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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17世纪法国沙龙女性

世界历史编辑部 · 公众号 · 历史 · 2021-07-15 11:17

正文

·欧洲 史 ·

社会文化史

视野下的17世纪法国沙龙女性

内容提要 作为法国沙龙文化的先驱，17世纪法国的沙龙女性曾在社会文化领域发挥了重要影响。从16世纪开始，法国市民阶层中的精英晋升到贵族等级，开启了新旧精英集团的融合过程。法国新旧精英集团融合之后，需树立全新文化身份标识以区别尚武的旧贵族以及较低阶层。社会结构的内在变化体现在文化层面便是法国文化整体趋向精致优雅。沙龙女性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及出色才华使其得以在文化圈施展重要影响，她们被赋予了使社会风尚与交往礼仪更典雅克制的重任。而沙龙女性在18世纪的逐渐退隐既与17-18世纪法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表里相依，也与公私领域之间的界限日渐清晰不无关联。随着沙龙成为启蒙时代重要的公共领域，它不再局限于贵族精英阶层，开始面向更多元的社会群体，沙龙女性在文化知识领域的发言权因而逐渐式微。

关键词 法国社会文化史沙龙女性文化转型社会区隔

在法国近代史上，由女性主导的沙龙文化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法国文化中独具魅力的精致优雅特质的集中体现，更被视为启蒙思想的摇篮。巴尔扎克谈及埃斯巴夫人的沙龙时曾说，“这是过去法国精神的最后避难所”(le dernier asile où se soit réfugié l'esprit fran ç ais d'autrefois)。历史学家古赞、圣伯夫等人都对法国史上女性沙龙赞誉有加，龚古尔兄弟如是说，沙龙中的谈话是法国的社会特性(le génie social de la France)，而沙龙中的女性是时代的灵魂(l'ame de ce temps)。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者对18世纪法国沙龙女性群体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法国学者李尔蒂曾从法国上流社会的形成及其社会政治作用方面对其进行详细剖析，国内学者刘大明与洪庆明亦关注18世纪的贵族女性如何通过沙龙社交传播启蒙思想并对社会政治与文化产生影响。加拿大学者若兰塔•佩卡茨则重点分析沙龙女性究竟是新思想的拥护者还是代表着传统保守势力。研究者均注意到沙龙这一特殊场域与“以谈话与社交为主的法国文化特性”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女性群体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事实上，“salon”这个17世纪中叶从意大利语引入的词原意是宫殿或较大建筑中用以接待客人的部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沙龙”，即“贵族名流的社交文化聚会”这一含义是19世纪才开始普遍使用。在沙龙文化诞生的17世纪，人们更多使用 alc ô ve (放置床的内室)这个词来表示这种私密圈子里的小型聚会，其源头是宫廷中地位极高的贵族女性有时会在内室接待来访者，后逐渐被上流社会模仿。与18世纪类似，17世纪的沙龙是当时的社会名流与文人墨客聚会活动的重要场合，往往也由女性组织。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沙龙文化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文化聚会中享有盛誉的均是由女性主持。而且，当时的知名女性不仅主持沙龙，还热衷于积极参与沙龙。活跃于各大沙龙的女性远远超过二百名，她们构成了17世纪法国文化史上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被19世纪的研究者称为“沙龙女性”(salonnière)。不过在当时，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称呼她们，在本文中，从行文简便的角度出发，不再区分组织者和参加者，而把她们统称为“沙龙女性”。

谈及沙龙女性，首先要论及由女性主持沙龙这一风尚的兴起。沙龙最早诞生于意大利罗马，是一种在私人宅邸举行的自由讨论交流的聚会活动。沙龙于16世纪晚期传入法国之后深受当时亨利四世的前妻——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的喜爱。被称为“玛戈王后”的玛格丽特在其巴黎的宅邸里定期举行各种文化聚会活动，成为上流社会在宫廷之外的重要活动场所，贵族男女与文化名流对此趋之若鹜。不过在17世纪初的巴黎，沙龙还尚未演变为主要由女性主持的场合，当时有二十多个由男性主持并且只有男性参与的沙龙。这些男性沙龙往往以谈论政治与纯科学的话题为主，局限于较小的社交圈，所以影响范围远不如后来由女性主持的沙龙。

