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明睿，“城市象限”创始人。
我们自发地在开展一些寻求城市正义的实践，但是仅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力量跟公权力、跟开发商、跟市场的资本去博弈的，因为我们缺乏盟友。这些盟友是谁？就是在座的各位，是我们的市民。
我叫茅明睿，是一名北京的规划师。我今天说的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是关于数据和城市的正义。乍一看这两个事物是不相干的，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来说一下城市的正义。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说，所谓城市的正义就是一个人的城市观。我的城市观高度地受到这样一位老太太的影响，这位老太太的名字叫简·雅各布斯，去年是她诞辰一百周年。她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在她的著作当中，她告诉我，一个好的城市，除了繁荣以外，它应该是民主的，它应该是有责任的，应该是公平的，应该是有活力的，应该是可持续的。
这位学者叫大卫·哈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他指出城市的正义应该包括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两个方面。同时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市民权。我的理解，市民的权利，首先市民应该拥有居住权。
这是一个美国学者基于2012年互联网上的租房信息所做的一个图，蓝色的这些点是他收集的北京的保障房的位置。
图片来源：Annette Kim
北京的保障房其实基本上只能保证具有北京户籍的一些特定的人群。还有非常多的人是没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因为我们的供给是达不到的，所以有非常多的人生活在图中黄色的这些点里面。黄色的这些点是北京的地下室。北京有上百万人曾经生活在地下室里面，这些人有一个名字，叫作“鼠族”。
还有一些人生活在城中村当中，他们曾经有一个名字，叫“蚁族”。这里是最有名的一个城中村，叫唐家岭。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流落在街头，这是在北京二环的护城河边上。毫无疑问，它是不适宜人居住的。它不能保障人的尊严，实际上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和健康都不能保证。
但是如果在政府不能提供对于这些人的居住权的保护的情况下，以改善他们的居住空间或者以消除安全隐患的名义，把他们从地下室、从城中村当中赶走，其实也就抽掉了很多在北京的打工者甚至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第一个台阶。
那这种改造到底是不是城市的正义？
市民在城市里面还有第二个权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就业权。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北京街景。北京并不是一个街道商业或者临街商铺很活跃的城市，这跟广州或者跟大多数南方城市不一样。所以在北京的街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传统的住宅进行改造形成的底商。
图片来源：百度街景
这些商铺我们一看，脑海里面会浮现一些词汇，比如说低端服务业，或者外地人。由于这种业态，第一它吸引了外地人的就业；第二它也谈不上街道品质。所以最近几年，北京包括上海，其实都在做一个很轰轰烈烈的行动，叫作封堵“开墙打洞”。然后刚才那个街道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样的街道空间，比刚才的街道空间更有品质吗？在发生这样的改变之后，这个故事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图片来源：王子耕
从管理者来说，这些外地人是顽固的、不服管治的。而从我来看，在这里我看到了两个词：第一个词叫刚需——这样的业态都能够生存下来，证明居民对于它们的需求是刚性的。
第二个我看到的是顽强。在这里工作的人，他们并没有破坏城市的秩序，并没有坑蒙拐骗。他们只是在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在城市里面在寻求最基本的就业权。
以恢复传统风貌的名义，或者以规范空间秩序或者法律性的名义去把这些街道空间进行改造、封堵，是不是城市正义？
还有我们每个人都有出行权。这也是北京曾经发生过的若干起案例当中的一个。有非常多的私家车侵犯我们步行者和骑行者的权利，有的私家车为了加塞就走非机动车道。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这种事件是熟视无睹的，但是这个老外成功地将私家车给逼退了。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步行者和骑行者都是失败的。
图片来源：冯斐菲
