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公共知识分子”逐渐从褒义词变成了贬义词，尤其所谓的“自由派公知”，风评更是每况愈下，直至臭不可闻。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处处公平公正，必然存在假丑恶的现象，自己国家不是不能批评，如果能
实事求是地揭露
社会负面丑恶现象，可以推动社会不断变革，变得更加美好。
但是人民群众渐渐发现，这帮自由派公知的“批评”，大多数是造谣传谣，他们所谓的“揭露社会黑暗”，目的不是为了让社会进步，而是摧毁现有的社会秩序，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夸外国的“好”，目的是攻击中国的“不好”，进而由点及面，诋毁整个体制和国家，为了达到后面这个目的，那么外国不仅要好，而且还得有巨大的落差，这样才能让国人自惭形秽。
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落差变得越来越难找，随着国际交往变得习以为常，尤其是互联网打破了话语权垄断，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公知们卖力的表演变得矛盾百出，丑态毕露。
比如，疫情初期号称摸着中国良心关在自己书房里写日记的fangfang，怀着险恶用心花式埋怨中国的抗议行动，被国外捧为“活着的奥威尔”，眼看她那些牢骚满腹的所谓“揭露”已经没人关心了，依旧不甘心失败，鼓吹着国外“全民免费医保”的神话。
这怕是方老师在自己的书房里待久了，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全面，忽略了美国疫情中苦受新冠治疗费账单折磨的劳苦大众们。
你们自己不看新闻也就算了，以为大家都跟你们一样啥都不懂，随你们忽悠呢？
一位美国新冠康复患者晒出了自己的医疗账单，上面的费用是34392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4万。
美国的精英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私立医院，公立医院免费的医疗资源少之又少，还得排队。
大多数美国人面临着是有病马上花钱治，还是排队几个月甚至一年后再治。
哦差点忘了，在美国叫救护车的费用不菲，都已经成了留学生圈常用的梗了。
数任美国总统都想在医保问题上做出点政绩，但见效不大。
懂王和睡王电视首辩时，美国的医疗保险问题也成为了两党之间针尖对麦芒的论点。
探究其根本，那就是美国的全民医保涉及到太多利益，动了太多人的蛋糕，积重难返。
这些早年间读了几本“精神美国人”写的书的公知们，由于消息的严重滞后和对事实了解的以偏概全，便张口就来：
“美国全民免费医保！全民免费医保！”
2020年总统竞选，懂王和睡王仍然在为医保的问题争吵不休，中国公知们就已经替人家决定了？强大的医疗保险利益集团你们搞定？几万亿财政窟窿你们给补上？
在这场疫情中，被扯下遮羞布的不仅是美国，还有那些精美的公知们。疫情打破了美国美好的幻象，同样也粉碎了公知们颠倒黑白的谎言。二十多年来，公知们精心打造的话语体系，被小小的病毒撕扯得稀碎稀碎的。
但
这
里
面有个
巨大的疑问，为什么这些所谓自由派的“公知”
脸皮比城墙还厚
，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造谣扯谎，一再被现实打脸又
一再编造新的谎言呢？
他们的脑回路
到底是怎么长的，为何与正常人差别如此之大？
一般人从小都会被教育要诚实莫撒谎，即使长大了变得会说谎，也知道遮掩，谎言被揭露了也会心虚脸红，但是公知们说谎被打脸却脸不变色心不跳？
如果追溯自由派公知的历史，就会发现，造谣扯谎是他们的传统艺能。
“谣言背后的真相”，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需要的是就是传播谣言。只要能让大部分人相信并达成共识，真相并不重要。
尽管大部分公知显得“又蠢又坏”，但是这一切背后布局的那些人绝对不蠢，他们最多只是坏，而且坏得很有逻辑。
政治权力来自于人们的共识，而共识可以建立在事实上，也可以建立在臆想之上。
而后者往往传播更加迅速，爆发的力量更加汹涌澎湃，因为相信事实还需要理性分析，而臆想则是唤醒人们心中已有的贪婪和恐惧，效果立竿见影。这就是“乌合之众”的奥秘。（参见北山浮生读书会最新发布的关于《乌合之众》的解读“
