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接受日本投降的文件
文 | 谌旭彬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上举行。
第二天，国民政府下令全国庆祝三天，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9月3日上午8时30分，蒋介石率领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庆祝会和纪念周会。重庆市电力公司拉响解除防空警报的长音，是为“和平之声”。重庆各工厂、轮船，亦同时鸣响汽笛，持续10分钟之久。嘉陵江上，早已准备好的军舰，鸣放了101响礼炮。
图：1945年9月3日，蒋介石接受重庆民众的欢呼
整个
重庆陷入了狂欢。
“胜利的空气，到处在流”①，
“街上拥挤不堪，马路上时时为之塞。……全市鼓声齐作……沿街市民对游行队伍狂呼不已……许多爬上屋顶和窗上振臂狂呼……入夜，全市更倍形热闹，市民都涌上街头，全市灯火辉煌，爆竹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②
图：1945年9月3日，重庆街头，民众欢庆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给国人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
就精神层面而言，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至少有二。
（1）“坚忍不拔”的意志。
试举三例。
例一。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是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已经是很先进的工业国。
以钢为例，该年，日本的产量是508万吨，而中国仅有区区4万吨。基础工业的落后，直接反馈在军事实力上，日本在战争期间，生产了357万支步枪，而中国的产量不足40万支，且基本上得不到来自盟国的援助——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中国国内战场仅获得1000支美援步枪的补充。③
如此巨大的差距之下，决策层若无“坚忍不拔”之意志，是没有勇气将抗战坚持八年之久的。
图：1945年9月3日，重庆军民欢庆抗战胜利
例二。八年抗战，中国付出了经济全面破产的巨大代价，自农民、工人、公务员至军人，无不时刻处于饥馑之中。
以士兵为例，局部抗战（1931－1937）时期，一个底层二等兵的年收入，大约可以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但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财政迅速破产。1939年的财政预算，支出需28万万元，而收入只有2.9万万元。士兵的饮食标准，自然也迅速下跌。
不论质，单论量，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这1.6磅，还只是文字标准，并非实际所得。
1940年后，中国军队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中国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④
条件如此艰难，国民与士兵若无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无法坚持到抗战胜利的。
图：1945年9月3日，参加胜利游行的士兵
例三。全面抗战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借“抗日”之大义而遂个人之私利者比比皆是。
1936年两广军阀发动的“六一事变”，就是一场打着“北上抗日”旗号、却事先取得了日军的谅解与援助的不堪阴谋⑤。类似情形，在抗战中仍常有出现。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山西之阎锡山即恢复了与日军之间的往来；1943年，又有西康军阀刘文辉破坏第二次中印公路的筹修。⑥
如此种种，均需以“坚忍”的方式来处理，方能维系各派系抗日统一战线。
此种“坚忍”，也存在于同盟国的相处之中，如滇缅战场上英军对中国军队的不负责任，如美国陆军部对中国军队指挥权的无理攘夺等等。⑦
图：1945年9月3日，蒋介石与中外友人在重庆举行庆祝日本投降茶话会。
（2）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的长远眼光。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当时的“国际主流社会”乃是国际联盟。
战败后，1951年，日本外务省启动了一项秘密调研，旨在彻底检讨自“满洲事变”以来，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误。在这项秘密调研中，外务省留下了这样的反思：
“退出国际联盟成了日本和美英决裂的发端，
如果当时有即便出现四十二票对一票的情况，也应设法留在国际联盟这样积极宽阔的视野就好了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于1934年12月29日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另于1936年1月15日退出伦敦裁军会议。……这样，
日本和美英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最终陷入国际孤立的状态。
……日本国内便有人开始倡导……和德国谋求接近。”⑧
反观中国，在1940年英、法国相继对日绥靖，宣布对中国关闭滇越路、滇缅路时，仍不为国内舆论所左右——当时高层及民间要求政府转走亲德路线的声浪很高，如孙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张“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退出国联”——始终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⑨，“亲近英法、疏远德意”。
图：1945年9月3日，重庆民众向参与胜利游行的美军翘起大拇指
何谓“国际主流社会”？国民政府1945年8月15日，针对抗战胜利的一段公开讲话，可以作为参考：
“全世界因战争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尊重与信念，这就是此次战争给我们的最大报偿。我们联合国以青年血肉所建筑的这道反侵略的长堤，
凡是每一个参加的人，他们不仅是临时结合的盟友，简直是为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而永久的团结了起来。
这是我们联合国共同胜利最重要的基础，绝对不是敌人任何挑拨离间的阴谋所能破坏。”⑩
与日本的战后反思相对照，中国政府在战时外交最艰险之时，
坚持与国联主要国家站在同一立场、坚持“
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
”、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
