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调查记者江雪：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专访调查记者江雪：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采 | 王伊文 徐畅

编 | 张颖钰

（图源受访者）

Q：你本科是学法律的，为什么后来去了《华商报》工作？

A：我毕业后本来是在国有企业做法务，当时我父亲希望我回到家乡，做一些更安稳的工作，但我希望做的事情是跟公共利益有关联的。那时候不得已去做法务，但是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在这个地方久留。

我想着不行就读一个中文研究生，因为喜欢写作，上大学之前就想读文学。读研究生需要报名嘛，我骑自行车路过，正好看到报社在招人。那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的广告，他们做了一个街边广告，放在大的玻璃里面，叫“我的透明的华商报”。

我第一次意识到，噢，报纸可以是透明的。96年、97年那时，市场化媒体都在发展，他们都有这种意识，做一份让民众喜欢的报纸。那时候我对媒体的功能都没有什么认知，反正知道报纸上肯定可以写作啦，然后就去应聘，很顺利地就去那了。

Q：你不是科班出身的，当时转做媒体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A：我倒觉得做记者不需要科班出身，学法律还挺好。其实我后来回望的时候，我觉得做记者最重要的素质还是问题意识。一开始当然没有那么多问题意识，只是记录事件和现场。但是慢慢地，当你想做一个好记者的时候，就要有问题意识。重要的是你在一个领域要建构起大体的框架。

我最开始是在社会新闻部，这种其实是最锻炼记者的，因为你要跑很多突发新闻的现场，这个过程也会锻炼写作，你要写消息，还要满足新闻五个w的要素。

Q：那时报纸的运作模式是怎样的？

A：这要讲到1990年代的中国报业市场化改革，一批报纸应运而生，发展到2000年，各地都有一份比较强势的都市报。国家不给它们拨款，报纸要自己养活自己，必须要有公信力，才会换来广告，换来订户。也是在那个时候，很多这样市场化的媒体发展起来，我所在的这份报纸是其中之一。

《华商报》很快成为当地最强势的报纸，一直占据后来十多年的市场。当时这份报纸的宗旨是，提供真实的新闻与信息，把普通人生活中的问题放在重点位置。

那时候的报纸都有跟读者互动，每一家报纸都设置热线电话，读者可以提供新闻信息，线索一经采用都有奖励，一条新闻线索最少奖励五十块钱，在当时还是比较多的嘛。如果有好的新闻线索，还有千元奖励。

所以我所在的报纸，大概一年多就发行到了四五十万的份额，成几何倍数增长。那一拨市场化媒体都有野蛮生长的经历，因为公众还是有信息的需求，只不过以前没有载体或管道，这种报纸出来以后很快形成比较暴利的盈利模式。有了钱以后他们慢慢建立记者队伍，也会投入到深度报道等给他们增加公信力的形式。

Q：你之前说记者就是“信息采集员”，后来你对记者的职业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

A：刚开始做记者，其实就是信息的采集员，但是天天去做信息的采集员，你会不满足嘛。见过那么多悲惨的事情，背后可能是社会机制的问题，当然这中间有个启蒙的过程。2003年对很多在今天还关注公民社会的人都是非常有转折 意义的一年，比如说孙志刚事件的报道、SARS报道等等。

那时候我做了“黄碟事件”的报道，我是学法律的，我就从中发现公权和私权边界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是警察权被滥用，警察权代表公权，个人权利其实是私权。 从法学的高度就是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行政机关要做什么事，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要通过行政、立法相关的程序。对私权来说，就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我做的就有权利去做。

（《家中看黄碟警察上门查》当事人；图源网络）

Q：说到“黄碟事件”，你后来做了《死囚枪决前4分钟 最高人民法院急令枪下救人》，这也是一篇和法律有关的报道。

A：这个事件也是有意义的，它涉及到死刑，后来从事件本身延伸到死刑复核权。死刑复核权有一个收回最高法院的过程，最初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后来北大的陈兴良教授专门写过《中国死刑检讨》，就是用我那个案例做分析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很早期的跟法律相关的一些新闻，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定社会意义。它可能不是什么很成熟的新闻作品，也很粗糙，但还是 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那是一个草莽的时代，我们都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训练，是带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做记者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正义的角色， 想让你的报道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会老被自己感动啊，认为自己做的事还蛮有意义的。那个阶段慢慢过去之后会冷静下来，有了问题的意识，你会更成熟一点。

Q：2008年汶川地震时你也去了灾区采访，做灾难报道和平时的常规操作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A：我是5月17号去的。那个灾难太大了，十七号很多地方救援还是没有结束，还在找幸存者。我当时先到了青川、绵阳，然后又到了映秀那边。后来也有同行借这个机会，来写中国媒体记者应对灾难报道经验的缺乏，那么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媒体人也是懵的。你到现场会发现到处都惨不忍睹，有的记者就直接说受不了，不能再做采访，会觉得你在采访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当时到了现场之后，我注意到一个志愿者的点，那一年也被称为志愿者元年，上百万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过去，这也是公民社会很重要的部分。我记得我当时看到了很多个这样的场景，每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来帮着分发物资。

2014年鲁甸地震我也去了，发现跟之前就不太一样了，所有的志愿者都是安营扎寨在一 个大院子里，会有为大家共同服务的NGO在现场工作。

有云南的公益人说，鲁甸地震的很多志愿者机构都是汶川地震之后成立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志愿者都是自发的，很多人都是在飞机上发现彼此，大家比较随机地搭配。但鲁甸地震的时候，他们去之前就形成组织了，他们会在网上联络， 彼此已经形成了一个志愿者的系统。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有了互联网，互联网帮助我们把群体连接起来，然后进行社会事务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