为什么人一旦聚集成群，智商就会大大下降？
”）
为什么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民主革命，是依靠谣言忽悠而不是事实达成共识？
1642年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涌现出了克伦威尔这样真心相信民主革命理论，并且真心实意想将其变成现实的革命家，但是实践到最后被现实打脸了。
“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漂亮口号喊起来容易，但是最后总是要落实到利益分配上。资产阶级依靠发动工农兵的力量推翻了旧制度，那胜利果实该如何分配呢？如果真的实施
“
自由民主
人
权
”，那么利益面前人人平等，见者有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显然要分走大头，这是资产阶级决不能容忍的。这就是克伦威尔政权一切矛盾悖论的总根源。
这就跟很多人合伙创业一样，一开始口号说得很漂亮，等到初步胜利了就要涉及分钱的问题，结果一谈钱就伤感情了，最后闹得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
共产党闹革命，那是真的要深入群众，踏踏实实进行群众教育，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将乌合之众变成钢铁雄师。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进行军队民主化，一定程度上跟毛泽东的“支部建在连上”异曲同工，打造了英国历史上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这只军队的力量不仅让克伦威尔恐惧，更让整个英国的各个势力感到恐惧，因此迫不及待地将其拆毁。
资产阶级自由派所谓的“民主革命”，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利益服务，又必须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那么从逻辑上讲，就只有把人民群众作为乌合之众忽悠起来当枪使，然后再卸磨杀驴这一条路可走。
新一代自由派闹革命主要依靠制造谣言，煽动公众仇恨，借助乌合之众的力量来摧毁旧秩序。
因此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总结上一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按照新的剧本粉墨登场。
早在第二次英荷战争尚未结束之时，英国内部已经开始新一轮政治暗战。由于战争进行得不顺利，国王和国会之间互相攻击并推卸责任。
国王说，国会在军费上如此吝啬，这样是无法保卫国家的；国会则反唇相讥，国王在情妇和奢侈生活中挥霍过多，才是导致英军失利真正原因。这种争吵在查理一世在位的时候同样发生过，当年也是因为对外战争不利引发国王与国会的之间的相互指责，查理一世同样指责议会在军费上吝啬，而查理一世既没有情妇，生活也不奢侈，因此国会当时的攻击点在于国王专制独裁，宠信白金汉公爵（后来则是斯特拉斯福德伯爵）。
克拉伦登伯爵企图站在“理智中立客观”的角度，对双方进行规劝。他一方面同国会闹翻，另一方面谴责国王养了太多情妇。然而这种“理中客”的态度遭到双方的反感，国王与国会站在同一阵线，对他进行联手攻击。
议员们正想把克拉伦登比作白金汉公爵进行攻击呢，他自己撞枪口上来了。于是，当年卖敦刻尔克的旧账也被翻出来了，反对克拉伦登宗教不宽容政策的人，也趁机激烈反弹，国王也跟他划清界限。
拉架拉成悲剧的克拉伦登被弹劾后，于1667年流亡国外。
克拉伦登之后，他的权力被五个人分享，分别是克利福德（Clifford）、阿林顿（Arlington）、白金汉（Buckingham)、阿什利（Ashley）和劳德戴尔（Lauderdale），这五个人的名字首字母组合起来，正好是英文单词“阴谋小集团”（cabal）。白金汉就是当年那个被刺杀的白金汉公爵之子，是个浪荡公子，曾经给一个绅士带了绿帽之后，又在决斗中杀死了对方（原来是西门大官人转世投胎到此，失敬失敬）。
没过多久，“五人帮”就成为举国攻击的对象。导致他们深陷舆论旋涡的，就是防不胜防的政治谣言。
