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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炼成记：中共成功建军的最大秘密6

民生文旅 · 公众号 · · 2019-07-29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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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炼成记：中共成功建军的最大秘密3

新中国炼成记：中共成功建军的最大秘密5

三、军事工作和民众运动

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革命根据地依靠什么力量？一是军队；二是民众运动。这两者的关系，十分重要，也相当复杂。从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来看，革命军队是骨干，民众运动是基础。

为什么军队能起着骨干作用？它有几个重要特点：第一，一般来说，军队在社会上是最有组织的力量。俗话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它有比较严格的纪律约束，行动比较一致。士兵和下级军官大多没有家室之累，这方面的顾虑和牵扯比较少。第二，组成一支军队，必须有相当的武器装备，经受过不同程度的军事训练或具有实际的作战经验，这自然是临时集合起来、只有大刀梭标、不知如何作战的民众难以相比的。第三，旧军队有着比较固定的饷粮给养，有着比较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革命军队还有旧军队难以比拟的优势：第一，有着崇高理想或政治觉悟，因而能逐步养成自觉的牺牲精神和铁的纪律，这是旧军队无法做到的。第二，它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军民关系，把它称为“鱼水关系”。在井冈山时就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因此被民众看作自己的“子弟兵”。第三，在军队内部实行严格民主制度。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从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四军和其他革命军队所到之处，除了战胜敌军以外，都起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推动当地的民众运动蓬勃兴起，使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使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打开新的局面。如果没有以红四军为主力的革命军队作为骨干，这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

为什么说民众运动是基础？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军队的基础是士兵，革命军人是人民的子弟兵。只有把民众充分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革命军队才有无穷无尽的来源和力量。只有得到广大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支持，革命军队行动和作战所需的种种条件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红四军在井冈山下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转战在党组织和民众运动基础薄弱的地区，情报不灵，情况不明，部队得不到休息和补充，连伤病员也难以安置，曾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旦这种情况得到改变，就如鱼得水，表现出生龙活虎的生气和活力。以后还发展到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一些年后还感慨地说：“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倒的。”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电贺阮友寿主席》，《人民日报》1967年12月19日，第1版。】

这两个方面，哪一个都不能缺少。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过经验和教训。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缺乏政治经验，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和领导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上，忽视了对军队和政权的掌握。一旦昔日的盟友突然翻过脸来，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和政权，对民众进行血腥屠杀，大革命便失败了，革命陷于低潮。这是沉痛的用鲜血写下的悲剧。

毛泽东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态度鲜明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八七会议会址

1928年7月3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军事报告中也谈了“过去军事工作的主要错误”。他说：“我们还有一个根本的固定的军事工作方针，就是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要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完全由于失掉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不明白革命转变的前途而得出这样不通的结论。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他还说过：“我们最大的工作影响是在叶挺的队伍中，如七十三团与二十四师影响尤为广大，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基础，在南昌暴动我们不能干的。”

南昌暴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便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总方针。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实行的根本性的转变。

实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自然不是轻易的，不是一步就能完成的。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无论中共中央还是省委的文件中，又出现过一个错误观念：反对所谓“军事投机”或“军事冒险”。它的具体含义是：应该到处组织工人农民起来武装暴动，不应该重视党领导的正式军队的作用，否则就要被称为“军事投机”或“军事冒险”。

中共中央在1927年8月23日复湖南省委函中写道：“从你们的书面报告及××的口头报告，可见对于长沙附近各重要县份农民暴动的准备非常薄弱，而要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50页。】

这年11月9日的《湖南省委游击战争计划》写道：“反对新军阀战争之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打倒新军阀、夺取政权的暴动。但这个暴动又必须要从工农贫民之种种的经济斗争、群众运动着手，而后才不会流于军事冒险、军事投机的错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造得出有广大群众参加之伟大的、普遍的武装斗争，成功一个工农自己夺取政权的阶级行为。” 【《中共湖南省委游击战争计划》，《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版，第282页。】

江西省委在12月4日给赣西特委的信中，对万安暴动批评的第一条，就是“忽视群众力量而偏重于军事的投机”。【《中共江西省委致赣西特委信》，《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8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版，第111页。】

他们一再严厉批评“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其实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各地分散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农民暴动上，而蔑视党领导下的正式军队的作用和建设。对农民暴动自然应该十分重视并且积极加以领导。党领导下的正式军队，不少就是由他们逐步生长成的。但面对武装到牙齿、有军事经验，而且数量庞大的国民党正式军队的残酷镇压，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党领导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只靠分散的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农民暴动是难以持久的，更不容易取得大的成功。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军事报告中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他说：“自南昌事件、八七会议以后，军队中的工作的缺点仍未消灭。从广东暴动之后还有很少一部分的好的保存着，可是仍旧没有正确的观念——如何做兵士运动，如何去改变军队。而新的名词——军事投机却乱用起来，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这种错误观念继续到现在还有保存者。半年以来的军事：□因为有军事投机这个名词，于是对于军事就不注意了。”

