问题就会增加0.011分。第5列中父母学校参与的二次项也很显著，但父母学校参与的预测转折点超出了观察范围，表明学校参与对缓解内化性问题的影响在减弱。

在第2列和第4列的分析中，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父母期望值升高和课外活动安排过多与学生学业表现的负相关关系变小，但在统计上仍然显著。在这些分析中，我们再次发现九个二次项中有三个不显著，分别为课外活动对阅读IRT分数的影响、父母学校参与对阅读以及数学IRT分数的影响。表2显示，六个显著的二次项效应的转折点值都在观察到的数据范围内。在学业表现方面，数据中平均约有12%的学生在父母期望和课外活动方面的标准化分数高于转折点（从10%到20%不等）。这表明，有一小部分学生由于父母过度参与而导致学业表现出现负回报，他们实际上会从父母较低、较适度的参与水平中受益。然而，考虑到这些负面相关关系的程度，其对学业表现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还观察到，在完整模型中，与学业表现相比，父母参与的曲线关系对内化性问题的影响的转折点值较低。父母期望、课外活动和学校参与的转折点值分别比平均值高出0.441、1.061和0.578个标准差。这表明，与学业表现相比，有更大比例的儿童受到了父母过度参与和内化性问题之间意外的负面关联的影响。综合来看，表1中的结果表明，父母期望和课外活动的过度参与效应对小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学生具有明确的可实证的影响。

图2

为了进一步研究父母参与和不同结果之间的曲线关系，图2显示了根据表1和表2中的回归系数和转折点值得出的九个曲线图。如y轴所示，三个学生学业表现结果分三列显示；如x轴所示，行分别与父母期望、课外活动和学校参与相对应。垂直线表示显著的二次项，并标出父母参与效应方向发生逆转的转折点值。考虑到表1中社会人口学因素的中介效应，我们将控制变量纳入了图表中的所有模型。

图2显示，在父母期望与阅读IRT分数、数学IRT分数和内化性问题之间的关系中，父母过度参与产生影响的模式非常明显，所有的转折点都在观察数据的范围之内。课外活动与阅读成绩之间的曲线关系不显著，但与数学成绩和内化性问题之间的曲线关系显著。学校参与只与内化性问题有显著的递减关系。这些结果支持了图1中提出的假设，即父母参与程度的提高可能会导致收益递减，在高水平上，影响效果甚至会在达到最佳水平后发生逆转，父母的更多参与会导致学生的成绩不如在最佳水平时那么理想。图2显示，与课外活动和学校参与相比，父母期望与阅读和数学IRT分数的正相关关系的相关性更强。与此同时，父母期望值升高带来的负回报也更大。此外，与学业成绩相比，这些曲线关系在儿童的内化性问题上更为突出。

接下来，为了考察这些父母过度参与的模式是在所有阶层背景中都存在，还是仅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我们在父母期望、课外活动和学校参与的线性和二次项中加入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项。表3列出了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结果显示，在父母高水平参与的负回报方面，社会阶层差异的证据有限，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参与的二次项之间的九个交互项中，只有一个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父母期望对阅读成绩的显着阶级交互作用表明，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相比，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父母期望增加所带来的最初正向关联和随后的负向关联都更大。进一步的计算表明，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学生的阅读IRT分数的转折点值往往低于上层阶级的学生。例如，如果我们以父母SES量表的第90个百分位数来计算上层家庭，以第10个百分位数来计算下层家庭，那么上层家庭和下层家庭的父母期望的阅读IRT分数的转折点值分别为1.623和1.310。这些结果表明，父母期望值的升高与学业成绩之间的负相关对于上层家庭的孩子来说更大，但其他家庭的孩子也不能幸免。进一步的测试表明，父母期望的曲线关系对上层和下层家庭都有显著影响。下层家庭儿童的阈值水平较低，这表明他们在父母期望水平较低时就开始体验到过度参与的负面影响。

图3

图3展示了社会阶层曲线关系模式的图解。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儿童往往具有较高的阅读和数学IRT分数，以及较低的内化性问题水平。然而，尽管社会阶层在学业和行为结果方面存在差距，但结果显示，在主要分析中发现的过度参与的负回报在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中总体上是一致的。对于来自社会经济弱势家庭的儿童来说，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值过高，以及过度参与课外活动和学校活动，也会导致学业成绩的回报递减，并对儿童行为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总之，研究结果表明，父母过度参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特权家庭。然而，高水平参与的收益递减并不会削弱以往关于父母参与和不同阶级背景家庭的学生成绩之间正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它们只是表明了其对学业成绩的益处有限，而且有可能增加内化性问题。

结论和讨论

父母参与是促进儿童教育成功的有力手段。然而，鉴于近年来父母深度参与的迅速增加，人们对父母过度参与可能造成的危害的担忧也随之增加。有关这一问题的现有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高中生、大学生和社会经济背景优越的学生身上。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ECLS-K的数据来研究父母过度参与对小学学龄儿童的潜在影响。我们分析了父母期望、课外活动和学校参与和儿童教育和心理表现之间的曲线关系，并检验了父母过度参与是否仅限于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

