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强：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 冷水泡茶慢慢浓

但我想，毫无疑问，这个场合是来表达感谢的。

我们要感谢每一位外表严肃内心可爱的老师， 由于“人设”的限制，他们只能在我们的电脑里留下了初稿、预答辩稿、修改稿、再修改稿、定稿、定稿后誓死不改稿，博士论文的十八般模样，看似危险却又顺利通过的过山车般的忐忑，其实又何尝不是导师们的十八般爱护。

我们还要感谢每一位相爱相“杀”的舍友、同学。 我们常说，博士生之间的友谊，建立在后半夜的品三，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君子之争”上。我曾听过的最严肃的笑话是隔壁宿舍铿锵有力的总结陈词“总而言之，我觉得你这个学科不太科学”。当然，我也永远记得，熬论文的深夜，去楼道的洗手间用冷水冲脸，遇到平日里相视一笑的秃头博士，我们互相拍了拍肩膀，什么话都没说。

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说， 写作之难，在于如何将网状的思考，用树状的结构，展现在线性的句子里。 恰如此刻，如果实在要说一点不一样的， 我想感谢在人大的时光里，让我不敢忘记的三个瞬间。

第一个瞬间是2014年9月3日的晚上。

彼时我有幸被遴选为全国学联驻会执行主席，在那天下午的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的座谈会上，我作为唯一的全国青年学生代表向习近平总书记做了汇报发言。爸爸妈妈是在新闻联播和亲戚们的电话轰炸里知道的。那天晚上，我接到了很多很多祝贺的短信，可是内容我都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爸妈发的那条。“儿子，一定要低调，千万不能当贪官。”

我的爸妈都是教师，他们并不清楚，所谓的全国学联执行主席，只是一个学生，只是一个干活儿的名号，和“官”字并没有任何关系。但我知道，这条短信我得留着。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父母，也有不一样的故事。但相同的是， 一个人成长路上的最大障碍，往往不在于缺少动力、没有欲望，而在于不知愧疚、不懂反省。 我把这段故事在不同的场合说给大家听，其实是因为，只有说出来，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才会有更多的人监督我盯着我，才会在我每一个可能被权力幻觉、角色幻觉、能力幻觉迷昏了眼的岔路口，被敬畏、被愧疚、被父母和亲友最纯粹的期待叫醒。父母的叮咛，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后悔药”。

第二个瞬间，是毕业季里最难熬的一个星期。

今年3月，我在中央公务员考察体检时，无意中发现，口腔上颚长了一个白色的结节。医生说需要手术和病理筛查，排除恶性肿瘤可能。手术后，病理结果需要一周才能出来。那是28年来，最难熬的一个星期，那正好也是我的博士论文最为关键的一个星期。

那个星期，我几乎没对任何人说，别说父母，连我自己都无法接受的事情，在不确定的阶段告诉他们，几乎等于是把他们吊打一顿。我只能绕着教二草坪走了一圈一圈又一圈。

那个星期，我的笔记本里记录了我反复思考的四个问题：如果是晚期，爸爸妈妈怎么办；如果是中期，是接受痛苦的治疗还是带着家人出去看看；如果是早期，那我这博士论文到底还写不写；如果这只是一个误会，在下一个这样的误会来到之前，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不会后悔的生活。

当然，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毫无疑问是因为幸运的发现，其实那只是一个良性的息肉，医生说，有可能是吃火锅烫的。

但我是真的很感激。你看，因为在那个星期里我思考的四个问题，我知道了我最在乎的人；我知道了在死亡面前，我宁愿选择多看一眼外面的世界，也不愿残喘余生在苍白的病床上；我知道了我对自己最大的期许，是希望能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思考留在这个世界上，因此最煎熬的星期也没有放下博士论文的冲刺；我还知道了，如果我被权力、金钱这些人类自己拟制的虚拟物围困了人生，那一定会是让我后悔的人生。

走到今天这个仪式的现场，我们每个人都一定经历过这样或那样让我们觉得再也坚持不下去的瞬间。 有什么理由不去感谢那些瞬间呢，它让我们明白“再也坚持不了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就会是成功”。

第三个瞬间，是和一位老师的对话。

在就业选择特别纠结的当口，我给一位特别尊敬的老师写了一封信，不久我就接到电话，让我去她办公室聊一聊。那天她说了很多很多鼓励我的话，但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一句：“你这孩子吧，就是太顺了，少了点挫折，没怎么摔过跟头。”她送给我一句我老家湖南的山歌歌词， “冷水泡茶慢慢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