事实上，即使从井冈山时期说起，就可以看到党所领导的正式军队以及对它的不断改造和进步，对革命根据地发展所起到的骨干作用。当时在毛泽东率领上井冈山的湘赣秋收起义余部的罗荣桓回忆道：“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 【《罗荣桓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60页。】警卫团，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何长工回忆道：“警卫团实际上是第二次北伐回来后，叶挺独立团一个营为基础扩编的，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警卫团，也是国民政府警卫团，大约有三千多人。这是我党当时掌握的一支较大的革命武装。由于这支部队受到大革命影响较深，再加上党有意识地把骨干力量不断输送进来，因此，它更倾向革命。”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警卫团的团长是共产党员、黄埔二期生卢德铭。团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何长工、张宗逊、杨立三、谭希林和井冈山红军早期重要领导人伍中豪、何挺颖、张子清、宛希先、熊寿祺等都在这个团内。罗荣桓、谭政等不久也在这队伍中。他们原先奉命参加南昌起义，但途中遇到阻碍，到达时起义军已离南昌南下，无法赶上。于是，便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且同共产党员余贲民接收当地民团武装组建的平江农军以及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领导的浏阳农军汇合，随毛泽东从文家市南下，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原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劫富济贫”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担任过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佐和袁文才是把兄弟，受革命影响后把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后来也入了党。他们是当地人，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正是在他们的欢迎和支持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才在井冈山站住了脚。毛泽东当时曾对张宗逊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中国有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张宗逊回忆录》，第40页。】

井冈山斗争的初期事实就已清楚地表明：警卫团这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如罗荣桓所说“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如果没有这个力量，谈不上能在如此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开创出一个新天地来；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这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如果没有深入而有力的群众工作，如果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支持，任何斗争都不能持久，更谈不上一步一步走向胜利。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哪一方面都不能忽视。

朱毛会师是井冈山斗争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件大事。

这次会师正发生在国民党当局集中湘赣两省军主力向井冈山发动规模远较以往巨大的进攻时。毛泽东在1928年4月29日为湘赣边特委给中共中央的信写道：“此间争斗已到很剧烈很阔大的时候了。敌人以十团之众（杨如轩四团、吴尚六团）向我们进攻，地主的挨户团当然在外。茶酃两县的广大的农民群众业已被压下。白色清乡把我们党的组织压得粉碎。”“第八军（注：湘军吴尚部）最近与我作战四次，一败三胜，但敌人顽强抵抗，已占领之茶攸只得完全退出，湘南已无寸土。”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主体是北伐战争中屡建赫赫战功、具有强大战斗力、被称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上山时还带来湘南起义时的大批暴动农民，包括萧克等一批干部。红四军就是朱毛会师后建成的。他们的到来大大改善了井冈山斗争的格局。担任过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的谭震林回忆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 【《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这就开创了毛泽东所说“边界全盛时期”。

到井冈山斗争后期，毛泽东对必须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和必须极其重视群众工作两者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认识，防止从一种片面性走向另一种片面性。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他说：“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但是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还要担负起做好群众工作的任务。毛泽东从两打茶陵的教训中提出这个问题。谭家述在《回忆茶陵游击队》中回忆道：“会上，毛泽东同志还作了重要讲话，要我们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做群众工作，不能单纯地打仗，提出了政治建军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谭家述：《回忆茶陵游击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这是建军原则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它的提出有深远的意义。

对既要极其重视军事工作，应对敌人，又要毫不放松群众工作、充分发动并依靠群众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抓得很紧很紧，并且不断地总结并丰富这方面的经验。在下井冈山后不久，转战赣南、闽西时，他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写下了一段十分精辟也十分有名的话：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1页。】

军队组织上，又有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赤卫队的不同层次：主力部队基本上脱离生产，战斗力和机动性强，可以在较大范围的地域作战，是军事骨干中的骨干；地方武装有不少的武器装备，有相当战斗力，但一般在家乡附近的区域内活动；赤卫队一般不脱离生产，拥有比较落后简陋的武器，但同当地群众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反抗和牵制敌军方面常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相互配合和补充的机构，是人民军队的重要特点。这种格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

转战赣南和闽西期间，红四军所起的主导和骨干作用自然极为明显。这两个地区又都有着较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赣南的地方武装有东固由李文林、段起凤等领导的红二团和红四团。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等地也有在暴动中形成的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地方武装，后来转成闽西暴动委员会，总指挥为福建省委特派员王海萍，副总指挥为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后编为一个师，下辖三个团。

红四军和赣南闽西地方武装都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红四军第一次从闽西返回赣南后，6月1日，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写道：“我们5月1日（注：4月1日的笔误）退出汀州到瑞金，在瑞金、雩都、赣州（东乡）、宁都、兴国五县作消灭反动武装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共为45天。”“每到一县，每到一地，把队伍分散往各乡，往一乡的队伍再分小支。这样集中分散的，容易于争取群众、对付敌人之计，兼发展不偏于一边，与中央指示的分开游击、统一指挥相合。”宋任穷写道：“据资料统计，当年赣南苏区总人口只有240万人，而参加红军的就有33万人，参加赤卫队、洗衣队等支前作战的约60万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7000人，其中赣南籍红军就有五六万人，赣南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108200余人。” 【宋任穷：《序》，《赣南人民革命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这样将红军深深地扎根于当地民众中，是他们从井冈山斗争以来一贯的行动方针，既使部队能代表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同群众结成一家人那样的密切关系，又使部队像滚雪球那样有着源源不断的补充源泉。为什么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复“会剿”，不但能生存下来，而且能不断发展壮大？重要奥秘就在这里。