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其实政府或者规划师做出过很多跟城市的空间、城市的秩序有关的一些公共政策或者规划，有很多东西都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点。比如说政府出资去修建过街天桥是不是城市的正义？应该算是，因为它给市民提供了一个过街的公共服务，而且是用公共财政去做的。但是反过来想，凭什么步行者要将地面的路权让给机动车，他有没有征求我们步行者的许可？
封堵“开墙打洞”，在恢复风貌和秩序的同时是否也伤害了街道的活力？清理地下室、改造城中村，是否也伤害了一些在城市里打工的人的居住权？
还有政府投资去建设和运维公共自行车。但是假设一辆自行车一年要花一千块钱甚至好几千块钱的情况下，这还是不是正义？为什么政府不去购买摩拜或者OFO的公共服务？所以坐在办公室里面去想的，拍脑袋的“一刀切”的政策，往往都很难真正地做到帕累托改进。总会有很多人被这些政策、这些规划所伤害。
而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些力量。这是周子书在北京亚运村附近的地下室所做的一个叫“地瓜社区”的改造。他和社区的居民一起将这样一个传统的或者大家会认为没有品质、没有尊严的地方——居民楼的地下室，改造成了一个为社区服务的、有品质的、能够给市民找到尊严的地方。
所以在我看来，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真正地去发现正义。所以我们开始在城市的实际空间当中，跟社区的居民一起自发地做一些对城市有益的活动。
图片来源：北规院
在这些线下的实践当中，我们做了一个最有意思的案例是关于北京的菜市场。一般来说，菜市场不是一个很积极的概念，大家想起菜市场就会觉得污水横流，环境不好，比较嘈杂。北京的大栅栏就有这么一个菜市场。
在北京一个叫“农改超”——就是把农贸市场改变成超市的运动当中，北京有非常多的菜市场都被关掉了，大栅栏这个菜市场在2015年8月份也被关掉了。我们非常着急，为什么呢，菜市场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和超市有什么区别？
菜市场不仅仅是一个交易的场所，除了交易以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社交职能。老头老太太去赶早市，到菜市场里面去买新鲜的蔬菜，实际上就让他们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点到达了一个同样的空间，去形成了一个社交。这也是社区的认同和社区凝聚力发生的一个机会。
如果把它改造成超市会有什么后果呢？第一，超市会有很好的保鲜措施，所以你去超市不会固定在那个时间，那大家的见面机会也就少了。更重要的一点，你在超市里买菜面对的是货架，而在菜市场里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菜贩子。今天我在菜贩子这儿，菜贩子少收了我两毛钱，我明天还会接着买他的菜，这就产生了人情味，这也是社区的人情味的来源。
所以我们非常着急，希望能够把一个菜市场保留下来。我们发起了一个行业的讨论，就是城市到底需不需要菜市场。这个讨论得到了整个规划行业的响应。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国际案例，告诉政府其实在很多先进的城市，像欧洲，像日本，都还保留了传统的农贸市场这样一个业态，所以城市是需要菜市场的。
回到大栅栏这个菜市场。我们跟社区街道办的主任说，能不能把这个关掉的菜市场借用几天，我们在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时候用了它三天。我们把当时在这里卖菜的菜贩子给找回来了，把居民也找回来了，还把艺术家、建筑师都弄到这个设计当中。我们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活动，叫“菜本味市集”。
这个市集我们做得很干净，很热闹，然后人情味也很浓。所以说我们想向管理者强调，菜市场的社交功能和交易功能，两个都要保存，不能简简单单地把它改造。
当时的几个方案，一个是停车场，一个是养老院，这是最后的一个结果。最后把这个菜市场大概四分之一的空间变成了一个便民的菜站，这个菜站还是由人去卖菜的。剩余的四分之三的空间变成了一个社区的公园。老头老太太买完菜之后，他们还会到公园里面坐一坐，这样还保留了它社交服务的功能。
图片来源：北规院
说了这些，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所有的线下活动，之所以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正义，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不是规划师自己完成的，而是跟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共同完成的，是由市民共同参与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朴素的认知：城市的正义来自于市民的广泛参与。
接下来我们就来想，公众参与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假设我们在广州做，你不可能把广州所有的市民拉到身边来做一个公众参与。怎么能够比较方便地、快速地、廉价地去开展公众参与呢？
