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举行大选：英国“铁娘子”梅的这场政治豪赌为何失算？| 欧罗万象·英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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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7年6月9日，英国在脱欧公投后的首次大选尘埃落定。执政的保守党虽然取得议会最多的318个议席，但是并未赢得326席的过半席位。时隔7年，英国再次出现“悬浮议会”的政局。

仅仅两个月前，当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宣布将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之时，就算是最悲观的估计，也无法预测到保守党会最终丢掉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然而就在震惊世界的脱欧公投获得通过的一年后，又一个六月，英国民众再次用选票放飞“黑天鹅”，最大反对党工党的选举口号“六月是梅（五月）的结束”（June is the endof May），几乎就成为了现实。

截至发稿时，特里莎·梅仍拒绝辞任首相，并与拥有10席的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DUP）开始了合作谈判，目前双方已经初步达成“信任与支应”协议：民主统一党承诺在不信任投票以及财政预算案上给予保守党支持，保证政府不会倒台，这样保守党就可以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执政。

事情至此，保守党这样一场赌博的结果是赢是输已经不言自明。原本是“执掌议会多数，任期还剩三年”这样一个并非必须寻求改变才能生存的局面，而特里莎·梅却主动选择提前大选，最终议席不升反降，甚至于丢掉了绝对多数，而未来这个少数派政府的日常施政将受到巨大掣肘。

继卡梅伦的脱欧豪赌失败之后，梅首相的大选豪赌又一次以失败告终。难怪英国广播公司（BBC）评论员在开票形势明朗后感慨到，保守党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家巨型赌场，只是每次都押不准英国人手中的选票。

从宣布提前大选到结果出炉，不过就是两个月的时间，保守党究竟是如何丧失掉自己巨大的领先优势？而算盘落空、丢掉了议会过半的特里莎·梅，面对即将到来的脱欧谈判，其政治前景又将如何？

看上去顺理成章的政治算盘

4月18日，特里莎·梅突然提出，自己将寻求解散议会提前大选。

这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决定。作为一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传统上，英国议会是由君主通过发布皇室诏令的方式予以解散，而自19世纪以来，英国君主都是在首相的建议下选择于何时解散议会。1911年的《议会法案》规定一届议会的任期最长为五年，也就是说，首相可以在这五年内的任何一个时间点选择解散议会。历史上，的确也不乏首相择机提前解散议会的先例。但是根据2011年最新通过的《议会固定任期法案》，首相被剥夺了这个权力，除非议员投票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或不信任案半数通过，否则每一届议会都将获得固定的五年任期，按理说本届议会将就任到2020年5月。

4月19日，信心满满的梅首相正式向议会提出了解散动议，在投票中获得了522对13的绝对多数。随后，各党派就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竞选之中。

去年脱欧公投通过后，卡梅伦辞职，特里莎·梅接班成为首相。尽管保守党在议会中拥有过半多数，但是梅首相一直面临着一个困扰她的问题——她是通过保守党的党首竞选上台，而非大选，因此无论是反对党，还是保守党内的反对派，都在质疑她缺乏广泛民意的授权。

今年3月，英国议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拉锯，终于通过法案，正式启动了欧盟公约第50条，开启了为期两年的脱欧进程。在这个当口，“民意授权”对于将要前往布鲁塞尔谈判决定英国前途未来的梅首相而言，就变得更加紧要。

同时，促使特里莎·梅作出提前大选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对党工党在过去两年间的不断内讧。工党党首科尔宾的极左政策以及独断风格，在工党的议员中间始终难获支持，工党的民调支持率更是不断走低，在4月间已经大幅落后保守党接近20个百分点，粗略换算成议席，就是超过200席的巨大差距。因此，选在此时进行提前大选，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很难说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6月8日， 在英国伦敦，工党领导人科尔宾（前中）走向投票站。

重回“农村蓝包围城市红”格局

在去年的脱欧公投之后，英国选民的政治光谱进行了一次大洗牌。毫不夸张地说，脱欧就像是把一整副扑克牌扔上天空，打乱重来。英国数十年来形成的政治秩序出现了改变，而针对这种改变，保守党的应对是不足的。