红军中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之间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部队的扩大，在实际战斗锻炼中常常可以看到由地方武装发展成主力部队，由赤卫队、游击队发展成地方武装的事实。赣南地方武装在1929年10月只有1960人，枪840支，除原已组成的红六军外，又组建了红二十二军和红三十五军。闽西的地方武装，最初已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红四军西入赣南后，由中共闽西特委领导，建立长汀、龙岩、上杭、永定、连城五县苏维埃政府指挥的赤卫团（独立团），每团约三百至五六百人，武器一般是步枪，有相当的战斗力，能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单独作战；还有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人数从十多人到几十人不等，除土枪土炮外也有一些步枪和手枪。1930年5月，闽西红军正式编为红十二军，共3000多人。

邓子恢、张鼎丞在《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中写道：“创造主力红军，是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区、各县的革命武装，都必须有它的中心力量，如果先是一些群众性的自卫武装，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必要的训练，临时性大，易聚易散，不易形成战斗力。而这些中心力量，又必须从群众性的武装组织中抽调编成。我军的多数成分是农民。农民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有落后的一面。他们勇于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可是一旦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为千百万人的土地而战，暂时就想不通了。这就需要有一个提高觉悟的过程。地方武装逐步升级，正是适应创造主力红军的要求而又照顾到群众觉悟的最好办法。” 【邓子恢、张鼎丞：《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第35页。】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年三个月后，在转战闽西、赣南过程中又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的。它既是思想上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也是赣南、闽西和其他根据地革命实践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和结晶。

四、建立政权，巩固并发展革命根据地

看起来有点奇怪：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似乎飘忽不定，流动的范围相当广，在一些重要地域停留的时间也不长，而在以后（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中）以很大的力量来反对流寇思想，把它作为党和红军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实践也证明这确实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指导原则。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

正确认识的根本原则，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当敌我力量悬殊、党和红军在当地民众中还没有扎下根来，地形和经济等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决不能盲目地在某个地域死守死拼，否则等待着的只能是失败，这是许多沉痛教训证明了的。

反对流寇思想并不等于反对在任何条件下的流动作战。红军当时正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游击战有一个“游”字，运动战有一个“动”字，都不是笼统地反对流动作战。在敌强我弱、特别是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流动作战常常是必要的。细读毛泽东反对流寇主义思想的论述，不难发现它不是一般地反对流动作战，而是要求红军在作战的同时，必须时刻不忘要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使自己能深深扎根在当地民众中，深入了解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使民众真正认识到红军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建立起人民政权，发展红军，创建或扩大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下能够生存、并从小到大地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依据。红四军在刚下井冈山那一段日子里，脱离了根据地，得不到当地民众的全力支持，处处遇到原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当强敌尾追时多次陷入险境。从这样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同没有这样一块根据地作依托，处境有多么大的不同。

在条件许可时把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建立起来，对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极为重要，是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根本区别所在。它的作用和意义在于：第一，可以由人民当家做主人，名正言顺地按照人民的意志发号施令，制定各种法规和条例，推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的改革。第二，可以通过政权，征收赋税，招募并扩大红军，使红军在财源、粮源、兵源等方面得到可靠的保障。第三，可以推动建立并支持各种民众团体，包括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一片热气腾腾的新气象。第四，逐步担负起民政、工商、财政、交通运输、教育、医疗卫生等管理工作。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曾讲到军队一旦离开根据地而得不到政权支撑时面对的严重困难：“我们刚去，感触最深的是吃饭问题。‘叫花子要饭’，部队走到哪里，要到哪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发动群众也不好办，部队在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可是一走，群众就散了。像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41-642页。】他所说的状况，有相当的普遍性。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和旧政府有根本的不同。对政权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井冈山斗争时建立的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是湖南茶陵。这是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下茶陵县城。“随后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由部队派了一个县长。这个县政府虽然称为人民委员会，但是仍沿袭旧政府的一套办事制度，旧政府的官吏仍然在县衙门进进出出，工农群众十分不满。毛泽东知道了此事，立即来信指出，由部队派县长是不对的，不能按国民党的那一套办。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真正代表工农兵利益的工农兵政府。” 【江华：《忆井冈山老战友谭震林》，《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这样，工农兵各组织都选举出自己的代表，代表们推选出茶陵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12月下旬国民党湘军吴尚部重占茶陵，这个政权存在了一个月左右。

对政权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专列一节谈这个问题。但当时还处在土地革命早期，这方面的经验还不多，因此他在报告中着重讲了政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页。】他指出的问题主要有：缺乏对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时只是对新的人民政权有了初步的设计。

