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轮廓上看，婆罗洲大体呈现为一个向东倾倒45度的等腰三角形。在地形图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自东北部顶点，向南偏西方向延伸的一条高大山脉。我们可以将之称之统称为“伊班山脉”（或者伊兰山脉）。“伊班”之名，源自于东马来西亚境内最大的达雅人部族“伊班族”。
婆罗洲行政地形图
这条主分水岭承担分割印、马两国功能的伊班山脉，其实被命名为“达雅山脉”会更好。当然，达雅也好、伊班也罢，在婆罗洲也许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意味，但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标签来标定它。山脉和原始森林，往往是土著文化的最好保护者，这一特点在婆罗洲也有着充分的体现。接受这种“原始”地理环境保护的，并不仅仅有数百万达雅人，还有非常珍惜的“婆罗洲侏儒象”。
婆罗洲侏儒象
今天生活在婆罗洲的大象，总数量不足2000头，作为一个亚洲象的一个孤立亚种，这个数量已是非常稀少了。最新研究表明，婆罗洲侏儒象是一个本该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物种。它们的原产地并非婆罗洲，而是与之隔海相望的爪哇岛。与在亚洲大陆的亲属略有区别的是，生活在更低纬度地区的爪哇/婆罗洲象，体型要更小巧一些，即使是成年雄性，身高也不超过2.5米。
很显然，婆罗洲侏儒象这一特征是受气候环境影响而自然形成的。就像苏门答腊虎的体型小于孟加拉虎，孟加拉虎又比华南虎更小一点一样（东北虎体型最大）。大约在200多年前，几头“爪哇象”被当作王室之间的礼物引入了婆罗洲，并在婆罗洲原始森林的庇护下繁衍至今。不幸的是，在这次带有政治意味的物种迁徙之后不久，爪哇本土的大象便灭绝了。尽管有人认为荷兰殖民者应该为此负责，不过考虑到爪哇岛那恐怖的人口密度，这口锅一定要让某个西方国家背的话，由葡萄牙人来背会更合适（如果没有地理大发现带来的高产作物）
爪哇岛肥沃的火山灰
由于没有强大的陆地军事压力，婆罗洲侏儒像并没有如他们在印度和中南半岛的表亲一样被训练为战象，因此也没有机会在地缘政治舞台上露脸。之所以在这提一下这种看似无关的动物，是因为他们和达雅文化的存在，其实都依赖于婆罗洲的“原始环境”。如果有一天，婆罗洲的野生大象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达雅文化，也很有可能会随之消失了。
当然，即使环境发生了彻底变化，也不代表作为族名的“达雅”会消失。适应新环境，为原有文化注入新凝聚点，是很多族群在延续并发展壮大时会做的事。达雅人或许也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不再依赖“原始”属性，还能够内部达成共识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数百年前那些引入伊斯兰信仰的马来人，算是作出了一个成功表率。只不过，如果想保持自己的族群独立性，达雅人显然是不能做出同样选择的（否则就被融合了）。
达雅人的这一困境，在16、17世纪婆罗洲沿岸纷纷建立小型苏丹国时期就已显现（约有20多个）。很多数时候，先期已经接受其它多神信仰，并且建立相对完善统治体系的地区，在传播一神宗教时会更顺利些。简单点说，就是文明开化地区的社群，更容易权衡利弊做出更现实的选择。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典型案例，是上世纪60年代起，基督教在韩国的爆发式传播。今天，韩国信仰各种教派（包括自创的）的基督教徒，数量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在这个过程中，摆脱“落后”中华文明的影响，拥抱更有活力西方文明的想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韩国在文化因素上如果有些“复古”的做法，比如一定程度的重新接受汉字，也同样不足为怪。
韩国居民区教堂林立
对于2、300年前，那些占据沿海港口的马来/穆斯林来说，向内陆扩张的速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达雅人和客观地理环境的“原始”性，是造成这一困扰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没有足够的人力。人力资源，是地缘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日本，及至当时的朝鲜半岛，曾经在东北展开了一场移民大战，以期得到这片东亚大陆最后和处女地。尽管后两者，一个在政治/军事上占据了优势，一个地理距离上更具优势，但最终获胜的还是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的中国人。
如果有更多马来/穆斯林人口移民婆罗洲，势必加快岛上苏丹国的开发进程。然而相比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而言，婆罗洲无论在航线还是土地资源上，吸引力都不够大。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足够人口潜力，并且与南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华人”，成为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了解到，中国人进入南洋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早。荷兰人对爪哇的开发，掀起了一波移居南洋的新高潮。问题在于，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婆罗洲的苏丹，引入华人的目的，本质都是为了让后者创造经济价值，而华人愿意背井离乡的跨海而来，也同样是为了“淘金”。如果说荷兰人吸引大批华人前往的利器是“蔗糖”的话，那么婆罗洲苏丹们靠的又是什么呢？答案是一个足以让你眼前一亮的矿藏——黄金。