，最终得以五常身份，参与创建新的“国际主流社会”——联合国，其眼光实可谓深远。今人亦仍受其遗泽。
图：1945年9月3日，重庆抗战胜利游行打出四强领袖的横幅
注释
①中央日报，《胜利日在重庆》，1945年9月4日。
②新华日报，《八年抗战大功告成 陪都昨日热烈庆祝》，1945年9月4日。
③章慕荣，《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
④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
⑤谌旭彬，《日军支持下的一场“北上抗日”闹剧》，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00期。
⑥谌旭彬，《中印公路：蒋介石鲜为人知的盘算》，短史记第382期。
⑦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P101-135，P519-585。
⑧《日本外交的失误》，1951年4月10日。
⑨“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这一说法，引自：黄自进，《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战略》，《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2期。
⑩蒋介石，《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1945年8月15日。
附：
抗战胜利日的历史变迁
自1945年至今，抗战胜利日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9年之前
1946年，国民政府正式形成决议，将每年的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之所以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9月3日，而非日本天皇宣布停战的8月15日，有两个重要原因：
（1）8月15日，日本乃是宣布停战，而非投降，更未签署投降书。《停战诏书》通篇也没有“投降”二字，且只字未提侵华战争。
（2）以战败国签署投降书的次日为胜利纪念日，是当时的国际惯例。
比如，1945年5月7日，德国向盟军投降并签署投降书，5月8日遂成了“欧洲胜利比如日”；1945年5月8日，德国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向苏联正式投降，俄罗斯遂以5月9日为“卫国战争胜利日”。
图：《中央日报》1945年9月3日关于抗战胜利的报道
1946年夏，国共全面内战爆发。此后的抗战胜利纪念，自然而然打上了浓厚的内战烙印。
1947年9月3日，《中央日报》按惯例刊发了一篇名为《胜利日致全国军民》社论。《人民日报》则未提及“抗战胜利纪念日”一事。
1948年，内战继续。和上年一样，《人民日报》在这一天没有刊登纪念文章；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则刊发了何应钦的纪念讲话。
及至1949年，内战大局将定。这年的9月3日，《中央日报》继续刊登社论，纪念抗战胜利。社论中满纸凄然：
“胜利日是一个光荣的节日。但今年，我们不得不以沉痛的心情，来纪念这个光荣的节日。抗战胜利才四年。我们回想四年前今日陪都重庆及全国各地举行庆祝时的热烈狂欢情况，历历如在眼前。当时全国人民，满以为八年苦难的日子，已经告一结束，从此就能收获胜利的果实……”
与社论的刊发大约同期，蒋经国已飞抵台湾，为国民党筹备安排最后的退路。
图：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太岳版）头版
（二）1949~1975年
1949年后，
“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曾短暂被“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日”取代。
这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政务院举行十二次会议通过节日放假办法》，其中提及了三个与抗战有关的纪念日——七七抗战纪念、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九一八纪念。
该《节日放假办法》同时规定，上述三个纪念日，“均不必放假”。
1951年，抗战胜利日又改回了9月3日。
这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政务院通告《抗日战争胜利日改定为九月三日》，通告全文如下：
“本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八月十五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
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九月三日。
每年九月三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九月三日不放假。”
同时，《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今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的宣传要点”。其中规定：
（1）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变。
（2）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
（3）美帝国主义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死敌。
中苏同盟及冷战格局，给1949年后中国的抗战胜利日纪念，抹上了浓厚的时代色彩。
195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组文《谁使日本强盗屈膝投降？——战胜日寇五周年纪念》、《纪念“八一五”，我们感谢苏联红军》，为此后十余年中苏共同纪念抗战胜利，定下了基调。
1952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文：《毛主席电斯大林大元帅贺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9月4日刊文《答谢对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的祝贺 斯大林大元帅复电毛主席》。
1953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文：《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 毛主席周总理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9月4日刊文《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致毛主席周总理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