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年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会议主题：“和平崛起与中国法理学问题”。十年来，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几乎都在这个问题背景下展开。那么，今天我们要问：法学理论应该如何思考中国崛起？如何将一个现实的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的思考，这首先取决于我们的问题意识，恰恰是我们的问题意识为法学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目标和方向。如果说要在十年之际，简单梳理一下我们的思考，我们实际上在持续不断地思考以下五个问题：
其一，我们试图突破法学界流行的、充满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宪政”概念，而在更为客观和科学的意义上讨论“宪制”问题。这个问题思考方式有助于我们打破种种人为划定的古今中西的对立，由此我们不仅思考中国古典的宪制，而且思考中国现代的宪制，不仅思考西方小国的宪制，也思考西方大国的宪制。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集中讨论的苏力的《大国宪制》，可以说是这方面思考的典范。这意味着你不再会用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追问：中国古典有宪法、法治吗？不管你是否赞同苏力对中国古代宪制的概括，你都必须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中国和西方的问题。
其二，我们试图突破了规范宪法学单纯从规范文本角度来讨论国家宪法问题，而是致力于推动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宪法问题，尤其从现代政党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宪法，探讨现代政党与国家宪法的关系，尤其重点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制秩序中发挥的作用。中国现在是否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宪制模式、这个模式能不能称之为“党国宪制”可能还有争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制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在这方面白轲教授（Larry Backer）在有大量深入地研究，他率先提出中国的党国宪制模式。而今天他刚好出席我们的年会并作关于中国民主政治的主旨演讲。
其三，我们试图矫正法学界主流的“国家法一元论”的理论视角，始终坚持并推动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范式，从习惯法问题、古代礼法问题到当下的党规国法问题，都成为我们思考和研究的突破点，并以此推动构建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这种法律多元主义理论源于苏力二十多年前提出“秋菊的困惑”问题。在前年我们的年会上专门组织了纪念苏力发表“秋菊困惑”论文20周年的学术讨论。而今年我们将在三联书店结集出版这个领域中的研究成果，陈颀就是著作的主编。在第一届年会时他还是个学生，如今已成为法哲学和法律与文学研究领域中有影响力的重要学者。
其四，我们之所以试图推动上述三方面的理论突破，归根结底是要在理论范式上反思这些学说背后预设的、以欧洲政治经验为蓝本的主权国家理论。为此，我们试图突破17、18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法学理论诞生时所产生的主权国家想象，持续地展开对帝国和国际法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推出了“帝国与国际法”的译丛，在第一届年会时，孔元还是旁听的学生，而如今成为这套丛书的主编之一。今年，我们更是举办了以“帝国、革命与宪制”为主题的第一届法意暑期班，相信这会成为以后我们持续思考的问题。
其五，我们试图打通部门法之间的专业壁垒，始终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讨论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甚至金融法等领域的问题。在专业化越来越壁垒森严的今天，各个部门法专业之间往往缺乏对话的专业语言，甚至陷入“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而只有公共政策问题思考视角才能打通这些专业，让我们不同的专业领域中分享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法，从而进行对话。在北大法学院，我们专门组织了“法律与公共政策”的法律硕士专业方向，致力于培养跨专业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