黄金的价值和吸引力自不必多言。人们常常把华人出海谋生的历史，称之为“淘金”，以至于今天若有人出国留学，也往往被冠之以“镀金”之名。殊不知最初大量华人去往海外的目的，真的是去“淘金”。在华人海外淘金的历史中，最知名的地点应是美国太平洋海岸城市“圣弗朗西斯科”了。19世纪中叶，这一地区的河流中发现了黄金，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人口前往淘金（原来本地人口只有数百），这其中就有大量契约华工（1852年，仅华工就有3万）。圣弗朗西斯科也因此有了个中国式的名称——旧金山。
旧金山淘金者
一开始“旧金山”前面并没有一个“旧”字，只不过在圣佛朗西斯科发现黄金之后不久，太平洋之南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发现了金矿，并同样被前往中国招募华工的商人渲染为“金山”。为示区别，美国的“金山”就变成了“旧金山”。这段发生在19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华人数千年积淀出来的“勤奋”基因，使之所能够适应的环境，决不仅仅限于种植园。今天的中国能够在跻身工业化国家行列，并有在互联网时代领先的态势，这一优良的文化基因同样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9世纪中叶，美国和澳大利亚并非华人海外大规模淘金的开端，追溯起来的话，黄金对华人的吸引力，在一个18世纪初的婆罗洲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需要说明的是，早在荷兰人觊觎这片土地之前，华商就已遍布加里曼丹岛各港口，并对当地的商业呈主导之势。事实上在荷兰人重点经营的爪哇，最初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相比种植业和采矿业，纯贸易活动所能沉淀的人口并不多，
最早在婆罗洲发现并开采黄金的，应该是文莱苏丹国境内的华人。19世纪中，西加里曼丹沿岸的苏丹们，也纷纷引入华人勘测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河流，并陆续发现了多处金矿。如果以河流为标识划定范围的话，这些华人覆盖的矿区，从西加里曼丹北部的“三发河”流域，向南一直延伸到中南部的“帕万河”流域。其中又以西加里曼丹中心河流“卡普阿斯河”以北地区为集中连片区。
西加里曼丹行政地形图
与荷兰人将制糖业分包中国人的模式一样，西加里曼丹的苏丹们，同样也不会直接参与金矿的开采，而是将某一河段承包给某一华人社团，并定期收取租金。这种模式，给予华人以相当大的自由，以至于身处婆罗洲的华人群体，开始由经济、文化属性的“社团”，向有政治属性的“社会”进化。当然，依托种植业做大的爪哇华人群体，也同样有着这个的趋势。只不过强势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制造“红溪惨案”之类的强势手段，避免了这一切的发生。
相比在荷兰人主导的巴达维亚等地，华人在西婆罗洲的政治空间要大得多。这很大程度有赖于当地马来苏丹们，无法有效统治那些人口占优的达雅人部落，需要有一支第三方力量来帮助他们做大自己的力量。引入荷兰人或者其它西方商人也是一种选择。只是即使不考虑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结构性矛盾，单看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军事优势，主动选择他们做合作者也是件很危险的事。尤其婆罗洲的苏丹们，自身的力量大都比较薄弱。认清这一点的苏丹们，在荷兰人试图取得贸易专属权时，甚至会与当地华商联合起来，拒绝这一要求。
这里要先来解读下“社团”这个标签。正式的定义中，所谓“社团”一词指向的是 “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爱好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组织”。不过对这个词，在看港片长大的一批人眼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在上世纪8、90年代那些快意江湖的香港电影里，“社团”往往是黑社会组织的自称。当然，不管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所组织的“白”社团，还是帮派性质的“黑”社团，其实都是符合刚才所说的定义的。
港片里的社团“洪兴”
之所以把前往西加里曼丹采矿的中国人，用“社团”一词概括，是因为他们是真的是一个个“社团”组织，最初的组织原则与中国曾经存在的洪帮、青帮等帮派组织并无二致。只不过西加里曼丹特别的地缘环境，使之一度有机会登堂入室，进入政治序列。
在西加里曼丹，以采矿业为经济基础所结合成的一个个华人社团，有一个非常时髦的名称——公司。你没有看错，就是公司。事实上，中国人将商业组织命名为“公司”正是源自于婆罗洲的采矿业。顺便说一下，网络上有种说法，言“公司”一词所源自的孔子和庄子之说，其实是臆造。这两个字连用成词的初衷，就是字面本身的意思。可以理解成“为了共同利益聚合而成的互益组织”。这样一看，是不是和“社团”一词几乎可以划等号呢？
说起来如果不是“公司”一词，最终被套用在了西洋泊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组织上，估计现在海外的社团组织还会自称“公司”。有意思的是，在帮会组织生存空间日渐压缩的今天，很多此类“社团”又开始以现代意义的“公司”形象，游走于正常社会中。
再追根溯源的话，“公司”一词涵意的转变，与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会，甚至说就是“兰芳公司”的转型有莫大关联。在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下一节我们就将以这一特别的案例，来了解中国传统社群，在自然演化过程中（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将如何对接西方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