我们把视线放到了微信上面。微信凝聚了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CityIF。我们在上面做了一系列的公众参与地图。像下面这两张图分别是北京市民给我们标的北京下雨之后积水的情况（左图），和他们家里的用水量的情况（右图）。
图片来源：北规院
这个地图是关于自行车的地图。市民会在上面填问卷，告诉我们北京哪里好骑车哪里不好骑车。
这是一个关于北京步行环境的评价地图。我们首先在设计周的时候做了这么大的一扇墙。在这个地方我们设了两种颜色的大头针，让参观者来帮我们扎。一种颜色的大头针代表这个城市里哪条街好走路，另外一种颜色的大头针就是这条街不好走路。
图片来源：北规院
然后就有非常多的参观者帮我们在墙上扎针，有一些地点被扎得最后放不下针头了。比如说像北京的CBD、北京站、北京西站、传说中的西直门，都是公众认为非常不好走路的地点。
图片来源：北规院
当然我们把这个搬到微信上，让公众继续在微信上给我们扎针。接下来，我们针对每一个地点去进行评价，去看公众为什么会觉得这儿不好走。
这是位于北京西直门北侧北京交通大学附近的一个点。公众觉得这儿不好走，我们看看街景就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它不好走。
图片来源：北规院
在它的路边停满了汽车，这会阻碍我们的视线。更重要的是人行道上无序地停满了机动车，步行者的路权完全被破坏了，所以即便它有很宽的人行道，事实上这里仍然是不好走路的。
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怎么利用微信降低公共参与的成本。但是我们进一步来想，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事实上是有的。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互联网上，有非常多的人每天都在互联网上吐槽我们的城市。所以我们想看一看，是否能够走到公众的身边去倾听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请到我们身边来。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这是在北京东四的一个社区，这是北京的一个胡同区域。我们把社区里的老街坊都叫到一起，让他们给我们写了这样一些小纸条，让他们告诉我们东四的这个社区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图片来源：姜冬睿
同时我们将互联网上包括微博、包括贴吧、包括一些论坛和游记里跟东四这个区域有关的语料全部抓下来，然后对语料进行了文本聚类。这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数据来源：姜冬睿
我们惊讶地发现，在很多的领域，互联网上所反映的跟公众所反映的是一样的。这个一样，不仅是说他们把问题反映出来，甚至反映问题的比例都一样。所以互联网上的这种语意，是能够告诉我们城市的公共空间问题的。我们给这种方法命了一个名字，叫作“社会感知”。
基于社会感知，我们又提出来下一个观点。如果我能感知一个公众，实际上这个公众就参与到了城市的治理当中来了，所以感知就是参与。进一步来想，除了通过语意去感知公众，还有什么办法去感知公众呢？很简单，公众的出行。公众的线下行为、公众的行为轨迹都会成为我们感知公众的一种方案。
比如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的刷卡记录，实际上就告诉我们在哪上车、在哪下车，生活在哪里、在哪里上班、喜欢去哪儿。实际上这是公众在用脚投票。你去分析这个数据，无异于在开展一次交通调查。
这是北京的地铁刷卡记录。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数据看到北京每一个地铁站每一个小时的进站客流和出站客流，可以知道每一个站点客流的来源、客流的去向。我们还可以基于地铁的刷卡记录，去进一步分析不同的市民怎么使用城市空间。
比如说乞讨、卖艺、发小广告的人，这些人也会使用地铁，我们把他叫作“灰色人群”。这些人，他们一方面去从事这些行为，存在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同时他们在地铁这种狭窄的空间里存在，也影响到了普通乘客的出行权。
所以我们要去治理这个城市，首先要能够感知到他们。那怎么去感知这些人？我们开始分析乞讨、卖艺或者发小广告的人，跟一般的乘客在出行行为上有什么差别。
我们坐地铁，从A站上车、B站下车，把地铁作为交通工具。而灰色人群把地铁作为工作场所，所以他们在A站上车、在A站下车。同时由于每一次刷卡都会产生成本，他们会选择在地铁站里面待的时间特别长。而对于职业的乞丐，职业的卖艺的、发小广告的人，他们不会一个月只出现一天，他们会在一个月里面反复出现这种行为。所以我们开始研究这些人的行为模式，他们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
最后我们在北京总共找到了多少个灰色人群呢？2014年我们找到了481个。他们分布在这些地铁站，比如说苹果园、天通苑等等等等，在空间上大概是分布成这个样子。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乞讨卖艺的人，他们都生活在城市的什么地方：主要是在地铁的首末站，或者城区地铁和郊区地铁换乘站。