女性沙龙的真正出现是从朗贝耶夫人开始。出生于意大利、嫁给法国贵族的朗贝耶夫人饱读诗书，她从1615年开始在巴黎自己的私人府邸定期举办文化沙龙，邀请王公贵族、名人雅女济济一堂，一起讨论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开启了法国女性沙龙的第一个阶段。与她同时代的还有罗涵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Rohan)、雷昂公主( la princesse de Léon)和维勒华夫人(Mme de Villeroy)等人的沙龙。第二阶段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女性沙龙开始扩张增多，尤其在著名的贵族叛乱——投石党运动之后，女性沙龙蔚然成风，甚至扩散至外省。据统计，17世纪巴黎前后共有62个较为著名的沙龙，均由女性主持。众多的女性主持沙龙、参与沙龙聚会，时人感叹，“这在过去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在以后的法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女性沙龙及沙龙女性群体。

正因为这一现象只在17世纪的法国出现，所以它的特殊性很值得我们注意。为何17世纪法国的沙龙与女性联系得如此紧密？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促成17世纪女性沙龙以及相关女性群体的诞生？她们在这一文化环境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与其继承者相比，17世纪沙龙女性似乎依旧处在历史的尘封之中。最早关注这一群体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人，他们感叹于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崇尚武力的风尚，缅怀17世纪由女性主持的文化沙龙所蕴含的文雅与精致。他们的思古情怀给这些沙龙女性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在史学界，美国学者卡洛琳•卢格曾对这一群体的社会组成进行过分析，亦有几位女性史学者从性别与知识的角度对此加以探讨。国内研究者中，除詹娜与郭莹莹曾从性别史的角度考察了17世纪法国贵族沙龙与女性教育及女权主义的关系以外，只有零星介绍性短文谈及17世纪沙龙女性的点滴事迹。然而，上述研究均无法使我们真正了解与法国文化特性密切相关的沙龙文化究竟如何诞生，女性又在其间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旨在从社会文化史出发回溯17世纪沙龙文化，了解当时沙龙女性群体的活动与影响，从中深入了解法国沙龙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缘起的背景，以期更完整地理解法国近代早期社会文化。

一、沙龙

与沙龙女性诞生的历史背景

据统计，在女性沙龙鼎盛时期的几十年间，差不多有七百多人经常光顾各类沙龙，其中既有孔代亲王、孔蒂亲王、蒙帕西耶女公爵等大贵族，更有一百五十人左右的文学艺术界人士，他们大多平民出身，凭借自己的出众才华跻身于精英集团。加上长期驻扎在巴黎的各国外交人员、外省名流，围绕着女性沙龙建立起来的交际圈便是法国最早的上流社会圈层。这个逐渐形成中的上流社会是17世纪法国文化转型的主要场域，它为来自不同等级的政治文化精英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场所与舞台，对塑造具有法兰西民族特色的优雅风尚起到了重要作用。究其产生根源，会发现不论是沙龙自身的兴起还是女性的高度参与，均与当时法国社会所处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期密切相关。

从文化聚会的场所来看，沙龙兴起原因之一在于此时恰是近代早期法国文化中心发生空间迁移的重要阶段。瓦卢瓦王朝时期，宫廷曾经是文人墨客、艺术家音乐家聚集之处，这也是法国文艺复兴的鼎盛阶段，但是到了波旁王朝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统治时期，两位国王前者尚武，后者也不甚喜爱艺术类活动，崇尚优雅文化的精神在宫廷中便不再时兴。于是，文化聚会的场所开始向巴黎转移。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其《宫廷社会》中指出，巴黎最早的名流圈出现在旺多姆公爵、孔蒂亲王、麦内公爵等人的宅邸，逐渐从廷臣的府邸扩展到金融家的豪宅，上流社会的文化与生活缓慢地脱离宫廷中心。正是从这个演化阶段中，上流社会交际圈产生了著名的沙龙文化。换言之，文化中心的迁移不仅意味着文化的传播发生了空间上的转移，而且意味着从唯一的中心——王室宫廷，开始向更广阔的社交圈弥散。当文化中心从宫廷向外转移的时候，巴黎的贵族沙龙成为接纳与展示社会文化活动的主要舞台。

沙龙兴起的另一个原因，或许也是更重要的缘由在于，法国文化此时正处在逐渐形成精致优雅的法兰西特色的关键时期。著名文人尼古拉•法瑞(Nicolas Faret)等人延续人文学者伊拉斯谟在16世纪上半叶提出的礼貌(honnêteté)概念，强调谦恭礼貌是个人品性(moral)与美德(vertu)的集中体现，以此树立社会交往规范。伊拉斯谟的《论男孩的礼貌教育》在1613年被译为法文《孩子的道德文明》(La civilité morale des enfants)，与文明相关的一系列词汇如“文雅”(galanterie)、“审慎”(prudence)、“礼貌”(honnête)、“礼节”(politesse)、“谦恭”(civilité)等关键词在17世纪初的文献中频繁出现。而且在这些文献中，作者往往把礼仪及优雅的举止视为贵族阶层血统的特有体现，以此作为高贵出身与其他阶层之间的重要区别，distinction(区别)这个法语单词的另一个含义便是“卓越、高贵”与“优雅”。从那时起，谈吐文雅、举止体面成为上流社会贵族的必备素质，跨越了18-19世纪的让丽斯夫人(Mme de Genlis)就认为，对高雅与不凡品味的追求正是某种法国特性(une spécificité fran ç aise )。

