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届的学生一样，2007 年的六月天，黎芬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广场上朝着阳光，把学士帽抛到了空中。当时她一定没想到，在毕业后的第 5 年，她和男朋友会关闭精心经营了 4 年的外贸公司，两个人带着两台单车，把自己抛到了国外。
行者黎芬：在一个地方居住不超过半年的不安分游民
黎芬和她的男友
“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穿越广西、越南、老挝总共两千多公里的骑行之后，我们在泰国廊开呆了两个月。那种与世无争的惬意，让我们知道自己不再适合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生活了。”
早晨 6 点 45 分，清迈的阳光透过窗户投射到黎芬的被子上。她按停了枕头边的手机闹钟，揉了揉眼睛，按下电脑的开机键。简单的洗漱过后，她坐在电脑前开始今天的任务：远程为一个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工作，负责服务器租赁业务的售前和售后板块，帮助顾客解决普通技术问题。工作两小时后，黎芬离开电脑桌，利用十几分钟的空隙，用破壁机给自己做了一份腰果红枣糊。这时她的欧洲籍男朋友 Maverick 也起床了，打开电脑开始他一天的工作：为搜索引擎做本土优化，两人在工作期间互不干涉。他们的工作方式看起来像是 SOHO，实际上他们是所谓的“SOHO 2.0”——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的一员。两人的工作和收入依托于互联网，与国内大多数以安居乐业为第一要义的年轻人不同，他们中大多数人对“落地生根”没有兴趣，对朝九晚五的办公室束缚不能容忍，相比起 SOHO 的在家办公，他们更喜欢游走于世界各地。
黎芬和 Maverick 没买房也没买车，是朋友亲戚口中的“异类”，一年内有 1/3 的时间在国内，1/3 的时间在欧洲，1/3 的时间在泰国，每一次出走前，首要的考虑要素是网络，其次才是价格和签证，属于“身体、心灵、工资都在路上”的一类人。
黎芬和男友在《权力的游戏》拍摄地
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
有一天黎芬在家上班，一位同村的大伯路过她家门时说：“为什么还不煮饭？整天就顾着玩这机器。”对于黎芬来说，被误解已经是家常便饭。“你很难对上了年纪的人解释这种生活方式。”黎芬说。数字游民这一概念，最早要追溯到 1997 年日立高管 Tsugio Makimoto 写的书《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书中预测未来 20 年会发生一场互联网革命——高速的网络和廉价的移动设备，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将会出现一些同时拥有发达国家薪水和享受发展中国家物价水平的工作者。但这本书在当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重视。
直到 2007 年美国作家 Tim Ferriss 所写的《每周工作四小时（The 4-hour Workweek）》成为了畅销书，Tsugio Makimoto 的观点才重新被注意。
创客方勇：试图用“小而美”创业项目达到财务自由的数字游民同为数字游民，方勇不仅是企业的远程员工，也是一名创业者。拥有 8 年 SOHO 经历的前端工程师，和他妻子在昆明过着悠游自在的生活。方勇任职于一家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公司，主要负责开发大型企业级网站。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方勇在 2012 年开始了自己的另一份事业——四两工作室，一个为企业、学校等机构开发展示型网站的平台，又在 2016 年 8 月上线了一个马尔代夫选岛平台“选岛啦”。由他一个人主导的互联网工作，让他得以从 2013 年起就和妻子展开环球旅行的大计，即使漂泊在马尔代夫的游艇上，他也能为远在北京的客户制作一个网页。
方勇在日本白滨