除了能够看到这些灰色人群，我们还可以看看学生。北京有很多学生乘坐公交车去上学，我们把北京的重点中小学周边站点的刷卡记录提出来，去看看这些学生的刷卡记录。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张图。这些红色的线代表了20公里以上的上学出行，黄色的代表10公里，绿色的代表5公里。我们发现，有很多孩子会乘坐20公里的公交车去上学。
图片来源：吴运超 易斯卿
这是这些重点中小学的主要的择校方向，比如说来广营的人会跨学区通学到望京去上学；比如说大兴的孩子会跑到丰台去上学。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这种择校的，但是通过刷卡记录是能够看到这种跨学区的孩子的出行行为。
图片来源：吴运超 易斯卿
我们其实总共做了三十几类这种小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开始去总结基于社会感知的城市治理的一个方法论。在这当中，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要利用社会感知的方法研究城市和改善城市，需要有个指标体系。指标从何而来？人的时空行为就是指标。基于时空行为，我们可以对这个人去画像，比如说这是一个加班很多的人，那是一个出差很多的人，我们可以给这个人打标签。
同时我们可以利用人的时空行为去描绘一个城市的单元。比如说这是一个加班很多的小区，那是一个出去玩很多的小区，这是一个很宅的小区等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描绘城市和描绘人群的不同的指标体系。
在这些指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情感指标。为什么情感指标很重要，因为情感是能够直接告诉我们市民对于空间的好恶的。
那怎么去了解市民的情绪呢？第一种方法，通过图像。我们把一些摄像头拍到的和一些照片抓取下来，然后分析这些照片。比如说这是北京的南锣古巷，一个很有名的旅游景点，也是历史文化街区。这条800米长的胡同，在高峰日的时候一天会有10万的人流量。然后我们开始去分析这些面孔。
我们发现这些游客的面孔上面，恐惧、厌恶、忧愁的情绪都压过了happy和喜悦。所以我们发现，即便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达到了10万人流量的时候人是不会愉悦的。
这是北京的大栅栏街，高峰日的时候是一天23000人。在这条275米长的街道上面，我们看到了人的情绪是很轻松的，是明显的喜悦为主。
在杨梅竹斜街，我们发现了北京最完美的笑脸。
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在杨梅竹斜街，我们发现在北京国际设计周之前，这条街上只有5%的人是喜悦的，95%的人走路是面无表情的。在“十一”的时候这里成了设计周的一个展点，有非常多的文化活动和展览，所以这时候街上有23%的人是喜悦的，只有58%的人是面无表情的。
与此同时，在没有文化活动的大栅栏西街，这条街上只有12%的人是笑着的。所以我们能够知道文化活动怎么让一个街道提升了18%的喜悦。同时我们还知道，有文化活动和没文化活动的街道，它们大概有一倍的喜悦度的差异。
但是用图像去感知城市的空间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一开始利用图像去分析人脸，我们就走到了一个学术伦理的边界，很容易跨过界。第二，对于一个很安静的没有很多游客的街道，我们怎么去了解这条街道的品质呢？假设这些街上都是一个人在走路，我们怎么去观察他呢。因为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即便我很喜欢这条街也不会一边走一边笑，对吧？
那我们就开始寻找另外一种方法去感知空间的情绪。还是跟刚才东四的那个社会感知的方法一样，我们通过语意。这是关于一个景区的。我发现这个景区的游客的情绪是规律性地波动的，从2012年到2015年，他们总是在某些时刻情绪低落，某些时刻情绪高涨。我们发现他情绪好的季节是冬季，尽管冬季游客很少，而情绪最差的是夏季。
但是这不是最好玩的，最好玩的是这个——我们发现游客的出行结构也跟情绪有关系。通过对游记的分析我们发现，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和好基友一起去，情绪都还不错；但是如果是两口子去的话就不是那么好。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线索：也许这个景区在旅游的配套服务上面，对于家庭出游考虑得不是那么多，可能服务没有跟上。
图表来源：姜冬睿
我们做了大量的基于语意的城市情绪的感知，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地图。我们把城市里有意思的地点都挑出来，然后去把跟这个地点有关的微博、游记、点评等乱七八糟的语料都抓下来，之后对它们进行情感的分析。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城市的心情地图。
图片来源：北规院
图里面这些黄色的脸都是笑脸，红色的脸都是哭脸。我们就能够很快地知道市民对于哪些空间是喜欢的，对于哪些地点是不喜欢的。举一个小例子，我们把它用在了一个规划项目当中。
