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刻。这时候，布衣书局已经搬到了东壁街的一个大仓库里。我和胡同在那个光线暗淡的大屋子里讨论分家的具体办法，非常平静，非常简单。胡同笑着说：“布衣和‘不易’谐音，这说明卖书注定是一个艰难的事业。但‘不易’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不离不弃。”那么离开布衣书局，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就如同一次失恋吧，如同离开了一个三年来朝夕相处、魂牵梦萦的女人，她曾如此深入我的内心。但我知道，对胡同来说，离开布衣书局，就是离开他自己。
胡同把胳膊肘拄在藤椅的扶手上，托着腮，我在他对面坐着。当我们的目光在游移的路途中不经意地相遇，我们都紧张得立刻把它移开。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发现没戴。没办法，我只好转向他那张桌子。电脑是桌子上的主角，一个朋友帮攒的，奔三CPU，128M内存，15英寸球面CRT显示器。它是这间仓库里的万物之灵。电脑旁边摆着一座绿色的台秤，那是从北新桥信托商店买来的，用来给书称重，好计算邮费。一个按钮很大的计算器，让我想起胡同数学一直不好，两位数的加减法就能让他手忙脚乱。那只白瓷的鲁迅像，有一尺高，胡同特别爱在潘家园地摊上买这种稀奇古怪的小东西。还有飞利浦的电话机，一卷透明胶带，几块硬纸壳，一只明黄色的塑料手电，插满钢笔、圆珠笔、毛笔、铅笔、有机玻璃格尺的陶瓷笔筒。他的桌子旁边还立着一架宁波产的永生牌落地扇。这间屋子通风不好，夏天闷热，没有电扇不行。
我们说着话，时间过得很慢。阳光的投影总是一动不动地在同一块长方形区域里微微抖动，无数粒灰尘在光线的隧道里翻滚、旋转、升腾。然后，突然之间，我们害怕的东西来了。那就是——冷场了。这冷场的感觉如此强烈，似乎“冷场”是一个匪徒的名字，他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突然闯进这个大库房，潇洒地朝天上开了一枪，然后朝枪口吹了一口气，用心不在焉的语气告诉胡同和我：听好，我来了。我哪也不去了，我要在你们的心里再掏上一个大洞。
那天晚上，月亮很好，我一个人在一条行人稀少的小马路上散步。我从一个路灯，走向下一个。我走了很久。我发现在两个路灯之间，人的影子在地上经历了奇妙的变化。它出生（矮墩墩的，但轮廓清晰，充满生命力），发育，然后被拉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长，痕迹却越来越淡，直至走近下一个路灯时，彻底消失。这有点像人的一生。这是生命中理性的那一部分，按部就班，有规律可循，能够预见。当然，最终的结果永远是彻底的失败，众叛亲离，生命无可挽回地化为乌有。然而，有时候身边却可能突然咆哮着经过一辆汽车，它的大灯会在地上为你投射出另一个影子。这样你就同时拥有了两个影子！它和原来那个循规蹈矩的影子短暂交叠在一起，让你不知所措，目眩神迷。这辆车就如同你生命中突然光临的激情，无法预知，但转瞬即逝。我们这一生就是两个影子，是路灯和车灯，是理性和激情交织的一生。这时候，我意识到，布衣书局——属于我的那辆激情之车，已经开过去了。
我和胡同还是朋友，但不再亲密。我还是会每天上布衣书局的论坛，还会看他写的《贩书日记》，但是电话少了，MSN少了，见面就更少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某种蛋白质失去了，它把我们关系中的活性成分带走了。我知道，要重新生成这种神奇的物质，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但它终究会回来的。
此后，胡同的经营策略有了调整，开始向高端转型。他的战场从潘家园转向拍卖会了。虽然，还只是“从买平装书里的垃圾，到买线装书里的垃圾”。他把普通书都发回老家——山东临沂，交给“大白菜书店”来打理，那里的经营成本低得多。“大白菜”这个名字是个宣言，它象征着一种新的态度，把书当成大白菜来卖。毕竟，没有人会对大白菜产生什么特殊的感情。
他在东三环外买了房子，把老婆孩子都接到北京。看上去，日子好过多了。生活和普通人一样，慢慢走上正轨了。
胡同在社会上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经常接受报纸的采访。布衣书局积累起了一定的品牌价值，书痴们信任这个品牌。在图书经营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像大多数人一样，胡同是喜欢引起别人注意的。谁不爱听到大家的喝彩呢？我想起来意大利有个著名的足球教练叫卡佩罗，记者问他，六十岁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感觉？卡佩罗回答说，膝盖老是发疼，但为自己制造话题的愿望从未减退。胡同同样是为自己制造话题的高手。他对我说过：“如果你的存在，有很多人重视，你会得到非常强烈的满足感。你会觉得，活得非常值。”