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时，由于当时危迫的处境，在先后占领的县城都没有来得及建立政权组织。首次入闽占领长汀后，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宣传、财政等部，布告废除一切厘捐，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及财产，坚决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是红四军下山后帮助地方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但红四军在长汀停留的时间短促，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从上杭赶往长汀时红四军已离长汀西去赣南。因此，长汀革命委员会来不及开展多少活动。尽管如此，在长汀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作出的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实行“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行动方针，使这片地域以至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有了明确而具体的奋斗目标。

红四军返回赣南后，1929年4月1日在瑞金同彭德怀率领下从井冈山突围西进的红五军会合，并在这一带开展群众工作。4、5月间，红四军主力来到雩都、兴国、宁都，帮助建立起这三个县和一些区、乡的革命委员会。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赣南党与群众的基础，以雩都、兴国及赣州东乡比较好。”“省委对他们的指挥很稀少。雩都、兴国、宁都三县都有了政权机构（工农兵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组织纲要》，《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保存下来的《革命委员会组织纲要》中对它的性质明确规定：革命委员会是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有产生以前工农兵的政权指挥机关，一切行动都要根据工农兵和贫民的利益来决定的，同时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商人利益不加妨碍。赣南的红色政权建设已粗具规模。

因为不久前在长汀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已经明确要在赣南闽西实行“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这个地区“党与群众的基础”又较好，这三个县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一开始就和井冈山时期以至长汀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不同，提出了明确的政纲。当时在兴国的陈奇涵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来到兴国城，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鼓励大家：共产党员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参谋部，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并制订了县革命委员会的政纲：一、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二、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毁烧田契借约。三、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四、建立地方武装——游击队和赤卫队。五、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的革命政权。”“毛泽东同志还制订了《兴国土地法》，主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 【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中央苏区》，第10-11页。】

《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兴国土地法》，《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364页。】这比《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是一个富有创造的进步。

前面说过，这年5月间蒋桂战争将要结束，而粤桂军阀混战又起，闽西龙岩驻军陈国辉部主力开往粤东作战，红四军前委接到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的来信后，立刻率师二度入闽。

红军这次入闽，同上次相比，闽西的革命力量已有很大发展，当地民众对红四军的了解比上次清楚多了，在闽西已可能创建出成片的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在当地党组织密切配合下，红四军首次攻克龙岩后又在5月25日一举攻克永定县城，建立了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6月3日，再克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邓子恢任主席。“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近距离分兵，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展了分田运动，并很快将长汀、上杭、永定、龙岩、连城等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已大体形成。

不仅如此。红四军第一次入闽，在长汀只停留17天就转移了。重入赣南后，尽管规模和工作格局比以前大得多，但主力在这里的活动只有40多天。一切都显得匆忙。而第二次入闽，红四军主力在这里活动了7个多月，这是下井冈山后活动时间最长的。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年6月下旬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没有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而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集中力量指导闽西的地方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闽西的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出现了许多新的创造和进展。

7月8日，毛泽东和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受前委委托，从龙岩到上杭蛟洋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原定是11日开幕。“后因前委出席大会代表毛泽东同志指出，从事各种调查（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与政治组织、物价、洋货侵入与农业破产……等），费去一礼拜之久，至7月20日，大会才开幕。” 【《闽西代表会议情形》，《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1984年版，第90页。】

大会从7月20日开到29日。会议通过的《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是一篇新型的代表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的宣言书。它初步总结了以往政权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写道：“苏维埃不是群众大会，不是少数委员会，而是代表会议。苏维埃是新的国家政权形式，是被压迫工农群众自己管理政事，镇压旧的统治政权组织。因此要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与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它不是群众大会，更不是几个领袖包办的委员会，而是由各项职业工人与各界农民群众之间、红军营里直接选出来的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它由群众选举的，因民意而撤换，已没有群众大会吵、不好讨论的毛病，又没有少数委员包办的流弊。群众的意见可以马上提到政府里来，政府的行动也马上可以传到群众中去。这样可以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同时可以引进广大群众参加政治，以造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人材。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意义。”

这个《决议案》规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1）发动群众斗争；（2）扩大工农会组织；（3）收缴反动武装，组织赤卫队；（4）肃清反动势力；（5）没收反动派财产分与贫民；（6）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贫民；（7）建立工农兵代表会政权；（8）宣布取消苛捐杂税。上列各项工作须尽可能召集群众大会，经过宣传取得群众基础，并用革（委）会名义明白宣布！” 【《中国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第66-69页。】

由于大会前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这次大会讨论的都是群众关心、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通过的决议案有：《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C.Y.问题决议案》《闽西妇女问题决议案》。其中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比兴国的《土地法》又前进了一大步：对大小地主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的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这样，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就基本上完备了。会后，闽西在600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80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以很大力量继续从事社会调查。随他去从事闽西地方工作的曾志回忆道：“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毛委员历来的良好工作作风。在红四军的戎马倥偬时期尚且如此，现在到了地方工作，时间较多，毛委员更是不失时机地开展各种调查研究，思考重要问题。记得在苏家坡，毛委员用好几天的时间开了几场座谈会，每次邀请人数不多，只七八个人，但请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商人、小贩，有贫雇农、中农，有老人、年轻人和妇女，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毛委员主持这样的座谈会、调查会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开得很生动活泼，像是在唠家常，有说有笑的。”“毛委员主持的几次座谈会，我都在边上旁听，有时还帮忙做些搬桌椅、挂黑板、倒开水等杂务。但就是不要我记录，毛委员每次都是亲自记录，每场会下来都要记上好几张纸。”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第97页。】这是他指导工作和亲自起草一些文件的重要依据，也是他几个月后能写出《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名著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上来，他依然重视加强政权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30年1月5日，他在古田给林彪的复信中尖锐地批评他“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与中国革命的形势不适合的。” 【《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1982年版，第1页。】