这是北京的长辛店，这个地方你们都没有去过，我也没有去过。在这个地方有一所小学，叫长辛店小学。在我们去那儿之前，我们是没法知道市民对于这个小学的态度的。但是通过社会感知的办法，我们很快地能够了解这里的居民很喜欢长辛店小学。我们不仅能够知道居民喜欢长辛店小学，还知道为什么喜欢。
图片来源：北规院
我们把语料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市民提到长辛店小学的时候会提到这样一些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平小黄鸭、校园足球、薯饼、虾排，这些东西是市民对它喜欢的来源。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学校尽管不是重点小学，但是它的一些软的服务配套上面其实做得很好，所以这里的居民很喜欢它。
图片来源：北规院
形成了这个方法论之后，我们开始去尝试治理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选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北京的回龙观。因为《身体被掏空》这首歌，回龙观一下子成为了全球著名的一个城市病的范本。
那么怎么去研究回龙观？我们接到了一个回龙观的功能提升的课题。我们开始去按照我们的一套指标和方法，研究怎么改善回龙观，或者找到它的问题的来源。
要研究回龙观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好榜样，因为你只看它自己是不行的。我们就选择了北京的另外一个社区：望京。望京其实年纪也比较大了，曾经也是一个睡城。但是近年来它的空间品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里明显的品质要比回龙观好。所以我们开始分析回龙观和望京的差别。
首先来看，回龙观的人觉得身体被掏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累。为什么累呢，是不是上班太累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回龙观的人上班和望京的人上班的情况。这两个地方都有地铁，我们开始分析回龙观和望京的地铁的刷卡记录。
我们看左边这一段是早上进站的刷卡记录，右边是晚上回家出站的刷卡记录。红色的线是回龙观，蓝色的线是望京。
我们发现回龙观的居民早高峰来得更早，七点四十五就到达早高峰，而望京的早高峰来得更晚。下班更明显。从五点一刻开始，就有5%的望京居民刷卡回家了，这时候只有2%的回龙观居民才回家。到六点一刻的时候，望京的返程高峰就到达了。六点四十五望京的人基本上陆陆续续都回完家了，高峰就过去了。七点一刻开始，回龙观的人陆陆续续开始回家了。
我们算了一下，每一个乘坐地铁通勤的回龙观居民，他们比望京的居民早出门15分钟，晚到家45分钟，这还不算回龙观的人站在外面排队的时间。加在一起，一个回龙观的上班族比望京的上班族少生活一个小时。这就是回龙观居民的痛苦来源。
那为什么回龙观的人要这么早出门这么晚回家呢？一般的人现在都会有一个概念，叫作职住分离或者职住不平衡。我们可以看一看，上边的图是回龙观的居民在哪上班，这是利用手机的数据来看的。下边是望京的居民在哪上班。
直接看这个图你是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跑了一些指标，发现从职住比上来看，也就是说从就业岗位数量除以常住人口数量来看，望京比回龙观多50%的就业岗位。只有10%不到的回龙观居民在回龙观内部上班，但是有接近四分之一的望京居民在望京内部上班。一个回龙观的上班族平均的通勤距离是11公里，而望京只有8.6公里。
这是在数据上的差异。进一步来分析，为什么回龙观的人上班这么远？我们分析了不同职业的回龙观居民上班的去向。回龙观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它紧挨着中关村软件园，有非常多的“码农”。但是这些码农其实并没有导致回龙观的通勤距离特别远，恰恰相反，这些软件开发者是回龙观上班最近的群体，他们平均通勤距离不到7公里。
所以要解决回龙观的职住平衡问题，或者改善回龙观的通勤问题，不能冲着码农去解决。要解决的对象是上面这些人——这些人是从事娱乐、医疗、商业、体育、文化这些公共服务类的就业类型，这一类人群占到回龙观上班族的27.5%。
而且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一群人是回龙观所有职业当中女性比例最高的。所以要解决回龙观的问题，解决他们的通勤问题，最重要的是解放太太。
怎么来说这个话？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推理，如果我们面向太太们提供了就近的就业岗位，太太们上班的路上的时间就变短了。路上时间变短了，生活的时间就变长了。女性生活时间变长了会干什么呢，会买买买。她们买买买会怎么样呢，就会创造更多的公共服务类的就业岗位。创造了更多的公共服务类的就业岗位会怎么样呢，就会吸纳更多的本地的女性在回龙观就业，所以整个回龙观社区就盘活了。
所以一个女性友好的社区就是个好社区。如果说我们为了改善回龙观的职住比，而在回龙观投放更多的码农的就业岗位会怎么样呢？空间品质会更糟糕。
接下来我们来想，回龙观是否具有能够去驱动他们本地提供公共服务类就业岗位的第一动力，是否能够容纳一些本地的女性在这里，给她们提供公共服务就业岗位，让她们在本地就业。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左边这个图是周末的时候回龙观的人跑哪去了，右边这个图是望京的人周末的去向。
