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不可预测性和获胜
理论上，竞争者使自己对对手不可预测可能具有战略优势，例如，通过混合敌意和友善行为。然而，竞争者是否以及如何使自己变得不可预测，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这如何影响冲突动态和结果，尚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明确回答。我们在互动的攻击者-防御者竞赛中研究这些问题，其中攻击者通过投资来夺取对手防守的资源。研究1，对九个（未）发表的实验（总样本量N = 650）的再分析，揭示了跨试验的显著变异性，特别是在主动攻击方面，而反应性防御的变异性较小。研究2（N = 200）显示，变异性越大，预测攻击者和防御者下一步行动的难度越大，特别是当变异性是由于偶尔的而非（不）频繁的极端投资所致时。研究3（N = 27）和研究4（N = 106）表明，赛前睾酮（一种与冒险和地位竞争相关的激素）驱动了攻击期间的变异性，进而增加了防御者的同情性唤起和防御者的变异性（研究4）。不可预测的冲突和竞争行为并不是由财富最大化动机驱动的，而是出于攻击者“不惜一切代价”获胜的愿望，并且给胜利者和受害者都带来了显著的福利成本。
De Dreu, C. K. W., Gross, J., Arciniegas, A., Hoenig, L. C., Rojek-Giffin, M., & Scheepers, D. T. (2024). On being unpredictable and winn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3), 369–389. https://doi.org/10.1037/pspa0000378
群际过程与微笑面孔优势：社会类别如何影响情绪分类
有大量证据表明，情绪分类受到目标面孔社会类别归属的影响，目标性别和目标种族会调节观察者分类开心和愤怒情绪表情的难易程度。然而，这些发现的理论解释受到参与者样本和目标面孔中的性别和种族不平衡的限制（例如，大多数参与者是白人女性，而大多数黑人目标是男性）。在七个实验中，当前研究使用了性别匹配的样本（实验1a和1b），性别和种族身份匹配的样本（实验2a和2b），以及社会情境的操控（实验3a、3b和4），以确定情绪分类是否受到观察者和目标面孔社会类别归属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支持这一观点，我们发现开心面孔优势的存在和大小受到观察者和目标社会类别相互作用的影响，对于内群体目标，反应时间中存在可靠的开心面孔优势，但不一定对外群体目标也是如此。白人目标和女性目标是唯一与独立于观察者类别的可靠开心面孔优势相关的类别。当目标按社会类别分块时（例如，一个全是白人女性目标的分块；实验3a和3b），观察者和目标社会类别之间的相互作用被消除；当目标与额外的类别信息（即内群体/外群体国籍）相关联时（实验4），这种相互作用被加强。这些发现支持情境敏感的群际过程可能会影响情绪分类的可能性。
Martin, D., Hutchison, J., Konopka, A. E., Dallimore, C. J., Slessor, G., & Swainson, R. (2024). Intergroup processes and the happy face advantage: How social categories influence emotion categor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3), 390–412. https://doi.org/10.1037/pspa0000386
在过去冲突中感知到更大的多样性减少了对目标冲突的预期
许多重要的个人目标，例如健康、事业、财务和社会关系，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反复执行相同或相似的行为（例如，每天锻炼或每周存钱）。在追求这些持续性目标时，人们可能会多次经历目标冲突（例如，多次未能按计划锻炼或存钱）。这些过去的目标冲突经历会如何影响对未来目标追求的预期？本研究考察了过去冲突与焦点目标之间的感知关系，特别是感知多样性如何影响预期。感知多样性是指对一系列项目中差异（或相似性）的整体评估。六项研究表明，感知到的过去与焦点目标冲突的多样性越大，对未来遇到冲突的预期就越低。这是因为，感知到的更大多样性使得过去事件的原因看起来总体上不稳定（即，更加临时和偶然）。因此，在保持过去事件的数量和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感知到的过去冲突的多样性越大，预期的目标冲突就越少。此外，考虑那些促使（即，激励）较少（相对于更多）进行因果搜索的过去事件（即，与自我相关性较低或积极的事件），会削弱感知多样性的影响。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目标冲突、多样性和相似性，以及目标追求中的预测。
Abreu, L., Memmi, S. A., & Etkin, J. (2024). Perceiving greater variety among past conflicts with a focal goal reduces expected goal confli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3), 413–430. https://doi.org/10.1037/pspa0000387
微包容：将女性视为受尊重的工作伙伴增加了她们在科技公司的归属感
当人们进入新的工作环境时，我们理论认为他们容易怀疑自己是否会被接纳，从而能够为共同目标做出贡献。如果是这样，那么能够明确他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对待方式——我们称之为“微包容”——传达出对个人贡献的接纳和支持，可能会增强归属感。此外，在技术环境中，我们理论认为，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微包容可能特别有影响力，因为她们的代表性不足和负面刻板印象使得她们的贡献机会特别艰难。四项主要实验（总样本量=1,861，STEM领域女性样本量=1,430）测试了这一理论。在实验1中，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男女员工都预期在包含微包容的工作团队中会有更大的归属感，但这一效果在女性中最为显著。实验2-4在女性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人士和考虑从事技术职业的大学生中重复了这一效果，并显示女性的预期归属感超越了社会上的温暖对待（实验2）；当微包容来自男性（相对于另一名女性）时，这种效果更为明显（实验3）；即使在观察到另一名女性接受微包容时，这种效果也会出现（实验4）。微包容还增加了女性对公司的承诺（实验2和4），并减少了她们对刻板印象威胁的预期体验（实验3）。这项研究突出了女性在技术环境中面对的模糊性，即她们是否会被接纳以便为共同工作目标做出贡献，以及来自同事的肯定性对待的重要性。
Muragishi, G. A., Aguilar, L., Carr, P. B., & Walton, G. M. (2024). Microinclusions: Treating women as respected work partners increases a sense of fit in technology compan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3), 431–460.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430