在摘引的这短短几句话中，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他把革命政权的建立称为一种“深刻的观念”，并非要待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时再来建立这种新政权，而要在革命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入与扩大”革命政权，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把它称作一种必须建立的“深刻观念”；二是在他看来，一种观念是否准确而可行，要根据它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形势”而定，这里已在孕育着他在四个月后所写《反对本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刻观念。

比较一下就会看到：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在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一举建立全国性的新政权。在它以前，只有革命思想的传播、秘密组织的发展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没有从事地方革命根据地和政权的建立，这被教条主义者视为不可变更的准则。中国革命胜利的具体过程却并不相同：它在广阔的农村发展起来，当取得军事胜利（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始）后，就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起新的人民政权，先是县级政权，再发展为地区级政权（如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政府的相继成立），这就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一项关系极为重大的创举。

红四军主力重入赣南后，先进入广昌，接着迅速在2月初占领宁都、雩都、乐安、永丰四个县城。3月18日，提出一项重要的决策，那就是由共同前委决定对根据地实行“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这个观念要深刻地建立起来，因为从前没有过”。【《前委通告第三号》，《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491页。】时任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的熊寿祺5月间在《红军第四军状况》中写道：“鉴于过去的经验，‘傍着发展有成效，流动游击只徒劳。’四军过去的经验，凡有党或有一点小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大得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尤其是这一块分了田的政治影响深入群众，及这一块政权在敌人数次会剿之后不但不消灭，还继续扩大与发展，使群众更能认识他本身的力量而奋勇的斗争起来，更便利而更有实效的扩大赤色区域，达到我们的任务。”“因此四军党更坚决的认定，红军游击的原则，唯一的是傍着发展，提出来的口号是‘傍着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其次才是流动游击，攻打大城市，扩大政治影响，四军一切的行动都集中在这个原则之下。”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6-317页。】

由于总结了经验，采取正确的工作路线，充分发挥以往已经建立的工作基础的作用（包括已建立的党组织、地方政权的作用和已进行的土地改革的影响），红四军又经过古田会议的教育和整顿，工作发展得很快，局面迅速打开。这时，蒋阎冯李间的中原大战在爆发。国民党无暇他顾，在赣闽一带的军队相继抽调出境，红军相继攻克南康、大庾、信丰、会昌、瑞金、寻乌等县城。毛泽东还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寻乌调查。在这里，他还写出了《调查工作》这本小册子（后来改名《反对本本主义》）。到1930年秋间，红军已同时占领赣南19座县城和7个县的部分地区。各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以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普遍进行土地改革，并初步建立同闽西、湘赣边地区的联系。

闽西地区，同年3月18日至24日在龙岩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政府第一号公告中宣布：“现在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现在的政府，是工农兵贫民的政府。不要凭少数人去干，是要大家来共同规划的。望全闽西劳苦的工农群众，随时加以协助和监督为盼。” 【《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一号》，《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维埃）》（1930年），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5年版，第89页。】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法》《土地法令》《山林法令》《借贷条例》《工会法草案》《劳动法》《优待士兵条例》《商人条例》《取消牙人条例》《取缔纸币条例》《保姻法》《保护老弱残疾条例》《合作社条例》《裁判条例》《暂行税则条例》。能够一下子制订出这么多涉及各方面、详细具体的法令条例，确实使人吃惊。9月2日，邓子恢在《政府工作报告大纲》中写道：“闽西斗争在三年来长期奋斗中，到了‘三·一八’政府成立时，已经有了八县的区域、百万的赤色群众，反动势力大都消灭，武装有了七千多枪，红军成立了五团，人数三千多人。在这一环境之下，政府的策略路线，毫无疑义的是要向外扩大斗争，以推广赤色区域。” 【邓子恢：《政府工作报告大纲》，《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1983年版，第89页。】

这样，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使命可以说胜利实现了。共产党对在革命根据地建立政权的认识和措施越来越完备，从而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作了准备。

五、党内的一场大争论

要成功地创建革命根据地，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指导思想日趋成熟和统一。这同样需要有一个过程。

在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时期，特别是第二次入闽、局势开始稳定时，在党内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最后形成了决定红军以至中国共产党命运的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决议。

怎样看待这场争论：它只是对红四军当时面对的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吗？不是。它只是一场个人间的矛盾和冲突吗？更不是。争论的实质不是别的，而是党和红军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怎样把一支大多数成员由农民和游民组成的旧式军队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在这过程中发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是平平静静地走过来，倒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毛泽东1936年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开始部分专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一章，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说明：