总体上来看，回龙观的人周末都往外跑，跑得比望京的人要厉害得多。为什么回龙观的居民周末的时候就往外跑呢，因为回龙观这个地方没有玩的，所以他们到外边去活动。
当然，这个图里面左上角这个深蓝色的点，那些人是加班的，那里就是中关村软件园。但是还有很多人实际上是出去休闲活动了。所以我们认为，回龙观是有很好的提升潜力的。
进一步来看，右边这些望京的商场，60%的客流都来自于望京外部。也就是望京的商业的等级比较高，它能够吸引外面的人到望京去消费。左边是回龙观的商场，60%都是本地的客流。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商业等级的差异。
再来看一下两个地方的餐饮。回龙观，你可以看看他们主要的餐饮结构：简餐、小吃、粉面、快餐。望京是韩国料理、火锅、烧烤、面包西点——大家可以看到差异。从点评的评分、点评的人均消费价格、设施的密度、业态多样性上面来说，回龙观的餐饮简直……唉。
回龙观的居民比较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叫五彩城。这里离他们很近，在清河。五彩城的客流当中，20%的客流来自于回龙观。我们去对比一下五彩城有什么回龙观没有什么，就知道回龙观的人缺什么。
五彩城有这样一些餐饮品牌，回龙观没有；有这样一些消费品牌，回龙观没有；有这样一些体验业态，回龙观没有。
所以我们不仅证明太太能够被解放，还能够告诉你太太怎么被解放。当然我们针对回龙观还有很多其他的公共设施的研究，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去展开。
说完了太太的问题，接下来说老公。我们不说所有的老公，主要说老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码农。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的身体同样被掏空。他们上班这么近为什么被掏空？因为他们上不去地铁呀。这是他们每天上地铁的情况。
从地底下是过不去了，地面上所有的路都被京藏高速给堵死了。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从这儿到这儿，就这么点距离，但是他们从地面上和地底下都过不去。
怎么办呢？北京的规划师给它设计了这么一个东西：高架的自行车路。这样，从回龙观的中心骑个自行车，5公里就骑到了上班的地方。码农又比较宅，你让他骑骑车还能够健身，一举多得。
图片来源：北规院
所以说同样是一个职住分离问题，其实解决方法并不简单。女性有女性的解决方案，男性有男性的解决方案。刚才说了这些，其实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对策：
解放太太
绿色出行
回收外溢客流
提升商业品质
打通南北屏障
这些对策对不对呢？我有一个数据平台，能够监测到这个社区里面这些指标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一些公共政策或者一些规划措施，是否真正地让回龙观的居民的通勤时间变短了，是否让他们的内部通勤比提升了，是否让他们的通勤距离下降了，是否让他们内部的休闲比提升了，是否让他们的情绪变好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证一个公共政策或者规划策划是否是有效的。这就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怎么去解决城市的问题。
北京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问题：雾霾。整个华北地区的空气质量，按照测算来说，可能得到2030年才能够达标，所以我们还有非常长的一段路去走。在这个阶段，市民是一直暴露在这种污染的空气当中的，所以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雾霾产生的源头是什么，它产生的化学反应的逻辑是什么。
我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市民是否关注自我的健康，到底有多少人在雾霾天戴了口罩。
那我们怎么去知道这个信息，这个你在互联网上投票是很难得到结果的。我想了一个办法，用这个——
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我不知道大家干什么，以前我是听歌，然后大脑放空，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可以利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我是乘坐地铁的人，从我家走到地铁以及地铁出站之后走到我的办公室，会有很长的一些步行的距离。所以我在手上拿了两个计数器，数我见到的每一个人。
如果这个人戴了口罩，我就按右手；如果这个人没戴口罩，我就按左手。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左边这个图。这是我家附近，某一天我发现在路上有247个没戴口罩的人，有49个戴口罩的人。右边是我们办公室附近，有120个没戴口罩的，20个戴口罩的。
这样我跟踪记录了三个月，就得到了这样一些记录结果。