与创业界盛传的“all in”不同，有正职工作在身，手头上也有两个创业项目的方勇对这种没日没夜没生活的工作状态表示出了抗拒，“我更倾向于小而美的创业者项目，这让我得以把生活和工作划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创业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all in 并不符合我的初衷。”
方勇在马尔代夫
方勇的生活方式，印证了畅销书《每周工作四小时（The 4-hour Workweek）》中定义的一个新社会阶层——“New Rich”的合理性。New Rich 阶层不仅仅拥有足够花的金钱，更重要的是有足够花的“可自由支配时间”。换句话说，NR 的财富是以两种货币来衡量的，即可支配金钱和可自由支配时间。吟游诗人林欣：从骨子里渗透出流浪气息的典型数字游民
这一种阶层理念与数字游民所追求的价值观吻合，也成为了林欣价值观的一部分。
这个在头顶扎了一条小辫子、脑袋两侧和后脑勺头发剃到只剩 3 毫米的女孩，于 6 年前离开广东，到美国东部的一所文理学院求学。一向崇尚自由的她在美国的几年里把足迹布满了 25 个州，并心血来潮开始了独自骑自行车穿越加州的旅程。在这趟朝圣般的修行之中，她发现比起安居乐业，自己更想要的是四海为家的生活。
林欣与朋友们的篝火晚会
“我在美国的 5 年间，作过沙发客也为别人提供过沙发，那时候我只是一个流浪的‘游民’，一点也不数字。在我接触过的 100 多位沙发客和沙发主当中，有不少人都是驴友，甚至把旅行当成了生活的一大部分。”
林欣所说的“一大部分”，指的是这些人往往每半年就迁徙一次，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生活，甚至跨国、跨洲；也有一些人在一个地方呆的地方不会超过 2 个月。有时候，他们会和林欣小酌一杯，虽然这些人群只是游民，但他们漂泊的生活深深地感染了林欣。带着从自由职业平台 Upwork 和 Fiverr 找到的工作一路迁徙，林欣也开始追求这种生活，慢慢地，她成为了一名数字游民。结束在美国的旅程，回家和父母相处了几个月后，她于去年 11 月收拾了行囊来到了清迈，期间自己开了一家三角贸易网店；搬到柬埔寨暹粒住了一个月后，她又来到了巴厘岛的乌布，居住至今。
清迈的数字移民分享会
现在的林欣，每天早上做一会儿瑜伽，到厨房切菜、切水果，最后为素食早餐撒上美味的白芝麻。然后打开电脑，迎着温暖的阳光和凉风，专注地做翻译和市场调研的工作。“接下来我打算把网店卖掉，5 月底到马来西亚晃悠一圈。”
林欣的家与她主要的办公地点：吊床
“我妈听到我把美国的工作辞了，她非常激动，认定我受了非常大的刺激，看破红尘！”说到妈妈的反应，林欣哭笑不得，“她认为一个脑子正常的人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妈妈的思想里，追求和维持一份稳定的生活，是成年人的责任，而林欣就是在逃避这份责任。“生活是自己的，我没有在逃避任何东西，我只是做了个选择。大家都只是在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已，没有对错。”同为数字游民，相对于林欣的“出世”，带着一台 MINI 开展长达 11 个月亚欧之旅的黎瑾和纪韩反而显得有点“入世”。早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的川妹子黎瑾趁着国外读书的便利，走遍了欧洲多个国家，丰富的旅游经验让她回国后成为了私人旅行指南出版商 Lonely Planet 的内容策划和中文作者，但拥有一颗在路上漂泊的心让她觉得办公室仿佛是个牢笼。
于是在程序员男友从伊朗旅行回来后，他们毅然决定带着“飞毯”——一台挂着中国牌照、车身墨绿色的 MINI，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从满洲里出境，开展了长达 11 个月的亚欧之旅。
黎瑾，纪韩和他们的飞毯
在亚欧旅途中的第 248 天，他们在希腊圣托里尼岛举行了婚礼，求婚时，纪韩用的是一根金色扎带和一颗天蓝色 MM 豆做成的简易戒指。
两人在希腊圣托里尼岛的婚礼
在这次旅程中，他们总共花费了 25 万。黎瑾离职后作为 Lonely Planet 的兼职，利用旅途中的每一个夜晚敲打键盘，参与了青海、江西旅行指南的编写，也把部分亚欧之旅写成了游记，一路上挣了几万块。而她的先生纪韩则作为一家量化金融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摄影师，一路上写代码、把风光照片卖给旅游网站，使两人不足以为旅途的经费而忧虑。这一种白天玩耍、晚上工作到深夜的生活状态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工作依托于互联网、身心不受空间束缚的数字游民，也有不少人投来了艳羡的眼光。在别人看来，他们既工作又玩耍，潇洒痛快得很。
