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状况典型性访谈分析

表1  受访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汇总

图1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行为路线

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相统一，随着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成为必然，就近迁徙成为一种便捷方式。访谈资料显示，未来可能获得的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谋生（就业创业）机会、更好的生活（教育、医疗、居住、交通）等城市公共服务与生活品质等个人主观动能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动机的主要因素。自2015年开始，受国务院发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暖心政策和地方激励政策吸引，加速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进程，也增强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角色转换”的信心。16位受访者均表示，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一定的了解，并对政策实施效果持续观望。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是否进城就业创业的选择，进城之后还面临就业或创业的抉择。选择进城就业的普通务工人员C4表示，“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不会种地也种不了地，中学以后到城里读书，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村里的年轻人大都进城买房和工作，家里也支持”。但是，在问及是否会考虑进城创业时，该受访人员表示，“创业成本高、风险高，自己不是创业的料，如果创业赔了后果不堪设想”。另一选择进城创业的受访人员C7则表示，“之所以选择进城创业，是考虑了进城以后生活、住房、生养孩子等的费用都比较高，给别人打工难以支付，创业是瞅准了机遇，但也是无奈之举”。换个角度考虑，若自身对进城就业创业的预期不能抵扣个人需要支付的进城成本，或者在抵扣个人需要支付的进城成本后并不能使生活现状改善，那么这部分人可能会选择继续留在农村。

社会分工和角色的转变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最主要行为变化，他们从传统的农业耕种及其粗放式附加活动中脱离出来，通过进城就业创业成为产业工人或小微企业主，直接参与到产业经营之中。与父母代农民工不同的是，受访新生代农民工所涉及的行业既涉及到了餐饮等传统行业，但更多的开始涉足于物流仓储、高技术等现代产业门类和文化创意、电商等新经济形态。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方向体现了区域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进城就业创业行为方式的转变、行为意识的转变以及职业技能的转化是提升就业创业效率的关键。拥有较高学历的进城创业者C1和进城务工者C12指出了技能培训和政策帮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技能培训可以提高从事农业活动与进城创业活动转换的灵活性，使之能够快速达到一种平衡”，“政策帮扶的作用可以使得我们在从事传统农业到进城务工的转换过程中少走弯路”。

尽管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等早已不是W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阻碍因素，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后仍然无法脱离“村民”-“半市民”-“市民”的渐进演化过程，而市民化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终极目标之一。作为普遍现象举例，受访者C10表示，“个人在进城找到工作之后，更为关心的是孩子的受教育问题，而这个诉求基本可以通过购房来解决，家庭户籍的变更暂时不考虑，因为农村还有地”，“关于医疗的问题暂时也考虑不了那么多，年轻人一般跟医院打交道比较少，而且还有新农合”。这样，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道路上，就出现了“生产方式市民化”和“生活方式村民化”相并行的奇观。看来，“村民”-“半市民”-“市民”，终究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效果显现无法割舍的路径选择。

如上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行为是权衡就业创业预期与进城成本的抉择，而加入时间因素的就业创业“净现值”效益核算和“现金流”创造回收代表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希望。C6表示，“时间和努力能改变一切，工作可以有机会就换，期望自身价值可以得到体现”；C13说“也许现在的打工收入不是那么高，也很难有结余，但是通过不断积累可以更换到更好的工作岗位”；C16则认为“创业是自身价值的实现过程，初创期过后只要平稳成长就会有收益持续增长的可能”。“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和规律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过程中体现较为明显。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在过去的1年之内有工作更换，5位受访者对就业创业现状表示不甚满意。而他们对境况改进的预期和判断又会影响新一轮的就业创业决策，甚至改变就业创业动机。

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找寻工作信息来源和渠道的访谈可知，虽然城市中存在足够的空余岗位，但信息不对称、自身技能不足、农民身份歧视等仍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主要门槛因素和掣肘，特别是自身技能不足、农民身份歧视的存在，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之初就被贴上了社会等级和就业层级的标签，未来上升空间受到挤压。而在工作获取方面，C3、C4、C13等多名受访者表示他们也会借助58同城等网站平台发布和投递简历，但是发布招聘信息者通常缺乏政府监管和约束，纠纷现象时有发生，传统的口口相传和熟人介绍仍然受到偏好。受访者进城之前普遍对就业创业可能出现的状况预计不足，并对人力资源部门的搭台不甚了解和很少参与，信息缺失难以避免。