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英国上下沉浸在被天主教迫害的妄想中。辉格党控制的英国国会利用公众对天主教徒的恐惧情绪，加紧了对天主教徒的迫害。1667年，英军中的天主教军官遭到清洗，拉开了这一轮宗教迫害的序幕。
1670年《多佛密约》签订之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伦敦的街头巷尾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传言，国王和大臣们被法国人收买，出卖了不列颠的自由和信仰，查理二世不是英格兰贸易的保护者，而是路易十四的走狗。
在这种情况下，《多佛密约》就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如果内容被公诸于众，肯定会引发疯狂的暴动。因为其中确实规定，
法国出钱出兵，帮助英国重建天主教会；同时法国秘密向查理二世提供资助（每年十六万六千英镑），以帮助后者摆脱对国会的依赖；作为交换，英国也要在法国与荷兰的战争中助法国一臂之力。
如果这些秘密条款被公之于众，在陷入天主教恐慌的英国民众面前，会引发多大的风暴？这就好比特朗普被传了好久“通俄门”，结果有一天有人拿出了特朗普与普京签订的协议条款，那还不得闹个天崩地裂啊！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可能是“阴谋小集团”中的一个人不小心说漏了嘴，多佛密约的内容，被沙夫兹伯里伯爵（Shaftesbury）知道了。
沙夫兹伯里伯爵可是英国政坛的四朝元老，他出身名门望族，善于鼓动演说，历经政治风云变幻而屹立不倒，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一位诗人这样描写他“料事如神、不择手段，机智又勇敢，具有超人的远见”。
沙夫兹伯里伯爵可谓“政坛常青树”，原为保王党人，在内战期间转变为圆颅党，在“普莱德清洗”后，成为克伦威尔的国会中的一员，如今则是辉格党的领袖（辉格党的名称此时还没正式出现，但是该政治派别已经存在，在此直接称呼为辉格党，后面的托利党也是一样），与著名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8月29日－1704年10月28日）交谊甚笃。
约翰·洛克在自由主义思潮发展历史上极为重要，甚至被称为“自由主义”之父，他的理论深刻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以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托玛斯·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元勋，可以说是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源头。
约翰·洛克，就是自由派公知的鼻祖，方方等公知的祖师爷。
约翰·洛克
洛克在牛津大学上学时学的是神学专业，但是觉得专业太无聊，转向进行实验哲学和医学的研究。正是在发生伦敦大火的1666年，洛克认识了伯爵并治好了后者的疾病，成为后者的私人医生及助手，参与伯爵的政治活动并提供意见。
洛克实际上就是伯爵的首席智囊，也就是辉格党的智囊。
在洛克的建议下，
在1666年之后
，沙夫兹伯里伯爵的政治斗争路线发生了重大转变，
专注于煽动并利用英国公众对天主教的恐惧情绪，以此大做文章来打击政治对手，
这一政治路线一直延续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
下议院在沙夫兹伯里伯爵的带领下，仇视天主教以及法国的情绪日渐增长，渐渐地变得和英国内战之前的约翰·皮姆领导的下议院一样狂暴。
在《多佛密约》泄密之后，他们利用公众的反天主教情绪发起政治逼宫，国王身边的“阴谋小集团”被清洗，《宣誓条例》被强加给国王、约克公爵及其身边的大臣，要求他们郑重宣布否认“圣餐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即不相信圣餐的酒和面包可以变成耶稣的血肉，才有资格继续坐在王座或担任公职。
查理二世一看形势不妙，乖乖地按照国会的意思进行宣誓。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斯拒不宣誓，甚至不惜为此放弃了海军大臣的职务。
