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评论》丨走向“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

图为原文所载网站截图

我自由派的朋友和同事似乎没有意识到 而今不断前进的自由主义社会是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 但是对那些已经在自由主义新秩序下生活人们而言，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 当今的自由主义者和古埃及法老、巴比伦皇帝、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罗马天主教会以及上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拥有一套关于如何在他们的世界观下，通过推倒旧桎梏，团结全人类来建立新的和平与繁荣的宏伟理论。自由主义者痴迷于这种愿景的清晰性和严谨性，他们蔑视与大多数他们认为应该接受他们是非观点的国家进行协商的艰苦历程。自由主义者就像其他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对反对他们关于繁荣与和平的愿景的人们迅速表达了厌恶、蔑视和愤怒；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反对者只需要顺从自己的观点就能极大受益。

当然，自由主义式帝国主义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当老布什宣布共产主义集团覆灭之后“新世界秩序”到来的时候，他内心中有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由美国提供军事力量向各国强加来自联合国安理会的“法治”观念。但随后继任的美国总统们拒绝了这个设想，他们更倾向于一个与欧洲及其他盟友共同协商的，由美国单边行动主导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欧洲国家更倾向于谈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设想，这种设想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独立国家的力量都必须服从设立在欧洲的国际行政组织的决定。这些关于自由主义的帝国应该如何运行和统治的观点的分歧，被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是新颖而未曾有过的，但是事实上却并不是。 对大部分这些观点而言，他们只不过是之前皇帝和教皇关于国际天主教会应该由谁统治的分歧的再现——只不过皇帝的角色被那些坚持统治权威应当集中在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华盛顿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代替了；而教皇的位置则是被希望世界最高权威位于国际法的最高解释者手中的那些人（最主要是欧洲人，也包括一些美国的学者）重新演绎，也就是说，最高权威应该是由联合国司法机构和欧盟所掌握。 （欧洲国家在解释国际法方面最为出色、最为权威，同时也最具影响力——译者注）

这些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引发了即将到来的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棘手难题。但是对于那些不相信有必要继续维持这样一个自由主义帝国的人们来说，最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观点和分歧之间存在哪些共性。对于他们所有的争吵而言， 支持自由主义世界建设的人都认同这样一个单一的帝国主义的设想：他们希望看到一个能由普世价值解释的自由主义原则，然后把这些原则强加于世界各国，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使用武力。 他们相信这才是能够带给我们普遍和平和繁荣的不二法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自由主义思想家——译者注）为所有不同的派别发声，他写到：“人类面对的最大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我们能否成功地在全世界创造一种思想框架，在这思想框架中，任何事物都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接受自由主义。如果希望创造和平的条件，消解战争的动因，自由主义思想必须渗透所有国家，自由主义原则必须遍布所有政治机构。”

虽然米塞斯用鲜明的术语描述了任何国家和任何政治机构对“完全地无条件地接受自由主义”的需求，但他所表达的这种热情在当今已经是传统的自由观点了。这种武断的乌托邦的观点认为关于人类命运的终极真理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存在多时了，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找到一种方法去施行这样的真理。

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一个自由主义者都像这样武断而不切实际。特别在英国和美国，很多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仍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不同社会的民族认同，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历史上的帝国主义思想以及那种在英语国家被称作为的“常识”的思想。所有这些事情仍然可以被英美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触及。但就像这些自由主义的对手一个接一个地被征服，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似乎即将到来那样，这些缓和的因素已经被淘汰，只在自由主义阵营中留下一个独断教条的帝国主义思想独自发声——这种独断教条的声音迅速采用了中世纪天主教会最糟糕的特点，自由主义在不知不觉中模仿了这种特点，包括绝对正确的教义和宗教裁判所这类模式。

洛杉矶“女性大游行”与ME TOO运动，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我想关注一下以上所说的最后一点。在当代美国和欧洲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西方正在被公开羞辱和异端迫害运动折磨着。这些运动的目的就是让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中能对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任何有意义抵抗的观点和政策蒙羞，或者让这些观点或者政策非法化。对这些运动的记录集中在关于大学中自由言论的恶化。在西方大学里，对教授们的观点和对诸如伊斯兰，同性恋，一门和很多其他主体的个人看法的官方或者非官方的审查已经屡见不鲜。但大学并不是展现对反对自由主义观点的愤怒的主要场所。现在，很多公共场所经常被诋毁运动占领，这些运动通常和大学联系在一起。确实，随着对自由主义合法性的分歧逐渐减少，对自由主义的异端观点的惩罚也越来越重。似乎西方民主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大学校园。