首先，脱欧公投成功通过之后，英国独立党基本完成了自己的诉求，随后其选民大量流失，这部分支持脱欧的选民就成为两个主流大党眼中的肥肉。在本次大选中，保守党过高估计了自己吸收英国独立党选民的能力。

政治学上，保守党的右翼政策和独立党的极右政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方向，放弃极右，不一定代表选择保守党。上一次大选中之前选择独立党的选民，有相当一部分是生活在城镇社会下层的英国本土选民，他们一直责怪欧盟的移民抢走了自己的工作机会和社会福利。

如此，在脱欧公投成功的背景下，他们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回归工党怀抱，以追求更好的社会福利保障。这就可以解释在本次选举中，英国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大面积地倒向工党，保守党除了在英格兰的乡村地区保住了传统的议席外，上次选举中从工党口中撬到的城镇议席几乎全部吐回给了工党。时隔多年后，英国政治的地图又重新回归了“农村蓝包围城市红”的格局。

然而对于那些去年投票支持留欧的选民而言，特里莎·梅过去一年中的“硬脱欧”走向，不断激起他们的反感与厌恶。梅和保守党针对脱欧一事越是“强势”“稳定”“有领导力”，他们的厌恶感就越强。这样的应激心理机制，让很多传统的保守党选民选择了不出来投票或者报复性地选择其他党，导致保守党在多个留欧票占主流的选区的溃败。

而且，在大选前一个月，英国循惯例举行了一年一度地方议会的选举，虽然地方选举一贯投票率不高，但是在这次基层的选举中，保守党大获全胜，得票率大涨8%，地方议席数上涨了超过500席，更是在6个新设立的大区市长的选举中抢下4个，其中包括了传统工党铁票区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但是这次地方选举的轻易取胜，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4月份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时积累的气势，部分保守党支持者有了一定的轻敌心理，影响了他们的投票率，这对保守党本次大选的选情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此外，在为期不到两个月的竞选中，英国发生了若干件可能影响选情的意外事件。尤其是在投票前半个月内，曼彻斯特和伦敦接连发生两起严重的恐怖袭击，震惊世界。

尽管当时，主流政党一致发声强烈谴责恐袭行为，而且两次恐袭之后，各政党都将竞选活动暂停了一到两天，看上去恐袭对选举本身的影响有限。不过，考虑到意外发生时，保守党仍是执政党地位，除了要花更多时间应对处理，无法全身心投入选战之外，特里莎·梅的执政能力也会因恐袭不断而受到质疑。尤其她之前担任内政大臣时，曾对警察系统进行过裁员，这一点在恐袭发生后，就成为对手攻击的把柄。因此，虽然恐袭并非直接针对选举，也与党派政治无关，但恐袭对于保守党选情的影响难以避免。

6月4日，在英国伦敦，警察在发生恐怖袭击的伦敦桥附近巡逻。在投票前半个月内，曼彻斯特和伦敦接连发生两起严重的恐怖袭击，这使保守党要花更多时间应对处理，特里莎·梅的执政能力也会因恐袭不断而受到质疑。

毕业考vs入学考

如前文所述，特里莎·梅在此次大选中的主要任务是获得民意的授权，以一个更强势的姿态和更稳定的议会控制权，领导英国政府进行脱欧谈判。因此对于保守党而言，本次大选是他们的“入学考试”，特里莎·梅试图向选民证明的是，她才是最适合领导英国和欧盟进行谈判拉锯的人。在保守党选前发布的每一份宣传单张和视频中，她都在强调自己更有能力组成一个“强大和稳定”的政府，带领英国走出脱欧谈判中被欧盟孤立和讹诈的困局。

而对于反对党工党而言，事情并非如此。工党并不接受“入学考试”这样的条件预设，相反，他们在竞选中，更倾向要将这次大选变成对于保守党过去7年执政成果的“毕业考试”，不断攻击保守党的执政“偏向资本家和富人”“拉大贫富差距”“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怀”。5月初，工党就先发制人，比保守党提前8天，通过“媒体泄露草稿”的非正常方式，将自己的政纲公诸于众。