结合上述两点，贵族们培养与展示个人气质风度的最佳舞台便是当时大大小小的各类沙龙。每个沙龙均有固定的举办时间，宾客的名单由主办者精心挑选，通常总是固定的十来个人，新来者往往需要由受信任的名人雅士隆重推荐。沙龙里的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跳舞、写诗、玩填字游戏、猜谜，也常常排练戏剧，或者在天气好的时候在小花园里散步和品尝点心。当然所有这些娱乐活动都离不开交谈(la conversation)，人们谈论西塞罗、奥古斯汀或阿里奥斯托，也讨论最新上演的剧目或者新近出版的小说，以及最近的科学新发现。另外，作家们带来的最新手稿也常常在沙龙里阅读，例如：高乃依的《熙德》、博须埃的布道、帕斯卡的《致外省人信札》或者拉封丹的寓言诗。在这里，以往骑士阶层推崇的骁勇善战让位给了能言善语和风度翩翩，幽默文雅又能体现学识教养的谈话技巧才是进入上流社会沙龙的必备技能。

那么为何女性在这股沙龙兴起的风潮中逐渐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或许可以从举办沙龙的空间场所、17世纪关于文雅与性别的观点、法国女性政治传统及其在17世纪的变化这三个角度加以探究。

前文已述，沙龙最初诞生于由女性主导的私人领域，而法国近代早期社会对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并不像后世那样清晰明了。17世纪的女性在自己家里举办沙龙讨论关于友谊、爱情，或者文学、哲学、音乐、绘画等话题，既带有某种私人聚会的意味，但又绝非排外性质的家庭聚会。介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模糊领地使得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女性可以成为这类活动的主持者与参与者。而女性的加入，使沙龙成为唯一可供两性共同探讨政治、哲学、文学诗歌的场所。因为据当时的观察家所说，只有法国才有这种两性可以自由交谈的公共场合，在布鲁塞尔或伦敦，这样的场合是禁止女性参与的，保守的西班牙王国里更不可能出现两性混杂的聚会活动。当时的著名文人、法兰西院士皮埃尔•胡安(Pierre─Daniel Huet)就认为，法国的文雅礼貌(la politesse de notre galaterie)，来自“法国男性可以与女性交往的自由，而在意大利或者西班牙，两性是被分隔开的，很少见面，几乎不怎么交谈，以至于男性忽视了交谈中必要的礼貌与克制的形式”。而到了18世纪，沙龙不再像17世纪那样局限于顶层贵族圈之内的小范围社交活动，它开始面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随着来宾阶层与讨论话题的日趋多样化，昔日沙龙带有的浓厚私人属性日渐趋淡，越来越向完全的公共领域发展，而与此同时，公私领域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清晰，这便导致女性在沙龙中的作用与地位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除了17世纪沙龙所处空间场所的特殊性，17世纪女性占据沙龙主导地位的第二个原因与当时主流观点对于女性特质的看法相关。不仅因为法国对于社交场合的性别限制较其他国家更为宽松，更重要的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女性在礼貌与精致方面远远优于男性，深谙优雅之道，一个社会文明化的过程因而不得不仰仗女性来完成，从与沙龙女性的谈话中学到的优美的举止风度远比在书中学到的多。当时的学者皮埃尔•朱韦内(Pierre Juvernay)写道：“即便她们的性格中有软弱的一面，但是她们拥有的想象力是如此纯粹，而且她们远比男性更端正守节。”事实上，在16世纪晚期译成法语的《廷臣书》(Le Livre du Courtisan)就已经把这一重任赋予女性。出版于1632年的《端庄女性》(L'Honneste femme)一书的作者杜波兹不仅把女性特质与优雅体面联系在一起，并且进一步指出，礼貌(honnêteté)、女性与沙龙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许多学者，如《法式廷臣》(Courtisan fran ç ais )的匿名作者、路易•居永(Louis Guyon)以及尼古拉•法瑞等人都深信“女性能使社会风气变得文雅(polir les m œ ures )，她们的赏识是一个文雅之人能获得的最好推荐”。