这件事情在辉格党的渲染之下，引发了公众更大的恐慌。因为查理二世已经确定没有合法的后代作为继承人，约克公爵詹姆斯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他却是一名天主教徒！
辉格党利用公众对天主教信仰再临英国的恐惧，成功掌握了 国会的主动权，“保王派国会”变成了反对国王的国会。
与此同时，托利党领袖丹比伯爵托马斯·奥斯本在下议院聚集了支持国王的势力，力图缓和国王与国会之间的恶劣关系。
托利党虽然支持国王，但同样反对法国反对天主教，只是没有辉格党的态度那么极端。托利党的策略是引入荷兰势力，以便与“潜在的”法国势力抗衡。
在丹比伯爵的奔走下，促成荷兰奥兰治亲王威
廉三世与约克公爵詹姆斯信仰新教的女儿玛丽联姻。
威廉三世是查理一世的外孙，他也有王位继承权，而且他的新教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再加上这次联姻，威廉和玛丽夫妇成为仅次于詹姆斯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约克公爵对自己的继承权充满信心，因为查理二世与约克公爵私下达成协议，一定会将王位传给约克公爵，因此并未对这次联姻加以阻止。
辉格党掀起的政治风暴打击了“阴谋小集团”，本以为下一步就会顺理成章地掌握政权，没想到被托利党利用这次联姻摘了桃子。丹比伯爵因为促成联姻，成为国会中最有权势的人，辉格党人对此恨得牙痒痒。
这次联姻之后，丹比伯爵为了进一步巩固本党的政治地位，计划推出进一步的联荷攻法政策，于1678年4月派老丘吉尔（大家熟悉的那个丘吉尔的祖先）前往荷兰，与威廉三世协调出兵事宜。
老丘吉尔于此次任务中，展现了出色的外交才干，他的谈判技巧与周到礼数，给威廉三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沙夫兹伯里伯爵一看，丹比伯爵这是要连下两城啊，再被他把英荷联合攻法搞成了，辉格党就被托利党压着翻不了身了。
如果说辉格党是因为政治理念的分歧而反对，那也可以让人理解，但实际上，
辉格党的政治路线一向是亲荷反法。为了不让托利党得势，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敌人支持的就是我们反对的！
所谓政治理念都是虚的，打击政敌获得权力才是实实在在的。接下来的政治手腕，更显露出辉格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初心”。
路易十四急于停战，对英国的辉格党要员以及荷兰议员大施贿赂，沙夫兹伯里伯爵领导辉格党,在国会大肆宣传反战的重要意义，全然忘记战前，正是辉格党大肆鼓噪联荷抗法。
于是，战争在英军正式出兵前已经结束，因此这次出使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是老丘吉尔通过这次出使，在荷兰建立了至关重要的人脉与关系，为“光荣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埋下了伏笔。
查理和他弟弟詹姆斯，都羡慕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他们认为，法国的体制才是最理想的体制，以国王为核心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才是国家富强的保证。像英国这样，国会议员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无论干什么都吵吵嚷嚷，你说东我偏说西，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愚蠢而低效，什么事也干不成，还有爆发内战的危险。
查理和詹姆斯认为，克伦威尔时期的英国远比现在高效，但克伦威尔的失败在于，他的政治基础建立在新教之上，而新教注定是要分裂的，这就是克伦威尔政权始终无法稳定的原因。
要想国家团结一致，必须学习法国的先进经验，在英国推行天主教！
查理二世的性格不适合干这事，所以他也就是心里想想，该干嘛干嘛，军人出身性格坚定的詹姆斯，则是干这件事的最佳人选，这也是兄弟二人达成传位协议的原因。
