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的韩国在野史学作品中百济版图，控制区达到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大部分地区。
文 | 杨津涛
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些韩国历史地图。按照这些地图，韩国在历史上的疆域，曾包括中国境内的东北、山东，乃至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
这些违背史实的地图，究竟是怎么来的？
将女真、蒙古引为同族
众所周知，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同中国有着密切联系。
公元7世纪，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南部，“以夷易华”，大量引进中国文化。10世纪，高丽取代新罗，曾一度疏远中国。14世纪，朝鲜王朝建立，半岛又重回“中华文明圈”。
朝鲜王朝尊奉程朱理学，社会上层有强烈的“慕华”思想。政治上视明朝为正统，实行“事大主义”；文化上仿效中国，以“小中华”为自我定位。明清易代之后，朝鲜一度认为自己有责任“尊华攘夷”，考虑对“夷狄之清”发动北伐。
虽然北伐并未付诸实施，但与之相关的讨论，很自然地激起了朝鲜知识界的领土野心。他们开始关注高句丽和渤海国的历史，期待占据辽东，与清廷决战。
比如，著名的儒学学者成海应（1760—1839）曾主张恢复“高句丽之旧疆”：
“夫东北之部族所以为雄，得辽东故也……苟能取辽东，按高句丽之旧疆而有之，彼清人部落皆失巢穴而远屏，夫然后可与争衡于燕城之下矣。”
及至近代，列强势力进入东亚，中、日、韩三国俱受冲击。朝鲜半岛上的文明开化派人士，逐渐取代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他们收到西方近代文明的熏染，不再尊奉中华文化，且将之视为韩国
（1897年，朝鲜王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转型发展的阻碍。此后，韩国知识界也不再流行以“华夷之别”来区分清廷与中国。
为发扬韩国的民族主义精神，文明开化派批判了韩国历史上的“事大主义”，竭力寻找本国的光辉历史，某些时候也不惜作伪。
比如，其代表人物申采浩（1880~1936）曾声称，在传说中的檀君朝鲜统治时期：
“江、淮沿岸和山东、山西、直隶等地都是朝鲜的殖民地，其余为苗族和汉族的殖民地。”
他还认为：新罗、百济曾在半岛之外，有着广阔的领土。比如，新罗曾占领中国福建地区的泉州、漳州，百济的领土曾包括中国的山东、浙江地区。
在传统的华夷观念时代，匈奴、女真、蒙古、鲜卑等部族，乃是朝鲜知识分子眼中的“夷狄”。申采浩、柳寅植等学者，则将这些部族俱视为檀君后裔，引为同族。如此一来，这些部族在历史上所建立的政权及其疆域，也一并成了朝鲜的光辉历史。
图：申采浩
庆州在洛阳，平壤在长安？
上述民族主义史学，经过日治时期的发展，在1945年后得到了韩国“在野史学者”的继承和发扬。
所谓的“在野史学者”，区别于“讲坛史学”，意即学院外的民间历史学者。另有部分学者，虽身处高等院校，但以国粹主义的非理性、非学术的态度治史，故也被韩国的“讲坛史学界”称之为“在野”。但这些学者对“在野”二字较为忌讳，一般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讲坛非主流史学”。
这些“在野史学者”，曾于1976年发起“国史恢复协议会”，倡导“国史恢复运动”，将矛头指向在学院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派”。
目前，在韩国，仅较有影响的在野史学者，即有林均泽、安浩相、林承国等数十位。
“在野史学者”最关注上古朝鲜史。
他们依据现代人撰写的《桓檀古记》《揆园史话》等伪书，力图证明檀君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韩国人的始祖。
面对实证派学者的质疑，他们惯用的回应方式是：韩国原本存有大量关于檀君的史料，但都被日本人销毁了。
“在野史学者”
还提倡“大陆史观”。
他们相信，包括上古桓国（统治3301年）、倍达国（统治1565年）、檀君朝鲜（统治2096年），以及新罗、百济、高句丽、渤海等，领土都不仅限于半岛，是所谓“大陆时代”。直到高丽、朝鲜时期，韩国才走入“半岛时代”。
按照他们的“研究”，新罗都城庆州在中国洛阳附近，高句丽的都城平壤则在长安。
图：韩国在野史学作品认为平壤在长安
最极端者，当属郑龙石、金种润等人。他们认为，高丽、朝鲜都曾统治中国大陆。金种润在《古代朝鲜史与近朝疆域研究》中称，日本、后金的侵略，都发生在中国大陆，而非朝鲜半岛；朝鲜曾是一个疆域比清朝还要更大的国家。
概括起来，这些“在野史学者”的主要观点，大致包括以下七点：
1、国史教科书中古朝鲜的历史依据的是日本人的观点，没有找回丧失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2、檀君和箕子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其疆域曾扩展到中国北京地区。
3、王俭城位于中国辽宁省，乐浪郡位于北京地区。
4、百济在3~7世纪曾统治北京至上海的中国东海沿岸。
5、统一新罗的国都曾在北京。
6、高句丽、百济、新罗创造了日本文化。
7、女真也是韩国的种族。
如今的韩国，“在野史学”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民间。学院中也存在着一些以国粹主义的非理性、非学术的态度治史的学者，他们召开学术会议时，也常会请一些“在野史学者”到场发表观点。
图：韩国在野史学作品中的“统一新罗”，疆域远大于“唐”
在野史学与讲坛史学的对垒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朴正熙、全斗涣当政时期，大力宣扬民族主义，为“在野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契机。
1975年，“在野史学者”发起要求更改教科书的行政诉讼。
1981年，“在野史学者”促使国会召开了“国史教科书听证会”，与学院内的“讲坛史学者”辩论，得到多数议员的支持。民众和媒体自此对所谓“伟大的民族历史”产生浓厚兴趣。
对于“在野史学者”上述非理性、非学术的历史研究，韩国的“讲坛史学者”进行了诸多反驳。
1978年，主持发掘武宁王陵（被“在野史学者”视为伪造）的金元龙教授，曾发表声明：
“对于在野人士炮制的极度过分的伪说，此前学界并没有予以理会，但得到文艺振兴基金出版的《自由》 刊物却在全国各地误导国民，学界不能再袖手旁观，必须予以澄清。”
“在野史学者”则攻击“讲坛史学者”是亲日派、左派，给他们扣帽子，说他们的实证主义著作，是“卖国的亲日殖民史学”。
经过约40年的发展，韩国的“在野史学”已具备相当程度的影响力。朴槿惠时代的文化政策，对“右翼民族主义史学”较为宽容，国会成立了“东北亚历史歪曲对策特别委员会”。“在野史学者”利用这一机构，曾多次召开听证会，与“讲坛史学者”辩论，借机宣传“汉四郡在中国大陆”等伪学术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