正因为相信女性对于高雅之道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当时的文化圈非常认可沙龙女性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在法兰西学院建立之初，大多数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在得到沙龙女主人的肯定之前，不敢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已享有名望的诗人剧作家也同样会把作品拿到沙龙中供大家批评讨论。像夏佩兰这样的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以及法兰西学院重要人物也对朗贝耶夫人尊重有加。

简单来说，17世纪法国文化所进行的转型，实则是以一种精致优雅的高雅文化替代尚武而粗俗的骑士文化。对于时人而言，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被赋予了许多教化(civilisateur)的含义。而这一教化作用主要是由当时女性主持的沙龙活动承担。在此过程中，希望利用女性特质来“教化”(civiliser)粗野的骑士文化的需求与文艺复兴以来法国文人圈对于女性进入社交场合抱有更宽容的态度汇成合流。女性成为共同参与的文化场域中的主体(des sujets dans un champ culturel partagé)，这无疑深刻影响了法国文化的发展趋向。

不可忽视的是，女性和沙龙活动的密切关系与法国政治传统亦有一定关联。16世纪以来，法国政治舞台上一直活跃着女性身影，虽然《萨利克法典》禁止女性继承王位，但是无法阻止法国大贵族家族的女性介入政治领域，这与欧洲其他国家明显不同。虽然不同时期女性在政治层面上的影响力会随着政治局势、政治力量的变化波动起伏，但纵观整个法国历史，从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萨伏伊的露易丝一直到路易十四的母亲——奥地利的安娜，女性在权力斗争领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尤其是法国大贵族最后一次集体反抗王权的叛乱——“投石党运动”中，许多女贵族，如朗格维耶夫人(Mme de Longueville)、孔代公主(la Princesse de Condé)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政治角色。她们不仅策划各种政治阴谋活动，甚至亲身指挥战役。路易十四的堂妹，被称为“大公主”的蒙庞西耶小姐作为奥尔良家族的首领就曾下令对准巴黎城墙开炮。但到了路易十四亲政之后，绝对主义王权逐渐强大，贵族女性的政治影响力随着大贵族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也日趋减弱，她们于是就转向了新兴的半公共半私人的领域——沙龙。蒙庞西耶小姐主持的沙龙就吸引了大批名流。而蒙庞西耶小姐自己又与波旁的安娜(未来的朗格维耶公爵夫人)一样，在年轻时期经常出入朗贝耶夫人的府邸。跟随这些年轻的“女投石党人”来到朗贝耶夫人沙龙的还有她们的兄长，像波旁的路易(未来的大孔代)、萨伏伊的路易和亨利等年青一代的亲王。值得一提的是，朗贝耶夫人始终保持较为中立的政治态度，所以她的府上既有日后的投石党亲王们，也有红衣主教黎世留与马扎然，而且她的女儿——莫多西耶公爵夫人——后来也成为王太后的干女儿(fille d'honneur)，负责照料路易十四的王太子。可见，像朗贝耶夫人这样的沙龙，实则便是宫廷内交织的政治权力的延伸。此外，斯屈代里小姐在玛黑区的住所也是投石党人经常聚会的场所，而德苏里埃夫人的府邸则是未来摄政王派系的一大据点。因此，沙龙女性进行的社交活动绝不仅限于文艺领域，它与整个法国政治生活密切相连，是上流社会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必不可少的枢纽。如果说此前贵族女性的政治活动均是以家族政治力量为依托直接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那么从17世纪开始，这些从刀光剑影的政治领域退居幕后的沙龙女性则以某种更隐秘的方式影响着宫廷之外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权力的运作。

概言之，沙龙以及沙龙女性的出现与法国社会整体在17世纪的演变密切相关。随着精英集团进一步接纳新的高级官僚与顶尖文人，宫廷已经无法容纳急剧扩张的社交需求。沙龙是与宫廷密切相关又处于宫廷之外的政治文化力量，它以贵族女性为主导，这些贵族女性通常既是宫廷中某股政治力量的密切相关者，又往往资助着不少文人、艺术家，在其周围形成新的社会文化力量。而更重要的是，从文化特征演变的长时段脉络来看，由于女性的文雅优美被视为可以“教化”过于粗野的武士文化，因而在法国文化逐渐转向礼仪与克制、更精致高雅的过程中，女性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她们主导的沙龙活动成为社交活动的中心。

