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的外销可以追溯到两晋南朝时期，从六朝时期到中唐前期的阶段中国的海上贸易还处于肇始阶段，对外的交往以人员往来和使团探访为主，尚未进入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时期，海外也很少发现中国的文物，少量的中外交流资料主要来自陆路。这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以越窑为主， 其他的窑口都是无法比拟的。
在早期的陶瓷外运当中以对朝鲜半岛的输出为最重要。在今天朝鲜半岛的中部和南部地区都发现了中国瓷器，时代大体始于两晋、南朝时期，在这里发现的早期中国瓷器基本都是越窑的瓷器。自两晋时期到唐代相延不断。
韩国扶清州出土东晋越窑鸡首壶
鉴于越窑的地理位置和在朝鲜半岛发现的中国瓷器大多集中在中、
南部地区的特点，推
测这
些越窑瓷器当
时
主要是通
过
海路
输
送到朝
鲜
半
岛
的。如
韩
国扶清州出土的
东
晋越窑青瓷
鸡
首
壶
就是早期外
销
的例子，其中早期
输
往朝
鲜
半
岛
的越窑瓷器以青瓷羊形器
为
多，
韩
国公州武宁王陵出土的越窑青瓷
盘
口四系瓶
则
可作
为
越窑南朝末期
输
出的典型代表。
韩国原州法泉里出土越窑青瓷羊形器
同样，早期的陶瓷器也在东南亚地区有所发现，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相关的考古材料还比较缺乏，我们只能从一些间接的材料来寻找证据。印度尼西亚国立博物馆收藏有荷兰人捐赠的大批中国陶瓷，数量达到6000余件，这些收藏中就有一些南朝时期的越窑瓷器。如果这批藏品的信息无误，则其应为早期越窑瓷 器输往东南亚的证据，其所覆盖的时代和器物的种类与朝鲜半岛的大体相同，代表了早期瓷器外销的基本面貌。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法隆寺传世越窑 四系罐
中国与日本的这种人员交往则相对较晚，文献记载，日本从隋代开始派遣使节前来中国，唐代时更是不断派遣“遣唐使”，两国的交往迅速发展。但目前在日本所见最早的中国瓷器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盘口四系瓶，传为奈良法隆寺所藏，于明治十一年(1878年)献给王室，此器的时代约为7世纪的初唐时期，根据《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的记载，为日本船只从中国带
回，原来是用于盛装香料的。成为中日交往最早的物证之一。
第一次海上贸易高峰中的越窑瓷器
中国古代瓷器真正作为商品大规模的外销是与海上贸易的兴起同时的，即始于8世纪后半叶到9世纪初，在公元9—10世纪间达到了第一次高峰。标志就是商贸沉船的发现和较多的中国文物在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沿海遗址中被广泛发现。
以越窑瓷器为例，从日本的九州，东南亚的印尼，西亚中东地区的萨马拉、福斯塔特等遗址到东非的拉穆群岛都有公元9—10世纪的越窑瓷器被发现，表明越窑在海上贸易从兴起到第一次高峰期间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日益提高，直到成为外销瓷器中的龙头老大。
沉船考古带来的惊喜
井里汶沉船发现于爪哇岛北岸井里汶外海100海里处，54米深的水下，2003— 2005年，印尼的有关机构与西方的水下考古机构合作，对这条沉船进行了发掘，出土遗物的总数达到49万余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 国的文物，包括30万余件各类瓷器，大量铅钱、铜币，数目不详的银锭，成批铜镜、铁锭、铁锚、漆器等，此外还有来自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泰国、斯里兰卡、中东叙利亚或波斯乃至东非地区等几乎包括了印度洋周边地区贸易圈内的各式遗物，亦有内陆地区阿富汗或缅甸来的货物。
船货中包括了生活用的日用器皿，生产加工用的玻璃母、 宝石、金属铅、锡锭等大量生产原料， 还有一些可能是船员或搭船乘客的随身用品、宗教用具等以及树脂香料、犀牛牙等自然属性的货物。船货来源覆盖面积之大，货物种类之丰富，在所有的沉船当中是十分少见的。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戊辰徐记烧”铭莲瓣碗
由于其中的一只越窑刻花莲瓣碗上的“戊辰徐记烧”划刻铭款，加之与其他考古材料的对比，我们大体可以将这批出水瓷器的年代定在10世纪后半叶。在这些船货中最重要的当属多达30万余件的中国瓷器，其中又绝大多数是越窑瓷器，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根据打捞公司的报告，在出水的49万多件片器物中，中国瓷器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
窑青瓷器，数量应在30万余件以上。试想，仅仅在一条前往爪哇东部诃陵国的商船上，就出水了多达三十余万
件越窑瓷器，而且其中包括了碗、盘、
托盏、杯、瓶、罐、盒、炉等多种器形，
包括以前主要在北方窑口发现的鸡冠壶和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物等，划、
刻、印、镂、贴塑等今天所知的10世纪越窑所拥有的所有装饰技法，装饰纹样更是丰富多彩，许多纹样超过了我
们今天对北宋初期越窑纹样的认识。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鸡冠壶
不仅仅是井里汶沉船发现，后续的
1997
年发现的印坦沉船、
1998
年在印尼勿里洞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都出土了相当数量有代表性的瓷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