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3-184页。】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集合党能掌握的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它称为“建军节”，红军上井冈山前的三湾改编，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上，并在军队中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朱毛会师后，建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但是，事物总是存在着矛盾。红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是它的根本特征。但它的成员原大部分是农民，常易过于眷恋乡土和家室，使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也难以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小生产者的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容易流行泛滥；部队的相当部分来自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旧军队中的习惯观念和做法（如单纯军事观点、不愿做艰苦群众工作以建立根据地的流寇思想、部队管理上打骂士兵的现象等）有不少依然保留下来。

井冈山时期，这种矛盾暴露得最突出的是1928年在湘南的“八月失败”。当时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担任连长的萧克回忆道：“二十九团士兵大多为宜章农民，眷恋家乡，难舍故土，从到井冈山后他们常常想打回家乡去，现在部队已进到湘赣边界，特别是听说湖南省委的代表也主张回湘南，二十九团就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回乡情绪。”当打下郴州后，二十九团住在南门外通向宜章的城关街上。“枪声一响，二十九团各部就拥到街上，没有命令，没有指挥，建制混乱，也不集合，就向南跑，老少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中乱跑。”“这时二十九团基本散了，总共剩下不到200人，约百支枪，只有我连是保持完整建制归队的。”这种情景，中国以往农民战争史中也多次出现过。萧克从中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克服农民意识。” 【《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102页。】

军队中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思想观念，前后也会有变化：开始时更多是旧军队中封建军阀主义的长期流毒，官兵间没有平等可言，以后，随着部队情况的改变，小生产者的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又泛滥起来。陈毅在给中央的红四军党务报告中写道：“四军是由国民革命军改造而来，在初期一般官兵同志，皆十足的盲目服从上级，渐渐由党的下层的发动，一般官兵同志渐渐能够讲话发表意见，到最近又犯了极端民主化的毛病，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军事机关的命令也常有托故不执行的毛病。”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那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大幅度的摇摆变化，又正是小生产者的思想特点。

事实表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如果不从根本上纠正这些来源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成分所构成的错误思想，如果部队不能真正改造成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红四军便不可能担负起中国革命战争给予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大胆创新。而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内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却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

这也难怪。在最初阶段，红四军内还不具备就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客观条件。“八月失败”后，国民党当局组织湘赣两省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展开规模空前的第三次“会剿”，并加紧实行经济封锁。下井冈山后，红四军在半年左右时间内，几乎不停息地转战赣南闽西，历经艰险，脚跟一时尚未站稳，怎么可能集中较多力量来处理党内错误思想的问题？

1929年三四月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桂战争爆发。这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阀大混战的开始，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的局面结束了。他们原来用以“追剿”红军的兵力调去投入自己的内战。红四军获得一个比较稳定和发展的环境。朱德在回忆中作了一个对比：“这以前敌人攻击我们的，广东有两个师，朱培德一个师，还有福建的两个师。……在这一段里有三个月，从阳历年出发到大柏地过旧历年，那是顶紧张顶有趣的一段，天天有仗打，团防常常向我们打两枪，那都是常事。”蒋桂战争爆发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到瑞金同‘红五军团’又会合起来，休息了一个时候，这时四面都没有敌人。”“慢慢发展到江西宁都、兴国、瑞金、东固，都组织了，到处打开了些土围子，打土豪，分土地，几个月中间转了很宽，沿着兴国、瑞金、东固，工作都做起来了。搞了几个月，那时正是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作混战的时候。等着混战一过，敌人又来了，不过我们的基础也稳固了。”这年5月19日，红四军根据敌情的变化，第二次进入闽西。朱德回忆说：“我们去打龙岩，打开了，又把永定同时打开。这时我们看到福建山也大，群众也好，非常富足——于是决心就把福建这方面的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了。这边苏区很快的发展起来了。只要我们估计敌人一松弛，就分开力量来做群众工作，打土豪。敌人要一大举进攻，就又集拢来对付敌人。”《朱总司令自传（1886-1937）》第7部一、二，孙泱笔记，稿本。

很明显，红四军只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不再是“天天有仗打”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对积累下来的问题展开争论，才有可能集中力量纠正党内错误的问题。

那时候，红四军官兵的成分构成是怎样的呢？陈毅当时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历史的：贺、叶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分子，现在还在当士兵者极少，以官兵夫合计，此项人数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湘南农军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四；历次俘虏敌方士兵所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左右；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约占十分之二。”也就是说：农民和原军人共占80%，新募的占20%。以年龄来计算，“少年（18岁至25岁）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六；壮年的（25岁至40岁左右）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三；老幼的（16岁以下、40岁以上）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一。” 【《陈毅军事文选》，第18页。】也就是说：年轻的、可塑性强的占全军人数的60%。这些都说明：从人员构成来看，在此时抓紧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以建设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很及时的。