与之前的研究一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普遍参与和儿童在小学阶段的发展有着显著的积极关系。然而，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深入参与很可能会导致儿童学业成绩的回报递减，并可能对儿童的发展造成额外的心理伤害。具体来说，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期望与儿童的成绩分数和内化性问题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曲线关系。课外活动的曲线关系对数学成绩和内化问题有显著影响，但对阅读成绩没有影响。学校参与只与内化性问题的显著递减回报有关。在补充分析中，我们比较了不同函数形式的模型拟合，证实曲线模型的模型拟合效果最好。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即父母的过度参与和学生的某些学业表现之间可能存在着递减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负相关。以往的研究表明，过度安排课外活动可能会减少孩子用于练习和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从而分散他们提高学习技能的注意力。还有人指出，父母的过度参与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和焦虑，因为他们既要努力满足父母的更高期望，又要平衡多种协同培养活动。尽管我们发现存在这种曲线关系，但我们注意到，父母参与程度最高时的预测结果仍优于父母参与程度最低时的预测结果，尤其是在学业成绩方面。

以往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父母参与的非线性效应与我们的研究类似，但他们研究称，只有一小部分青少年受到父母过度参与的影响。例如，根据教育纵向研究（ELS：2002）的数据，Fredricks（2012）的研究认为，过度安排活动仅对5%的高中生的学业成绩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父母过度参与对孩子学业成绩的影响是递减的，其负面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有更大比例的小学生，约占分析样本的20%，受到了父母过度参与的影响，其中最常见的负面影响是对儿童内化性问题的影响。高中生和小学生之间研究结果的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这两个年龄组之间父母参与程度的不同。一般来说，随着儿童从小学升入初中和大学，父母的参与程度往往会降低。在小学阶段，父母的教养方式也可能对儿童的发展产生最大的影响。因此，针对高中生的研究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捕捉到父母在儿童成长早期参与的残余影响，从而低估父母过度参与的影响。此外，与小学和初中的孩子相比，高中生更加独立和成熟，因此受父母教育影响的可能性较小。这些可能性共同解释了为什么与针对高中生的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中受父母过度参与影响的儿童比例更高。

此外，我们还发现，父母参与的显著曲线效应并不局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这一发现澄清了我们目前对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深入参与和儿童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理解。已有研究一致表明，条件优越的家庭里，父母更有可能参与课外活动和学校活动，从而为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争取机会。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父母在参与方面可能会遇到更多障碍，并有可能对孩子的学校教育参与不足。总之，这些结果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父母通过态度和行动上的过度参与，可能会削弱适度参与对子女学业成绩和心理发展所产生的一些积极影响。

关于父母过度参与的流行言论也导致一些社会学家对过度参与的种族差异表示担忧。例如，近年来媒体对“虎爸虎妈”现象的报道表明，过度参与可能在亚裔美国人家庭中最为常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补充分析（未在此介绍，但可应要求提供），发现所有种族群体都可能经历父母密集参与的负回报，尽管不同种族群体的负回报幅度和转折点可能仍然不同。以往的研究表明，过度参与子女教育的亚裔美国父母主要来自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研究还表明，虽然亚裔美国父母往往对子女有更高的期望，但他们参与学校活动的可能性较低。大众媒体对美国亚裔父母“虎式教育”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特定种族/族裔群体倾向于采取密集型养育做法，但我们的研究表明，无论学生的种族/族裔如何，都应更多地关注过度参与的潜在后果。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过度参与和种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课题，值得在未来开展更多的研究。

我们也承认，父母过度参与的影响可能因父母的教养方式而异，对于父母期望值高、课外活动安排密集、学校参与程度高的家庭，这种方式可能会推迟负回报的出现，也可能会加速负回报的出现。以往的研究表明我们有理由相信，教养方式可能会对父母过度参与的影响起到中介作用。例如，以积极反馈为导向的、鼓励性的教养方式与高期望值相辅相成，而较为专制的教养方式则会导致高期望值对儿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定性研究表明，过度养育不仅会影响学生个人，还会在集体层面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过度养育在富裕父母中最为常见，因此导致优势和机会集中在较富裕学校中的特权学生身上。对种族、阶级、父母教养方式、集体参与和父母过度参与的交叉影响进行更全面的研究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但应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进行。

尽管研究结果意义重大，但我们也承认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即使我们在分析中对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学校进行了广泛的控制，我们也无法对父母过度参与的影响做出因果性的断言。以往的研究表明，孩子成绩好和成绩差都可能引发父母更多的参与。无论是哪种情况，父母都可能过度参与，从而对学生的成绩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在补充分析中，固定效应模型显示，父母过度参与和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课外活动和父母学校参与，可能会受到未观察到的混杂因素的影响。此外，我们对父母参与度的测量绝非详尽无遗，只能捕捉到父母参与度的部分要素。尽管在研究父母过度参与时，这些基于态度和行动的参与指标非常重要，但我们不能排除其他形式的参与也可能受到过度参与效应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解决这些问题。

总之，近几十年来，“父母在儿童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理念引发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父母参与度的学校改革政策。我们的研究也证实，父母的参与确实有利于儿童的发展。然而，父母参与的积极作用并非是无限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要想让孩子和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就应该考虑父母过度参与可能带来的后果。当父母为培养子女的文化和社会资本而进行广泛干预时，子女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平衡学业和个人生活，尤其是在儿童的心理适应方面。同样，被寄予过高的期望也会导致一些儿童缺乏自信。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似乎微不足道，因为许多社会经济弱势家庭的父母参与程度仍然很低，但我们的研究表明，父母过度参与所造成的意外伤害仍然适用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及其子女。此外，这项研究还对父母参与解决社会中各种教育差异的潜力进行了更全面的评估。虽然在我们的研究中，父母过度参与和儿童学业表现的正相关程度较弱，但我们确实发现了父母过度参与与儿童心理适应的负相关关系。我们的总体结论是，父母参与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可以用于建立更大的教育平等，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〇本文原载于Social Forces，2022年第3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电影《抓娃娃》海报。[图源：sina.com]

〇编辑：于谖

〇排版：niliac

〇审核：免免 阿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