在这份政纲中，工党提出了英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左倾政策，包括“将电网、铁路、邮政等公营事业重新国有化”、“英格兰大学免学费”以及“对高收入群体征收极重的个人所得税”等等。一时间，舆论大哗。不少支持保守党的右派媒体，将这份政纲嘲讽为“史上最长的自杀宣言”，然而工党不为所动，继续提出了自己的宣传口号：“为了大多数，而非少数”（For the many, not the few）。

而保守党的政纲中，承诺到2025年要平衡英国的财政收支，这意味着在教育、医疗、养老金等等公共支出项目上，保守党不可能像工党一样大开支票。雪上加霜的是，保守党提出英格兰家庭获得免费的护工服务的收入上限从2.35万英镑上涨到10万镑，但是这10万镑中要包括房产的价值。生前不能支付护工费用的，在去世后要变卖房产抵扣欠款。

对于亟需社会护理的老人来说，他们多数并没有高收入，但是基本都拥有房产，而无论城市乡村，英国一套住房的价格基本上都远超10万镑。因此，这个政策相当于剥夺了他们获得免费护工的权利。工党迅速开动宣传机器，声称这是在征收“老年痴呆税”“死人税”。保守党面对这个攻击，一度进退失据，在不同的场合，回应不断出现矛盾，被讥讽为“U型转弯党”。

“不敢参加辩论的首相”

英国在2010年大选中，首次引入了电视辩论，当时三个主要政党的党首第一次走出议会大厅，改在舞台上针对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论。辩论通过几大主流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随后，在2015年大选以及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电视辩论都如常进行，成为惯例。

本次选战开始时，英国几大电视台就公布了各自的电视辩论计划，但是特里莎·梅早早就表示，自己不会参与任何一场辩论，原因是她“不认为这种形式有意义”“每周都和科尔宾在议会中辩论”，工党随后表示，党首科尔宾不会参加没有首相参加的辩论。各大电视台只能宣布，辩论虽照常进行，但允许工党和保守党不派党首，而只是派出代表参与辩论。

但是5月31日，由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的最大的一场七党辩论在剑桥大学举行。辩论开始的几个小时前，工党党首科尔宾临时宣布，无论首相是否参加，自己都决定参加当晚的辩论，而当时特里莎·梅正在西南数百英里之外的普利茅斯参加助选拉票，事实上已很难赶往剑桥。保守党无奈只能按照原计划派出内政大臣路德参加。在辩论中，路德着重强调梅首相的“领导力”，却被科尔宾为首的其他左派党首们群起嘲讽为“不敢参加辩论的首相还谈什么领导力”。这次电视辩论中特里莎·梅的缺席，对保守党最后的选情产生了相当的冲击。

至于早早就拒绝参与辩论的原因，除了不愿意直接面对人数远多于自己的反对派党首们的围攻之外，根据笔者的观察，特里莎·梅的一个弱点就是亲和力不足，在公众面前的演讲鼓动能力比起前任卡梅伦，以及几个主要的对手都有相当的欠缺。

尽管梅的从政生涯不短，但她长期从事幕后工作，直到去年成为首相后，才开始频密地参与公共演讲和议会辩论。在议会辩论中，她凶悍有余但风度不足；而在大多数的演讲中，她又总是会表现出一定的紧张情绪，表情和语调都显得做作和不自然。这些弱点在竞选中就会被放大，尤其是成长在传媒爆炸年代，基本不通过报纸杂志等传统平面媒体获取信息的年轻选民，对她的印象普遍不佳。这与她最后难以吸引城市选民和年轻人的选票不无关系。

2016年7月11日，在英国伦敦，特雷莎•梅在下议院外发表讲話。分析认为，特里莎·梅长期从事幕后工和作，在公众面前的演讲鼓动能力比起前任卡梅伦，以及几个主要的对手都有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