温暖与能力社会拒绝的不同效应：基于需求威胁模型的解释
基于需求威胁模型，我们假设“温暖拒绝”比“能力拒绝”更威胁归属感，而能力拒绝比温暖拒绝更威胁效能感。为了恢复受到威胁的归属感，预测温暖拒绝（相对于能力拒绝）会导致更高的亲和反应。相反，为了恢复受到威胁的效能感，能力拒绝（相对于温暖拒绝）会导致更高的自我关注。在六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参与者在因为缺乏温暖而被拒绝后，比因缺乏能力而被拒绝后表现出更多的亲和反应（研究1-6）；而在因为缺乏能力而被拒绝后，比因缺乏温暖而被拒绝后变得更加自我关注（研究3-6）。此外，温暖拒绝对亲和反应的影响是通过对归属感威胁的感知中介的（研究4-6），而能力拒绝对自我关注的影响是通过对控制感和归属感威胁的感知中介的（研究4-6）。这些研究提供了一致的证据，表明社会拒绝的影响取决于人们对拒绝原因的感知。
Chen, F., Guo, T., & Wang, J. (2024). Divergent effects of warmth and competence social rejection: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need-threat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3), 461–476.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440
利用犯罪侦查风险研究决策机制的变化
对犯罪侦查风险（例如，被逮捕的风险）的感知在犯罪决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感知的变异来源尚不完全清楚。个体是否会对法律政策的变化作出反应，还是侦查风险的感知像其他感知一样，由经验、启发法和偏见所塑造？我们应用发展视角研究了自我报告的侦查风险感知。我们根据达尼丁纵向研究的数据（分析样本为985名新西兰人），测试了四个假设，这项研究跨越了20年的发展（年龄范围为18-38岁，时间段为1990-2011年）。我们得出了四个结论：（1）人们在生命早期形成对侦查风险的感知；（2）侦查风险的感知可能是一般性的，而不是针对每种犯罪类型的；（3）群体层面的感知在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期之间是稳定的；但（4）当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会更新自己的感知。我们考虑了这些发现对未来理论和政策工作的重要性。
Barnes, J. C., Moffitt, T. E., Tanksley, P. T., Tasharrofi, S., Poulton, R., & Caspi, A. (2024). Using risk of crime detection to study change in mechanisms of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3), 477–491.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493
研究墨西哥裔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轨迹及其与早期成年期生活满意度的前瞻性关联：家庭主义、人口因素和父母特征的作用
本研究利用对674名墨西哥裔青少年的14年纵向研究数据，考察了物质主义价值观（MV）在青少年期（10-16岁）的发展轨迹、青少年期MV轨迹的相关因素，以及MV轨迹与早期成年期（17-23岁）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前瞻性关联。潜在增长曲线分析显示，平均而言，从早期到晚期青少年期，MV呈下降趋势。在家庭收入较高、母亲和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母亲和父亲MV较低的家庭中成长的青少年往往物质主义程度较低；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与10至16岁期间MV的较小下降有关。研究发现，青少年期MV下降幅度较大与17岁时较高的初始生活满意度之间有很强的关联，但与17至23岁期间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无关。该研究结果提供了对墨西哥裔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发展的见解。
Shi, B., Cheng, R., & Robins, R. W. (2024). Investigating the trajectory of Mexican-origin youth’s materialistic values across adolescence and prospective associations with life satisfaction in early adulthood: The role of familism,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parent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3), 492–510.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489
检验依恋理论的引导假说：考察个体内依恋安全感的变化
根据依恋理论的引导假说（Bowlby, 1973），随着人际关系的进展，人的依恋安全感轨迹应变得越来越稳定，并且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较小。本研究旨在在浪漫关系的背景下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分析了来自1741名成年人的纵向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三到二十四次调查评估（分析的平均次数=6.79，标准差=5.31；中位数测试-重测间隔=35天）。我们将参与者的伴侣特定安全感的个体内波动建模为其浪漫关系长度的函数。此外，我们还考察了依恋相关事件（例如，与伴侣的冲突）是否预测了新恋爱关系中的人与已建立的恋爱关系中的人之间的安全感个体内波动的差异。我们的结果表明，与已建立的浪漫关系相比，新恋爱关系中的人在伴侣特定的依恋焦虑上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无论是一般情况还是对依恋相关事件的反应。然而，这些趋势在伴侣特定的依恋回避上并未观察到。结果部分支持了引导假说，但也表明引导过程可能比以前假设的更为复杂。
Dugan, K. A., Fraley, R. C., Gillath, O., & Deboeck, P. R. (2024). Testing the canalization hypothesis of attachment theory: Examining within-subject variation in attachment secur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3), 511–541.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