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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左），
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天翼小说选》（右）
“华威先生”是张天翼笔下的一个人物形象。1938年2月茅盾筹办《文艺阵地》，向张天翼约稿，张天翼仅用一天时间写了一篇约五千字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交给茅盾。4月《文艺阵地》（茅盾主编）正式创刊，《华威先生》即登载于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上。这是一篇讽刺小说，讲述一个名叫“华威”的国民党官僚在抗战时期的种种拙陋表演：他一天要出席十几个“抗战会”，每到一个会，都要发表演讲，每次演讲都是匆匆几分钟，因为“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他的时间不够用，而他又显得那么重要，“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小说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这位“只知开会，不办实事”的忙人，被读者嗤诋为“虚伪”“浮夸”“欺世盗名”的小丑和骗子。“华威先生”也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文学典型。
后来茅盾在《八月的感想》一文中谈了他对小说的看法：“华威先生那样典型的出现……是最近半年来文坛的新趋向”，“这个典型还应去发展……华威先生并没有死，他的更清晰的形象终有见于作品中的一日吧！”茅盾还称张天翼“意识上是一位前进的作家，形式上他有新奇的作风”，“有别人没有的文学才能——巧妙的讽刺和新的文体”。
那么华威先生的典型如何发展？他的更清晰的形象又如何在日后的作品里演绎？张天翼没有给出答案，但在茅盾的短篇小说《春天》里却有了清晰的结果。
1948年12月，茅盾应香港《小说》月刊之约，同样花了一天时间写成了约七千字的小说《春天》，登载在1949年1月第二卷第一期上，这是新中国成立前茅盾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的主角就是张天翼小说里的主人公——“华威先生”。同样一个人物，张天翼把他写成“包而不办”的“开会专家”，茅盾则把他放在“春天”之下，将其精心包装的本质彻底戳穿。
所谓“春天”，茅盾说，写的是“全国解放后的某一个春天”，这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作家期待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的中国。小说发表后，日本评论界把《春天》称为“幻想小说”，茅盾予以否认，说这是他的“预言”。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不但解放了东北三省，且包围天津、北平”，茅盾等大批居住在香港的文化人士接到通知，“分批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准备”。小说《春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春天》里的华威先生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人士”。以前的那种“慷慨激昂的高调——现在都行不通了”，不得不改变策略，“低调”处世，像个“耗子”似的不再冒失露面。他蜷缩一隅，蠢蠢欲动，窥探风色，暗地里纠集所谓“志同道合”者秘密活动，挑拨各阶层，离间各党派，觊觎组织“政团”，以谋变天。
小说描写的主要都是些反面人物，除华威先生外，还有幕后“拉线”人物影梅先生、活动集团的另一重要成员汪老板，以及被华威先生收买的私立中学校长小赵等等。
就这样，华威先生从张天翼笔下善于伪装的“抗战官”，变成茅盾笔下凶相毕露的“民主人士”。茅盾用“春天”作为小说篇名，很有寓意：“春来了，树木抽芽，池塘铺了新绿，燕子忙着构巢，蜜蜂准备更大的生产；春来了，陈年的臭水沟却也泛着气泡，蛰伏着一个时期的毒虫们也在伺候它们的机会。”“春天”象征着新中国，“春天”的威力让华威先生无机可乘，无所遁形。这就是华威先生后续的发展与更清晰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