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读书日而读书
“直到今天才发现朋友圈这么多读书人，失敬失敬。”
这是世界读书日当晚，我的一则牢骚。我的朋友圈充满三教九流，一贯百花齐放，哲学与美食比翼，时政与鸡汤双飞，卡夫卡与成功学共舞，宪政爱国主义与房地产政策一色，却在这一天，数百人前赴后继，声应气求，奔往同一主题：读书。他们或者谈新书，或者谈旧书，或者谈书目，或者谈书缘，或者谈读书的心得，或者谈读书的方法，酷爱心灵鸡汤的女生捧起了奥勒留的《沉思录》，日理万机的律师开始阅读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沉浮于股市的土豪用一本《枕草子》遮住了疲惫的容颜，就连我那不学无术的弟弟，都拿《坛经》装潢门面……
这样的见闻，应该不是我的专利。原谅我的牢骚过于刻薄。刻薄的背后，却是真挚的忧虑。如果每年4月23日，国人都捧起书本，无疑是世界读书日的荣耀；如果国人的阅读，仅限于4月23日这一天，无疑是世界读书日的悲哀。
我鼓励读书，对不读书的人，却无一丝偏见和鄙夷。读书的起点与终点，都是自由，不可强迫，不必强迫。不读书，并不等于反智；不读书的人，未必比读书人愚蠢、卑贱。质言之，读书与否，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对不读书的人而言，该如何求知，对读书人而言，该如何阅读。
世界读书日的立意，原是召唤人类读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和快感，去追寻“读书这么好的事”这个美丽的谜面所包含的谜底。然而，这一节日在中国，由于权力的积极介入，而被打造为一个盛大的仪式，一场浩荡的运动。仪式化与运动化最大的弊害，还不在虚有其表的形式主义，而是剥夺了阅读的自由。具体来讲，我们的全民阅读，名为劝勉、推广，却基于权力的垂直属性，渐渐趋向指令、强迫（在吾国，不管什么好事，但凡冠以“全民”之名，都将发馊、变质）。阅读本来是自发的行为，在所谓“全民阅读日”、“全民阅读月”，你却不得不阅读，甚至不得不阅读那些指定的书籍。这样的阅读现象，不啻与世界读书日的出发点渐行渐远。由此，世界读书日在中国的遭遇，正应了那句谚语：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所以有人嘲讽：中国的读书日，一是政府的盛宴，二是书商的盛宴，三是不读书的人的盛宴。盛宴之上，唯独缺少读书人的身影。他们都去哪里了呢？该在哪里，就在哪里，他们读书，甚至安身立命，与读书日并无关系。
这样的读书日，恰恰是对读书的戕害。为了从权而读书，为了装腔而读书，为了跟风而读书，为了应景而读书，不仅导致阅读丧失了自由，还败坏了品味。最终，阅读沦为一种表演、一笔交易、一场虚情假意的政治与文化合谋。在自欺与欺人之间，这些读书人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深渊。
窃以为，对读书人而言，除了阅读不得自由，最值得警惕的便是阅读的功利化。读书，一定要为什么；打开一本书，一定要有所得。殊不知，读书最忌急功近利，一旦心存功利，往往适得其反。如朱自清先生所云：“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谷林先生的说法更具体：“我以为真爱书的人，大体上不能接受‘立竿见影’的观点。平时东翻西翻，不知不觉中有些沉积，某一天会忽然在一件不相干的事情上触发，于是引出一些不同于旁人的感受，这或者还够不上王静安说的‘蓦然回首’，而读书意味，竟在此中。”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之言。
我最景仰的一位读书人，不是什么名流，而是无名之辈，在他身上，我见识了读书该如何祛除功利，见识了一种最值得追寻、致敬的读书观。《少年游》里写过他。他是我幼时的街坊，在澡堂烧锅炉，家藏金庸、梁羽生等正版文集，从不张扬，一如其人。有一年暑假，我都窝在他家里读书，一边读，一边寻思：他只是一介锅炉工，为什么如此喜欢读书尤其读武侠？少年读武侠，常怀侠客梦，然而他隐于市井，与世无争，街市偶有不平，却未见他出手，看来不似身怀绝技，更无侠骨仁心。我问他，他只是笑笑：读书就是读书，管那么多干什么。
若干年后，我读王怜花《古金兵器谱》，他写少林寺的无名老僧，写他的一位同学，北大出身，熟背中原音韵，精通《五灯会元》，才艺双绝，热爱生活，却只想做收发室的看门人，他们立志“寻求一种更高更远的精神”，对他们而言，内心的平静重于这个世界。我忽然想起了这位谦冲自牧、信守无为之道的锅炉工。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相对于“为什么而读书”，我们能不能“不为什么而读书”。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也许不可企及，却不代表不该追求。也许，正基于“不为什么”，基于有所不为的立意，我们才能从这个泥沙俱下的功利主义世界抽身而出，使书籍作为最后一块净土，用读书守护灵魂的清净。
真正的阅读，与哪一天是世界读书日无关。真正的读书人，不是为读书日而读书，而是不为读书日而读书。
2015年4月24日
不为什么而读书
大学毕业前夕，按学校规定，我去图书馆注销借书证。等候期间，在公共电脑检索借阅记录，发现所借第一单书，竟是史铁生《我与地坛》和贾平凹《废都》，大一那年，借书则以文学尤其中西经典为主，不由怅然久之，深恨少不经事，枉费日月，倘若早早从政治学读起，想必此刻腹中会充实一些。走出图书馆，回头一想，却觉得那时的阅读状态最是难得，没有压力，没有目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此后的阅读行旅，或者受制于学术计划，或者被问题意识驱逐，固然别有一番况味，不乏欢愉和圆满，却无多少自由可言。
当阅读失去自由，才意识到自由之于阅读的可贵。毕业十载，我渐次开始反思：究竟是什么导致我们的阅读远离、丧失了自由？