红四军是5月19日越过武夷山再次入闽的，环境比较安定。没过几天，就在这个月的下旬，党内的一场争论就开始了。这场争论是从苏联回国不久、被派到红四军担任军委书记的刘安恭挑起来的。他从苏联回来、又当了军委书记，影响自然非同一般。萧克回忆道：“形势很好，红四军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争论，当时我不明白，后来回想起来，起因是打下宁都后，前委决定恢复四军军委，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恢复四军军委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新上任的军委书记刘安恭主持军委会议，作了条规定，让四军党的最高组织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个决定一提出，许多人就议论纷纷，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 【《萧克回忆录》，第122页。】刘安恭还在朱德面前进行挑拨，“说前委书记在政治上干预太多了。军队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门不能对外，政治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的事，等等。”“刘安恭不仅如此，还到部队暗中活动。在其他军事干部中游说他的观点，有意制造矛盾。”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上，第93-94页。】很明显，为了要使新成立的军委成为新的指导机关，便不能不尽力搜罗军内种种旧的理由来攻击原有的指挥机关——前委。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并负责办理前委会议事务工作的江华回忆：“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利用战斗和行军的空隙，作了不少工作，并多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5月底，胡雷前委会议上对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争论，意见未能统一。” 【江华：《追忆和思考》，第88页。】

尽管如此，毛泽东这时对这个事件还在观察，没有立刻作出判断。6月1日，他在永定湖雷以红四军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报告了红四军在赣南和闽西战斗经过，并且报告：“（广东）东江特委曾到一信给我们，说东江准备暴动，要红军分兵去彼帮助。前委复了他们一信，说不赞成此时举行总暴动，此时只能发动游击战争，红军不能分兵去助。”但对红四军内部发生的争论一字未提。

但情况却越来越严重，争论的问题和范围越来越广，把许多过去存在过的分歧重新翻出来，卷入争论的人也越来越多。毛泽东和朱德的意见也不尽一致。萧克回忆当时的情况：“争论的焦点开始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以后又引发出了许多问题，如对出击湘南的看法，对坚持井冈山斗争和赣南游击的看法，对四军各种制度、政策的看法，而争论最大的是‘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归支部’，以及有没有流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等。”萧克写道：“这中间，林彪和刘安恭起了不好的作用。”如林彪给前委写信，说设立军委“这是个无耻的阴谋”，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并且说成是拥护和反对中央的两派。在争论发生后，又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解决纠纷’。这些论调更助长了争论。一时间，由下而上，大家议论纷纷。” 【《萧克回忆录》，第123页。】

6月8日，在长汀的白砂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由于军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毛泽东在这次会上郑重地提出一份书面意见：“（1）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2）根本在前委、军委。（3）反对党管一切（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于前委了）。反对一切归支部（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自由（一支枪也要问过党）。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性斗争的问题。（4）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斟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在前委会议上提出的书面意见》（1929年6月8日），（也见江华《追忆与思考》第88-89页，改正了三个字）。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争论的实质不是这个那个具体问题，而是党对红军能否领导一切，是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这确是红军能不能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矛盾已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如果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弄清，他就“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了。

参加白砂会议的江华回忆当时的状况：“这次会议虽然以多数（41人参加会议，36人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却仍未解决，而且这些分歧意见在党内以至在红军战士、军官中日益发展起来。”江华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红四军七大后同毛泽东一起离开前委领导机关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他在回忆中讲到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仍没有完全解决的原因时写道：“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立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都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保证军队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还写道：“这里附带说一下，那时毛泽东同志对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有意见的。” 【江华：《追忆与思考》，第88、90、94页。】

6月下旬，第三次打下龙岩后，红四军在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22日通过了《关于党内争论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有着明显的调和倾向：对“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这个问题，先说“这个口号是对的”，接着说：不过这口号“在文字方面太简单，不明显，可以引起不正确的解释，这个口号今后不要再引用；对“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度的问题”、“过去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过去是不是上级党包办了支部的工作”这些被提出的问题作出否定的答复，但没有触及如何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方向和措施；对毛泽东等不少看法肯定为“是很对的”，而对他们有些正确看法又批评为“不正确”，“如说流寇主义思想与反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对刘安恭和林彪都做了批评，特别是严厉地批评刘安恭在军内散布的一些流言“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决议案》表示：“这个争论虽对党有益处，若没有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必不能得着正确的解决”，却没有说清楚什么才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这个《决议案》没有能从政治上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因而没有解决争论中的问题。

更严重的是：在代表大会的选举中，中共中央指定的毛泽东没有当选前委书记，改选看起来在当时能调解矛盾的陈毅来担任。毛泽东就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机关，到上杭去指导闽西的地方工作。这次大会没有解决军内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且造成不好的后果。9月下旬，红四军又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由于认识不一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事情显然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中共中央一直十分关心红四军的工作。由于通信极端困难，对红四军的情况很难得到及时而具体的了解。6月12日，当时实际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朱毛处有一个得力的人来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不久，中共中央收到福建省委派秘密交通送来的红四军七大的文件。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

21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中有两条特别值得注意，也正是针对红四军内部争论中一些错误思想来说的。一是红军的性质和任务。信中说：“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要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二是红军中的民主集中制。信中说：“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但这并不是说如此便没有党内民主化了，如此便不执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了，如此便可恢复家长制。不是的，绝对的不是。”“绝对不是说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民主集中制的党既绝不容许，尤其在红军中，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更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之生长。所谓集权制当然是指在集体指导组织中的集权，绝不是个人的集权。自然在一个委员会中，既有一个书记，他在会议席上、在处理日常事务上，必然要比别人多负些责任。尤其在军队中，在作战的军队中，党的书记当然更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上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7页。】这两条确实是切中要害，说理透辟，是对毛泽东基本主张的有力支持。