纪韩在尼斯湖为黎瑾拍的照片
但其中的心酸只有两人自己知道——“相比起朝九晚五的生活，我肯定更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工作状态。但为了获得收入我们不得不舍弃夜晚的休憩时间，这种生活说不上轻松。”即使纪韩和黎瑾很享受这种痛并快乐着的数字游民生活，但她始终建议朋友们不要轻易效仿。收入不稳定，也是黎瑾所担忧的现状。在上海买了房的她并非居无定所，但也意味着她需要一边还房贷，一边充当数字游民的角色。一时多一时少的工作，与她“劳逸结合、细水长流”的愿景还有点差距。
“虽然数字游民比全职工作需要承受更多困难，但我依然不后悔自己离开了按部就班的办公室。”她对于自己的出走，是无悔的，甚至感激。
如果说林欣是一个注定要在路上漂泊度过漫长岁月的吟游诗人，那么黎瑾应该就是一只小鸟，既有挣破牢笼的勇气和冲上云霄的魄力，也需要一个歇息的鸟巢。
只是他们都与主流社会所遵循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一边是那些在早上七八点出发挤地铁的北上广深青年，他们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次月 10 号得来一份稳定的工资，期待的是一个家庭安乐窝；
一边是把旅游规划当作日常事项的数字游民，他们怀惴着国内一线城市的薪水漫步在东南亚街头，期待的是在下一个目的地遇到新的景致、新的友谊、有趣的工作。
乌布的稻田
这四位数字游民，都聚集在一个叫做“数字游民部落”的圈子内，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以数字游民生活方式设计为主题的中文自媒体。
创始人 Jarod 辞职之前在非洲的石油服务公司工作，后来加入山东的一家民营企业做中东市场，石油市场的劳碌差旅和民营企业所谓的“狼性管理”，让他感到迷茫和不自在：为这个工作付出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到底值得吗？
终于，在成为民营企业正式员工那一天，他提交了辞职信，结束了这份“用时间买钱”的工作。
Jarod 在乌布考察数字游民生态
转型成为数字游民意味着他需要舍弃这份与自己专业对口的、福利还不错的工作，重新物色新的工作领域。他创办这个自媒体的初衷，就是记录个人在转型过程中学习到的有关于数字游民的知识和信息。
Jarod 通过在网站、公众号、知乎专栏发原创文章，积累了将近 5000 名粉丝。目前 Jarod 和两位合伙人正在筹备一家公司，为中国的数字游民提供海外远程工作体验服务。
作为数字游民的推动者，他坦言，在中国，真正的数字游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兴趣者、准数字游民。这是一种很多人艳羡的生活方式，但成为数字游民需要舍弃很多东西，尤其是与主流社会背道而驰。
谈到与主流社会差别的时候，黎芬特别提到了“安全感”一词。在很多对数字游民只有一知半解的人看来，主流社会追求的是物质上的安全感，而数字游民追求的是刺激感，两种东西是对立的，但黎芬不这么看。“我们也追求安全感，只是在他们（主流社会成员）心中，安全感是实打实的、周期长达十年或以上的人生规划，而我们的安全感来源于对‘不羁的心’的满足；他们的安全感在上下班路上得到，而我们的安全感是在旅行路上得到的。”
如果当初黎芬像其它同学一样找一家知名外企任职，那她现在应该就是经理、总监级人物了，但她没有后悔。
在我敲下这篇文章结尾的同时，黎芬这一个不羁的女子，又在和男友筹备 6 月份的荷兰之旅；而刚从马尔代夫回来的方勇，正在昆明为自己煮一杯咖啡，开始一天的工作。黎瑾在朋友圈秀出了潮汕街头美食——一枚蛋黄豆沙咸菜瘦肉白果粽子；林欣正在收拾行囊前往马来西亚。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路上的修行者，有的人选了一条别人踏平了的，装修好的康庄大道，而他们选了一条山路，更多世外桃源，也更多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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