实际上，他们看法国也只是看到了法国表面光鲜的一面，对于法国国内的种种弊端，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国王兄弟看绝对君主制的法国哪里都好，议员们则怎么看共和制的荷兰怎么顺眼。
看本国都是缺点，看外国总是倾向于发掘其优点，这也是人们很容易犯的错误。
法国方面，路易十四对于自己在英国身上的巨大投资得不到回报，感到极为不满。
实际上，查理二世、辉格党要员和托利党的丹比伯爵，都在私下收他的贿赂。路易十四现在想干的事就是举报贪官！
路易十四最恨的人，是促成英荷联姻的丹比伯爵，他希望通过打击丹比伯爵拆散英荷联盟。
可是英国也没有中纪委，想打击托利党人就只能依靠辉格党。于是，他派人
将丹比伯爵收法国贿赂的证据，透露给同样收他贿赂的辉格党议员。
对于沙夫兹伯里伯爵来说，法国人提供的这些证据，就如同瞌睡的时候送枕头，想什么来什么！这些证据经过精心策划后，在下议院戏剧性地揭露出来，像一颗炸弹在最恰当的时候爆炸了。丹比伯爵遭到猛烈的舆论抨击，声望大降。
1678年，伦敦大火纪念碑在火灾起始地布丁巷附近落成，这座碑东面的铭文中写有“教皇党徒的阴谋诡计，纵火焚烧这座新教城市”，在1681年，纪念碑北面的铭文又加上了“然而，炮制这些恐怖事件的教皇党狂热分子还没有被清除”。
这些反天主教字句直到19世纪30年代天主教解放时期才被抹去。这个纪念碑就如同一个洗脑神器，英国人一看到它就想到天主教“亡我之心不死”，坚决支持任何打击天主教的活动。
所谓的天主教阴谋在1666年伦敦大火后开始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演越烈，谣言越传越邪门，不断撩拨社会的恐慌情绪，到了1678年终于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
如今网络上各种耸人听闻却又流传甚广的谣言的编造者，都是泰特斯·奥茨的徒子徒孙。而那些号称“谣言倒逼真相”的公知，则是继承了辉格党的真传。
围脖上曾经的三大名言是【谣言倒逼真相】、【造谣与传谣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以辟谣来抹黑造谣】，不以传谣为耻反以为荣，并以传播谣言来达到其政治目的，这事真是根子里带的，属于自由派公知的传统艺能。
就在大火纪念碑落成的几乎同时，英格兰发生了所谓的“教皇党阴谋”（PopishPlot），这一事件是彻彻底底的阴谋论产物。
一个编造谎言的惯犯泰特斯·奥茨（TitusOates），眼见英国国内排斥迫害天主教徒的气氛越来越浓郁，打算进行政治投机，用“人血馒头”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
这家伙早在炮制“教皇党阴谋”的谣言之前，就已经是个臭名远扬的无赖和欺诈犯了。在上学的时候就因为屡次说谎而遭退学，并被海军强行开除，又曾因伪证罪被判入狱。
奥茨假意皈依天主教，先后进入两家天主教神学院刺探情报。虽然最后都被驱逐出去，但是，他仍然搜集到了足够的内部信息，以便去编造一个谎言。
他信誓旦旦地宣称，一群耶稣会天主教徒曾在伦敦“白马酒馆”秘密集会，密谋企图再度火烧伦敦，刺杀查理二世，迎接法军登陆，大量屠杀新教徒，并拥立已皈依天主教的詹姆斯为国王。
他提出了一份所谓的“密谋者”名单，其中，约克公爵詹姆斯夫人的私人秘书科尔曼赫然在列。
这一爆炸性的所谓“告密”，编得有鼻子有眼的，其中大量信息都是真的，但是关键内容却又夹带私货。
见到这份名单之后，英国两院的议员们完全无视奥茨之前的斑斑劣迹，立即“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了。在反天主教的狂热氛围之下，谁也不敢矛头反对，因为一旦被别人怀疑自己跟天主教扯上任何关系，很有可能导致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这可以说是“从众效应”的典型范例。
在历次革命运动中久经考验的沙夫兹伯里伯爵，一直为托利党占据上风而大为恼火。他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打击政敌的大好时机。
在他的推动下，辉格党人积极推波助澜，大加渲染，奥茨的谎言像晴天霹雳一样震动英国，掀起了一股反天主教的怒涛狂潮，因为这“验证”了他们长久以来心中所猜测及恐惧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