但他确实太累了。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搬运重物，他的膝盖没有像卡佩罗那样发疼，但是不到四十岁，他的腰和颈椎已经常常出现状况了。有好几次，他不得不停下手里的工作，去医院接受治疗。大家都劝他要注意健康，多锻炼身体，少喝酒。我们的朋友e老甚至把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时发表在《晨报》上的那句名言，用在胡同身上，那句话是“杀君马者道旁儿”。路边的喝彩声太多太响亮，容易把道上跑着的马给累死。
而且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胡同最近这些年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欠了不少债。
他是亦喜亦忧。
有一次周末聚会，在幸福大街。聚会的饭馆正好在办婚宴，张灯结彩，鼓乐齐鸣，热闹非凡。我们到的时候，胡同已经坐在那了。像以往每次饭局一样，大家的话题最后又回归到对胡同经营策略的批判上。有位朋友作了总结性陈辞，他说：“我们这些人各行各业的都有，没有跟你有竞争关系的。这么多人一致的意见，肯定不是害你，你总该听一听。你说你弄二百吨烂书干什么？旧书业没落是个趋势。就靠卖这些书，咱们打个赌，三年后，你一个月最多卖五万。不说别的，万一现在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你了，让你搬出去，你怎么办？得拉多少车，得费多少时间整理，得停工多少天？欠钱归欠钱，说你归说你。欠钱该还，还得趁早还！”这顿饭自始至终，胡同一反常态，沉默不语，没精打采，脸上也没什么表情，看上去有点怪怪的。快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其实他早上八点多就来了，因为不想在家里待着。他在附近转了转，还拐到东壁街去看了几眼。布衣书局原来租的那座房子现在是韵达快递，里面天天生炉子、做饭，杂物堆得到处都是。到九点多他实在没地方可去了，就一个人跑到包间“怡景湾”里坐着，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那时候还没有刷微博这个填补时间空隙的好办法，这一个多小时想必是非常无聊的。他说有时候晚上七点多就睡了，觉得干什么也没兴趣。吃完饭，大家结了账，准备回家。我走在后面，看见e老和胡同一起出了饭馆的玻璃门，站住。e老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背，驼了。”
由于库存越来越多，离开东壁街以后，布衣书局又换了两个地方，越搬越远。先是靠近潘家园的华威西里，然后是东四环外的垡头。垡头基本就可以算是城乡结合部了。每个第一次去垡头的人都会被两件事所震撼：一是布衣书局库存的规模。二百吨书！简直就是暗无天日，令人发指！你不会想到，海量的人类知识和海量的细菌、粉尘共生在这个道路坑洼不平的穷乡僻壤。二是厕所的原生态程度。我那次是和一个粗枝大叶的朋友一起去的。在书架的迷宫之间检阅了没多久，他说要去上厕所。过了一小会儿，从厕所传来了一声咬牙切齿的大叫，随即这位朋友又呵呵笑了，他兴奋地宣布着自己的新发现：“这个蹲坑是铜的！——晓维晓维，快拿把刀来，这上面的铜能刮下来！”
那天胡同的老婆小蔡和儿子胡然也在。小胡然刚上学，白白净净，长着两只和他爸爸一模一样的招风耳。据胡同说，从早到晚嘴巴说个不停这一点也和他如出一辙。到了傍晚五点多钟，我和胡同一起去吃饭，顺便开车把娘俩送回家。快到华威桥的时候，胡然在后座上问，爸爸回家吗？胡同的声音有点疲惫，他说：爸爸在外面吃完饭就回家。胡然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胡然又问：爸爸为什么总不能回家吃饭呢？这句话让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安静下来，只能听见制冷空调向车里吹出的幸灾乐祸的欢呼声。车停在华威桥十字路口等交通灯，外面就是首都图书馆。半分钟后，绿灯亮了，我挂上挡，侧过头笑着解围说，你爸爸还得挣钱养活你呢。胡同立刻没好气地说，可别提钱，有人要有意见了。接着，他又不冷不热地补充了一句：我都知道她下一句要说什么。这一路，直到下车，坐在胡然旁边的小蔡一声没吭。