答案之一，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为什么而读书，读书何为，读书何用……
我们从小，不，应该说，我们的祖先从小，就被教育，读书会有什么用，读书能带来什么，要为什么而读书。最经典的古训莫过于“书中自有千钟粟……”，据说出自宋真宗赵恒的《励学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老实说，这首诗并不怎么高明，活脱是穷乡僻壤私塾先生的手笔，还不如汪洙的《神童诗》气派：“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由这些诗文，不难窥见，读书之于古人，只是工具。书被视为手段、路径，而非目的，目的则是书中埋藏的权力、财富与美人。这便决定了哪怕书之前冠以“圣贤”的敬称，包括圣贤在内，都对读书坚持一种功利主义的考量。
联系赵恒的身份，更不难窥见，以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引导读书，还包含了权力对读书人的规训。就像唐太宗李世民盛赞科举取士的功用：“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赵恒的《励学篇》亦复如是，这一读书观，便是皇帝为知识分子设置的“彀”。
蒲松龄《聊斋志异》有一则名为“书痴”的故事。彭城郎玉柱，好书成痴，他像中国古代的大多书生一样，笃信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忽有一天，他的虔诚感动了上苍，“宛然绝代之姝”的美人颜如玉从《汉书》第八卷中翩然降至他身边，软香温玉，伴之枕席。不过美人屡屡告诫他，不要痴迷于书，后来竟逼他抉择：“必欲妾留，当举架上书尽散之。”书痴答，书是你的故乡、我的性命，你怎能这么要求呢。接下来自然是一幕悲剧。其实结局如何，已经不再重要。值得正视的是二人对书的态度，郎玉柱对书的痴情，并不为蒲松龄所喜，他化身异史氏批道：“天下之物，积则招妒，好则生魔……”颜如玉虽出自书中，却毫不感恩，甚至不惜以自身为选项，与书势不两立。在此，书痴和美人的命运都被抬高了，书的价值被无限贬低。
为千钟粟而读书，为黄金屋而读书，为颜如玉而读书，书的价值便取决于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价值么？难说得紧。这百年来，我们都听过一句嘹亮的口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大抵是“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升级版，曾令多少国人热血沸腾，亢奋不已，以为从此找到了读书的方向，打开书页，就能看见大国崛起的璀璨明天。
可惜，这依旧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读书观。读书未必有助于中华崛起（问题不在读书，而在读什么书，怎么读书，知行如何合一），中华崛起的沉重使命却常常压倒了读书。当激进的时人振臂高呼：“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谁更胆寒：侵略者还是读书人？
我不反对中华崛起，正如我不反对读书，我却反对将两者捆绑在一起。这背后潜伏的思维，则是“读书有用论”，它至少在暗示两点：读书不能白读；书中定有宝藏。结果往往令人失望，因此导致人们滑入另一可怕的极端：读书无用论。质言之，“读书有用论”与“读书无用论”仅仅一纸之隔，弹指即破。刀尔登先生曾提醒：这两种“论”，“本是一家，是一种疾病的两样症状，好比一种错误的证明，恰是对自身的反驳”。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视角，换一种问法，不再是“为什么而读书”，而是“不为什么而读书”呢？
有人会问：你在主张为读书而读书么，正如为艺术而艺术，为足球而足球……？必须承认，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可望而不可即，然而不可企及，却不代表不该追求，梦想以及幻想的意义，正在于对现实的鞭笞和提升。我只是希望，我们读书，能少一些功利，少一些精神束缚，少一些求知欲以外的五光十色的欲望。无论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还是中华之崛起，往往构成了脆弱的书脊所不能承受之重。重压之下，读书人一无所得，反而丧失了对书籍和知识最自然的爱欲。
我不否认，自己深受“为什么而读书”的困扰，我最期盼的读书状态，恰恰是“不为什么而读书”，甚至我自己都不知为什么打开了这本书，不知我的阅读旅程是明媚还是忧伤，不知从哪里读起，终点何在。我的心情，正如西川诗云：“……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说起来，“不为什么而读书”的最佳语境，当是监狱。有多少中国人，梦寐以求在牢里读书呢。大概唯有在此，读书才能纯粹化，祛除一切目的，抛开一切负累，监狱剥夺了他们肉身的自由，却换来了心灵的自然。反过来看，尘世之中，读书人是如何不得自由。
1930年代，胡适被问及中国梦，答：“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胡适一生，读书极具功利性，从他所阅读的书目，可窥见社会的转向；而且他的读书时间，常为国事所挤压。所以，十年牢狱，十年读书，当是他的肺腑之言。
为什么而读书，不免焦灼，当“什么”不能实现，更不免痛苦。这么一来，读书何以为乐事？也许，只有当我们不为什么而读书，才能使那两句话发出悦耳的回响，一是张新颖先生的书名：“读书这么好的事”；二是绍兴新青年书店的口号：“阅读必叫人得自由”。
2013年7月11日初稿
2015年1月20日修订
苹果手机专属赞赏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