这种对言论和宗教遵循单一普世标准的要求，是西方从清教建设过渡到民族自决和国家独立原则的可预测结果。毕竟，这种原则在过去要求在民族国家中实现宪法和宗教观点的多样性，这意味着对有巨大分歧的观点的容忍：天主教会不得不容忍清教的存在，君主们不得不容忍共和政体的存在，关注严格规范其臣民事务的统治者不得不容忍能提供更广泛自由的政体的存在——在以上每一个例子中，相反的一方同样也是对的。对各国政治和宗教多样性状态的合法性的正式授予，随后变成了对一个国家中不同社区和观点的容忍基础。我们确信，不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在每一个国家中生活地非常舒服。但是的确存在协商制定特别条款来满足不同社区的可能性，只要他们愿意支持国家，克制对民族风俗寻求激进的改变的愿望。同时，如果一个个体不愿意这样的改变，那么他可以选择去另一个接受甚至拥护他观点和想法的邻国居住。

第三轮“脱欧谈判”无果而终，图片来源：新华网

但相反地，在一个普世的政治秩序中，强制一种观点在任何地方都绝对正确的做法，无疑将会损害对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多样化的容忍和接纳。在对待新自由秩序上观点非常一致的西方精英们，发现越来越难以认识到对不同观点和宗教的给予宽容的必要性，但这种容忍的态度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曾经是不言自明的。与民族主义一样，宽容的态度正变成一个过去时代的遗迹。在英国决心寻求独立于欧盟之后，诽谤和谴责就纷纷落在英国民众和其选举的领导层身上，这是对整个西方的一个明确无误的警示。从自由主义建构的角度看，在其他人眼中，欧洲一体化不是一个合法的政治选项。这（欧洲一体化——译者注）是一个体面的人才能选择的合法选项。同时，英国脱欧的道德合法性是政治和媒体人士不懈谴责投票的主题。他们宣称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支持脱欧，因此剥夺了年轻人的选择权；或者只有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会支持脱欧，因此稀释了那些对此事真正了解更深的人的看法；或者那些投票反对的人仅仅是想表达一下抗议和不满，而并非真正想要脱欧，如此种种。在这些愤怒的声明之后到来的是要求排除英国民众的选择的呼吁，也许是通过第二次公投，也许是议会通过法案，也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闭门协商。只要合法的观点（不脱欧的观点——译者注）能占上风，任何选项都可以考虑。

欧美精英们对英国独立前景的恐慌揭示了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模糊的真相。这个简单的真相就是， 新兴的自由主义建构无法尊重和接纳偏离自己想法的、其他国家独特的法律、传统和政策。如果证据证明异端观点是法西斯式的看法，那也一定会被视为是庸俗和无知。

英国也不是唯一一个感到这种痛苦的国家，美国也不能幸免：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审判自己士兵的拒绝，对签署保护环境国际公约的反对，以及它的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些都在国内外引发了相似的愤怒。这种愤恨长期以来也针对以色列，不管是轰炸伊拉克的核设施或者在东耶路撒冷建设定居点的做法都会受到攻击。东欧国家也因为不愿意接受中东难民而饱受谴责。此外，这种在欧美国家对异端思想进行非法化的运动也同样针对以旧地宗教政治秩序为基础的天主教和犹太教。而这些自由化的运动在西方国家通常被政府保护，或者说至少是被政府容忍和接纳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特别是在欧洲，已经有禁止犹太教宗教活动的做法，比如禁止割礼和犹太教屠宰，或者在工作场所和学校强制用自由主义对性和家庭的观点教导天主教和犹太教徒。稍有远见的人都会发现这只是开始，随着自由主义构建的逐渐发展，之后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传统形式将会变得更容易受到攻击。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执政联盟内部就难民问题产生分歧

图片来源：地球周报

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有一个信条那就是，关于有争议的事项不能再被公开地谈论。我们意识到，而今我们在说话或者行动之前必须三思而行就好像清教的严苛政治仍然在运行着一样。 在西方国家，对真正的宪法和宗教多样性的坚持只会让那些坚持他们自己真正自由想法的人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