吃完饭我把胡同送到双井的招商银行还卡账，他说以前误过两次还卡账，都影响他老婆的信用了。为此他还给银行写过保证书，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他絮絮叨叨说了半天。后来我一回到家，就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还上了，兜里还剩二百现金，一头汗。开始怎么也凑不够，一紧张，酒随着汗出来了。明天继续这样卖，找更好的书卖。苦战三月，卸掉负担，过正常人日子。”
从那天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胡同又苦战了不知道多少个三月。他的负担应该也卸掉不少了吧。
尽管还有不少难题要去克服，但在我看来，那些所谓的难题并非他生活的重心。如果非要用那个很世俗的标准——“成功”来衡量一个人，我也会说，胡同已经“上路了”。因为这些年下来，他离自己的理想是越来越近了，而不是越来越远。虽然我还说不大清楚，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只是感觉他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他一直在坚持。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坚持的人，是可敬的。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进入二〇一二年，在胡同身上似乎发生了某种积极的变化。我依稀觉得他又或多或少地找回了最初那种开朗、乐观的精神状态。他又重新积极卖书、积极还债，兴高采烈地谈论自己的工作。
他的变化不知道从何而来。但我记得他跟我说过，外公病危的时候，他回老家帮忙陪护。老人九十岁了，胃癌，天天输血，刚输完血就吐血。胡同在床边拿个盆接着，被喷了满身的血。活血腥气，坏血发臭。胡同说那几天的经历使他看到，生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悠长。他下决心要换个活法，想做的事要尽快做。
今年九月份，某一天，我在电影院里意外遇到他。他恰好和我看同一场电影，我五排，他九排。当时我正搭滚梯往楼上走，听到他兴冲冲地在下面喊我。我回头见他穿件浅咖啡色的大T恤，米色短裤，黑皮鞋鞋帮上露着一截土里土气的深色丝袜。他斜挎个阿迪达斯的小书包（这是他身上第一件我能说得上品牌的行头），左手抱一大杯可乐，右手拿只火腿三明治正在大嚼，远看像个逃课的大学生。我的这个胖弟弟一路小跑，追上我。他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刚去拍卖公司结完账，溜到这里看个电影，之后还要去和老婆孩子会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他说脚上的鞋子已经穿烂了，打算去新世界百货买双新的，给老婆孩子也各买一双，也算过个节。看他神采飞扬的，我也高兴。
最近，我们还在垡头一起吃过一顿午饭。那是一家小饭馆，小得不能再小了。不用说你也知道，胡同让老板切了一斤驴肉，又要了碗紫菜蛋花汤，一斤素炒饼，两瓶燕京啤酒。从饭馆的玻璃门望出去，外面的化工路被经过的一辆辆大货车弄得尘土飞扬。路边是等待拆迁的成片的红砖平房，房顶上支着汽车配件、五金水暖、KTV这样的大字招牌，用的都是电脑里最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方正舒体字和所谓的流行体。从门外吹进来的风把饭馆墙上用来固定菜单的透明胶带吹得扑拉扑拉响。眼前的景象使你很难相信自己是身在北京，身在伟大祖国的心脏地带。
看得出来，胡同那天心情不错。他说这家饭馆的驴肉是真空包装，从河间直接运过来的。他绘声绘色地回忆了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有些说过很多遍了，有些连我也不知道，酸甜苦辣，曾有过的憧憬、恐慌、喜悦、噩梦，不过是带着一种“俱往矣”的释然。他又展望了未来。他已经意识到，要做好旧书，一定要保持热情，同时不能太过迷恋。
他很兴奋，又要了瓶啤酒。我是不喝酒的，他一个人喝。他不抽烟，我也不抽。他接着说，以后除了继续卖书，还想做一点出版方面的事情。他说做出版有个好处，自己能做的事情更多，自由度更大，比较能发挥脑子的作用。而卖书百分之九十还是个体力活，主要工作还是把东西从甲地运到乙地。我端着茶杯听着。酒精增加了他说话的跳跃性。看上去，即使对面坐着一个稻草人，胡同也可以完成这次对话，他只是需要获得一种并非是自说自话的感觉而已。他说自己骨子里是个自私的人，总想自己过得快乐一点儿。迷恋网络，其实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过去总是想做大做强，现在想做得深入些，小规模，但要有趣……当他说着这些的时候，我好像又看到了十年前方砖厂胡同的逼仄小屋里那个跃跃欲试、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