虽然“创业有风险”的思想被广为认同且深入人心，但是从8位创业者的情况看，除C1、C7、C16三位受访者（均创业3年以上）的创业活动较为顺利之外，其他5位受访者的创业活动均未突破不稳定风险期，特别是受访者C5一度陷入创业困境。C5自2015年起自主投资经营“某某网”（不知名电商）实体门店，由于前期盈利颇丰，在2016年开了第二家门店，但由于对盈利模式的分析不足和风险预估、控制的意识不强，两家门店自2016年下半年陷入经营僵局，无奈关闭，且投入难以回收。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创业面临“冰火两重天”，一旦创业失败，他们将面临继续留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的重新选择。

间歇式和结构性失业所带来的收入波动，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重要顾虑。这一方面表现为频繁更换工作带来的务工损失和可能存在的收入下降，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难以为继或雇主辞退带来的突发性收入减少。此外，由于部分职业和岗位受季节性、区位性影响波动较大，新生代农民工出现收入波动现象的风险也较大。举例来说，过去的2016年，进城从事餐饮服务的受访者C8一共换了3份工作，年收入不足3万元，由于就业地点选择在餐饮服务不上规模的城乡结合部地区，餐饮门店生命期普遍不长，丢工作、找工作无法避免，与进城就业之前的信心满满相比较，C8表现出疲惫、不满和悲观。

对社会保障特别是对未来医疗和养老保障的担忧是进城就业创业新生代农民工不安感的持续来源。调查资源显示，有相当大比重的进城就业创业新生代农民工并未缴纳社会保险，16位受访者中占到10位之多，用工企业不给缴纳和自己不想缴纳的情况同时存在。受访者中的C1和C15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来提供长期保障，而其他多数受访者则表示社会保险缴费高，对于没有稳定收入现金流的自己是压力也是挑战，且自己年轻生病少，养老金要到60岁之后才能领取，不是很合算。但是，由于社会保险等的缺失带来的恐慌却未曾减少，具有较高创业收入的C7说，“现在赚钱多也不敢大手大脚的花，要考虑赚钱少的时候，还有考虑未来养老”。

破除由于信息障碍带来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机会屏障。以W市政府和人力资源部门为主导，在既有就业平台的基础上，逐步搭建起符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需求的就业信息平台板块、APP和微信公众号，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出家门就能够实时获取到分门别类的招聘信息，实现城市内部跨区域的信息共享。运用行政力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信息平台的使用进行宣传推广，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创业进行信息帮扶，以信息输入和引导的方式推动信息共享，进一步提高信息对称程度、就业匹配能力和创业效率。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方面存在的经验不足、风险难判等突出问题，开展“一对一人”、“一对一类”、“一对一地区”的个性化指导和培训、服务活动，针对重点地区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指导专项行动。运用“互联网+”手段，期望进城就业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在线订单”的方式享受到针对个人就业创业“动机——决策——行为——效果——改进”的专门分析服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信息甄别能力和个人认知。通过个性指导，以实现进城就业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最优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是国家和地方当前主抓的民生任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全过程，构建全面链条风险点管控系统和就业创业后管理追踪系统，是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效率和质量的关键。对纳入系统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定期大数据分析，得出意愿、问题、困难、风险等的变化演进情况，及时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从源头进行链条式引导和调整，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负面影响。建立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信用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规范性和秩序性。

不断完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后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实现真正市民化，解决其后顾之忧。摸底新生代农民工参保情况，对拒不办理农民工参保的用工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进城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给予参保扶助，并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在市域范围内灵活转入。弱化户籍和住房约束，对进城就业创业达到一定期限和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资源允许的前提下给予平等的城市公共服务机会。强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财政支持和融资帮扶力度，不断提高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领域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重。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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