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此并不热心。
首先,我一直对任何表示法国如果有另一部宪法会更好的说法保持警惕,在黄背心事件发生后更是如此。
弗朗索瓦·奥朗德在涉及其提议的社会影响时很有分寸。但他仍然认为在这一领域发表言论有利可图。我们不能忽视他的这一选择。
让我们与对制度的批评保持适当的距离吧。
哪里都不曾证明存在另一种模式能够凭借其自身的优势更好地解决法国人的实际问题,创造以百万计的就业,提高购买力,消除债务,重整郊区的文明,防止火车运行不畅或激发对邻人的爱。至于人民对其领导者信任的破裂,我倒很希望有人能向我指出在哪个与我们体量相当或更大的民主政体中不会出现这种暗礁。
其次,我对该提议的主线感到困扰。弗朗索瓦·奥朗德比其他人更受他那些“责难者”之苦,也就是说,作为多数派的己方阵营里幼稚的不忠行为。他非常清楚,
实现共和国总统由普选产生的方案的最大障碍正源于难以管理“他的”团队,特别是因为各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他清楚不受限制的议会制形式是以何种方式支配我们的。他甚至公开地将议会制形式撇在一边,并辩称自己不得不诉诸宪法第49.3条款来通过他认为必要的改革……然而,他提倡的体系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退缩,也就是说,提议极大地强化国民议会,此外还消除第五共和国设置的大部分制衡手段(总统解散国民议会的权力、政府的政治责任等)。他希望的是什么呢?“行政当局再也不能(……)对议会施加压力:如今它必须与后者达成妥协。”(《回应民主危机》第70页)
这会造成问题吗?
弗朗索瓦·奥朗德喜欢拿破仑式的领袖权威甚于集体商议这一点并不重要。这是他的权利,当下也是他所属政治派别的信条。问题是,
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会让一个再次变得无所不能的议会一改其恶魔般的天性,使自己自然而然地变得负责、成熟、合作、能干起来且表现得不那么政客,等等。
我们前总统提倡的制度如果不发生这类转变就无法发挥作用,但他并不向我们解释这类转变为什么将会发生。他假定其实现近乎是议会重获优势地位的必然结果。但我们完全有权利不相信这一假定。我们的历史反倒表明这类转变永远不会发生,至少不会以可持续的方式发生。
迄今为止,每当议会被赋予无上的权力时,其无力、懦弱与不负责任远远超过其智慧和勇敢。
因此,如果要向议会注入奥朗德式体系假设的巨大权力,就必须采取大量预防措施,(或是)设立强有力的防线。但我们几乎看不到这些做法。而且,如果允许我以体育设喻的话,我们必须提高游戏的等级。这要求我们操心选拔的质量,这一职位对那些最胜任与最有才干的公民的吸引力,以及在政治教育中对他们进行选择……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对这一切——我重复一遍,这需要一项雄心勃勃的实质性方案——我们的作者几乎什么也没说。
然而,这一后撤表明,赋予总统和议会不同的任期并不足以改变政治格局,而且,无论哪个政党有着怎样的特性,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