8月29日，陈毅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红四军全面情况和军内的争论。会议决定组成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9月8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封指示信，这便是著名的“九月来信”。这封信极为重要：第一，它根据红军这些年来艰苦斗争的经验得出结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中国革命有别于先前其他国家的特征，是由红四军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第二，针对红四军中极端民主化等错误，突出地谈了“集权制问题”，写道：“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第三，在当时更重要的，是着重说了“朱毛问题”，明确地提出：“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全体红军同志了解和接受。”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77、486、489页。】

陈毅将九月来信带回红四军。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四军中争论的明确表态，对毛泽东是极大支持。朱德等完全支持中共中央的指示。党内的认识趋于一致。局势急转直下。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工作。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

古田会议决议一开始就鲜明地写道：“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页。】

决议列出的主要错误思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一一指出它们的表现、来源和纠正方法，要求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人的行动从来是受思想指导和支配的。没有正确的思想，便没有正确的行动。把端正思想路线放在如此突出的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战胜种种严重困难、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古田会议的决议，不仅为红四军这场大争论作出完整的正确的总结，清除形形色色来自旧式军队的影响，使红四军和其他各部分红军成为真正的新型人民军队，并且形成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传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突出特点，对以后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结语

近90年的岁月过去了。回过来看看先行者们当年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顽强而艰苦的探索历程，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来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准备不足的。他们充满着改造社会的革命热情，在大革命年代长时间地投身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取得巨大成就，使他们沉浸在一种极度亢奋状态中。但那时中国共产党诞生才只有6年，它的领导人大多还很年轻，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都不足。党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代。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却富有旧社会的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在大革命时期，当他们羽翼未丰时，可以在口头上有过许多革命的宣示，也做出过一定成绩；在他们已暴露出反共面目而又觉得条件仍不成熟或有某种需要时，又会忽然改变姿态，采取一些缓和的措施，似乎前面发生的事只是一种误会；而他们有一条视为万变不离其宗的命根子就是军队和政权。在这个根本点上，它是抓得最紧、寸步不让的，并且全力以赴地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力量，这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两者之间，起着决定作用的是军队。正如毛泽东所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来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蒋介石对全国的统治，最根本的就是靠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当然，除了军队外，还要靠政权和欺骗等手段来支持它。一旦羽翼丰满，又得到外国、财阀和旧军阀政客的支持，立刻翻过脸来，发动反共的军事政变，将大革命埋葬在一片腥风血雨中。

中国共产党虽然对蒋介石的蜕变已有所察觉，但恰恰对军队和政权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认识。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相当程度是在北伐军事胜利的鼓舞和支持下掀起高潮的，而在遭受反共政变和血腥屠杀沉重打击下，又低沉下去。这是许多人原来没有想到的。

这就要回到本文开始时胡绳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怎样对当时必须坚决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又应当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出统一的解释和理解。

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办？出路在哪里？不少人怀着复仇的强烈愤怒，不顾敌我悬殊的现实，主张到处暴动，走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道路；一部分人觉得双方力量的差距太大了，革命已经失败，只能放弃武装斗争，争取“召集国民会议”，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即使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人产生“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消极思想。不管是“左”的或右的那些错误主张，都不可能为中国指出一条正确的出路，只能导致灾难。

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出路在哪里？路是人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靠斗争，更重要是斗智。陈毅在中共六大时写道：“毛泽东军事学派是在反对新旧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其特点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假如历来的军事学派一般是研究相等的敌对军力的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实力悬殊的军力的胜负问题。”“研究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以弱胜强，便是我们军事学派的革命本质。” 【《陈毅军事文选》，第325-326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在1930年1月在古田给林彪的一封复信中提出来的。这封信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发给红四军的部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出路是什么这个当时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它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革命现在还处在“星星之火”的阶段，二是有了这“星星之火”，只要有正确领导，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燃起“可以燎原”的大火。

为了使“星星之火”能发展成“燎原”大火，正确的领导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好几个问题：第一，要有坚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也就是有可靠的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力量，没有这个条件，其他什么都谈不上；第二，充分地发动并依靠群众，使这支军队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得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并从群众中不断得到补充；第三，在条件许可时建立起人民政权，这种政权应该是工农兵自己的、能为工农兵谋利益的政权，它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而不是那种旧式的衙门；第四，要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地形和经济条件有利的区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采取“傍着发展”的方式，像滚雪球那样地不断扩大这种根据地；第五，所有这一切都要依靠党的领导，而党为了实行正确的领导，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极重要的地位，时刻注意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否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会变成一句空话。

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不可能只靠少数人凭空地想出来，也不是一下子就很完善的，只能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形成。这种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又不能只停留在就事论事地就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解决方法的归纳，而是需要加以深化，提升成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过程很难一次完成，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方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这种结论，又要反复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正是这样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和探索，就是这个过程在初期阶段的真实记录。

摘自：金冲及《对创建赣南闽西苏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