有结果我并不满足，它只是回答了我到底有多少人戴口罩，或者有多大比例的人在戴口罩。而不同的地点比例不一样。我进一步想去研究为什么有的天戴口罩的人多，有的天戴口罩的人少。
当然大家首先想空气比较脏的时候戴口罩的人就多，空气好的时候戴口罩的人少。但是其实并不简简单单地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可以看看这样几条曲线，橘色的是我家附近观测到的戴口罩的比例情况，黄色的是我办公室附近戴口罩的比例情况。
在绝大多数的天，戴口罩的人的比例都跟空气质量AQI指数是正相关的。但是在这样一些天，比如说一开始这一天，我们发现这一天空气质量其实很好，但是戴口罩的人很多。为什么呢？
我们又发现了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政府的雾霾预警。在污染天，政府会发布黄色、橙色和红色的雾霾预警，北京的雾霾预警会通过短信。发到我们的手机上。同时政府发布了预警之后会引起一波舆情的变化，互联网上也会产生一些舆情的变化。所以我除了去采集每一天的空气质量指标以及每一天的能见度以外，还会去采集关于雾霾预警的舆情指数。
这样我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模型，这就是一个影响市民戴口罩的模型。我们就能知道市民戴口罩的行为到底有多大比例是政府的雾霾预警带来的，有多少是空气质量带来的，有多少是阴天能见度比较差带来的。
得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又做了下一个工作：评估政府的预警行为。11月16号政府发布了雾霾预警，但是这是一次错误的预警，第二天空气质量其实还好。但是这一次预警，按我们的测算，本来应该只有19%的人戴口罩，那一天实际上有23%的人戴口罩。
12月17号，在它的头两天12月15号政府发布了一次红色的雾霾预警。12月17号这一天，AQI是422。按照我们的测算，本来只应该有16%的人戴口罩的，这一天实际上有32%的人戴口罩。
11月26号这一天政府没有发布雾霾预警，但这一天的AQI高达403。这一天实际上只有16%的人戴口罩，但是如果政府发了雾霾预警短信的话，应该有32%的人会戴口罩。
这个比例是什么意义？我所观测的人是每一天早上的上班族，这些人不是开私家车的，他们是步行、骑自行车或者乘坐地铁出来走路的人。北京总共有1200万的上班族，其中有69%的人是使用步行、自行车或者公共交通方式去上班的，31%的人是私家车。所以每一天有840万人是我的观测对象，经过这样一个测算，政府的短信每多让1%的人戴上口罩，就意味着拯救了84000人。
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11月17号政府的短信让33万人戴上了口罩，12月17号这一天政府挽救了134万人。而11月26号，政府则失去了挽救133万人的机会。
当然这是我一个人基于两个地点的观测，这个观测是不够严谨的。所以我们利用澎湃新闻的平台，发起了一个雾霾的众包活动，有很多的志愿者响应我们。现在我拥有了一个数十人的志愿者，他们遍布北京的各个地方，每一天给我填报他们观测的人数，我送给他们记数器。记数器很便宜。
这是我们同事在微信上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叫雾霾众包计划。这就是某一天志愿者给我们标的点以及他所观测到的人数。这几天人数很少，因为前一段时间北京开两会。
说了这么多例子，显得很散，其实我想回归到正题。我今天想说的实际上是“人居Ⅲ”。对于非规划圈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人居Ⅲ”。“人居Ⅲ”就是第三次人居大会，是联合国一个关于城市的最高级的会议。
2016年10月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了“人居Ⅲ”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新城市议程》，在这个《新城市议程》当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条文，叫作Right to the City。
这句话到了中国就遇到了麻烦：怎么去翻译它？有的人把它翻译成“城市权”，有的人把它翻译成“进城权”。我们北京的规划师觉得，应该用大卫·哈维的说法，叫市民权。什么叫市民权？市民权就是一个人进入城市，居住在城市，参与城市生活，平等地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
中国的城市有问题，中国的城市规划也有问题，所以中国的规划师背了很多的黑锅，受到了很多的非议。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中国很少有城市真正的是规划师规划出来的，所以我们规划师这个群体其实很小。
我们自发地在开展一些寻求城市正义的实践，但是仅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力量跟公权力、跟开发商、跟市场的资本去博弈的，因为我们缺乏盟友。这些盟友是谁？就是在座的各位，是我们的市民。
所以我希望我的演讲能够唤起更多的市民跟规划师一起，去捍卫自身的权利，捍卫市民权利，去寻求城市的正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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