二、沙龙女性

对17世纪法国文化与社会的影响

不论是19世纪的圣伯夫还是龚古尔兄弟，抑或是20世纪名作《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他们都认为法国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偏爱谈话性的社交活动。法国历史学家罗杰•皮卡尔说： “沙龙生活，蕴含着社交精神与谈话艺术，这一纯粹法国式的现象体现出民族特征。 ”正是由于沙龙女性群体的出现，17世纪的法国社会最终完成了从亨利四世式的较为粗野的骑士文化向路易十四时期精致优雅文化的转型，形成了以沙龙为核心的，讲究礼仪风度的法国文雅社会。沙龙女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可从文化与社会两个维度加以分析。

就文化层面而言，沙龙女性推动了法国文化的精致化与优雅化，这首先得益于女性沙龙构成了17世纪上半叶法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及文化精英们聚会交往的场合这一事实。法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布洛把当时的沙龙女主人的活动称为“私人学术生活”(la vie académique privée)。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朗贝耶夫人位于卢浮宫附近的府邸(在今天卢浮宫与杜勒伊花园之间)。出入其间的都是名流绅士，可谓“往来无白丁”，例如未来的大孔代亲王、朗格维耶公爵、红衣主教黎世留、吉什公爵、语言学家马莱贝(Malherbe)、著名神学家博须埃(Bossuet)、法兰西学院的先驱贡拉瑞(Conrart)、诗人瓦图赫(Voiture)以及剧作家高乃依(Corneille)。每逢周三，这里就成为“社会风尚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活动中心”。在朗贝耶夫人的府邸，装饰着镶有金边的蓝色丝绒，室内鲜花环绕，一年四季都仿佛在春天，与其同时代的沙龙都在她的耀眼光环下被遮掩了光彩，各种思想与话题在这里交汇。正如17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瓦里亚斯(Antoine Varillas)所说，“我所知晓的事物，十之八九来自朗贝耶夫人沙龙里的谈话”。此外，在朗贝耶夫人的沙龙里，人们往往以轻松的方式来探讨那些看似高深的话题，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时人这样评价，“在那里，人们的谈话并不是卖弄学问，而是理性地讨论问题，世界上不会有比那里更有意思而更少学究气的场所了。”圣西蒙说：“这是一个集优雅、才华、知识与德行于一体的场所。”事实上，在女性沙龙中，交谈的方式应当符合文雅之人应有的礼仪甚至比谈话内容本身更重要，既要避免像粗俗的市民那样说话，也不能古板得只会掉书袋。沙龙里人人都彬彬有礼，从不高声说话，竭力使自己合乎礼仪，大家都默契地认识到，“这是一种有礼貌的交谈方式，举止温和有教养，必须对所有人都谦恭有礼”，文雅有气度就这样慢慢成为上流社会的交往规范。

另一位玛德莱娜•德•斯屈代里(Madeleine de Scudéry)小姐每周六举行的沙龙里则聚集着国王的御史贝立松(Pellisson)、著名文学家莫托斯耶(Montausier)等人，斯维涅夫人、莎布雷侯爵夫人(Mme de Sablé)、年轻的拉法耶特夫人，以及蒙庞西耶小姐也都是这个“周六沙龙”的座上宾。当然还有孔代等多位亲王经常出席。在朗贝耶夫人与斯屈代里小姐退隐之后，17世纪晚期巴黎最著名的沙龙是尼农•德朗克罗斯(Ninon de Lenclos)的沙龙。路易十四的首相经常造访此处，日后的曼特农夫人也与其结为密友。许多大贵族把家族子弟送到尼农这里学习她的优雅、智慧以及精致的表达，其中便有将来的摄政王，当时还是少年的奥尔良的菲利普。

除了女性沙龙成为当时法国最重要的社交网络这一点以外，沙龙中的女性能对当时法国社会风尚转型起到推动作用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沙龙并不只是社交场所，它同时还掌握着关于文化作品评价标准的话语权。由于身份地位显赫，组织沙龙的女性实际上把持了这一关键话语权，从而对当时的文化圈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以朗贝耶夫人为首的女性沙龙聚集了大量文人墨客之后，初出茅庐的作者不再向精通拉丁语、希腊语的饱学之士请教，转而把作品带到沙龙里，请那里的主人与宾客加以点评。而且不仅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即便已享有盛名的作家也会把未曾出版的新作带到沙龙里，请圈中人士评阅。这一过程中，沙龙女主人的赞誉是作品获得成功的保证。朗贝耶夫人的沙龙在当时的文人圈里就被视为作品进入公众视野之前的重要发表场地。高乃依在其成名之初就仰仗她的推荐。杜波兹在《端庄女性》中这样写道：

我认识的几位颇有学问的夫人，她们不仅对美好事物有判断能力，而且本身就拥有这些完美品质。所以最好的作者把她们的评价视为权威意见，倘若能得到她们的赞许，会觉得无上光荣。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17世纪法国沙龙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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