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网商君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
“制假售假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只有让制假售假庞大链条上的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才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自主创新，引领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和必经之路。”2017年2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向全社会发布公开信，呼吁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
公开信宣布，阿里巴巴为此“不惜成为制假售假者最恨的人”。
这封公开信由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当天举行的“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上发出。会上郑俊芳披露了一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
通过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阿里巴巴筛查认定4495条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184条；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例；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
打假一年，只有不到1%的受刑事处罚比率
另一组数据更令人惊愕，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例如东部某省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案件，法院认定其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结果为判3缓4。
阿里巴巴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数据模型对制假售假进行主动防控。但企业没有执法权，只能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执法机关报送线索，然后等待执法和司法机关处理。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中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后进入司法程序更难。“最终结果是刑事打击力度不足，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极低，无法有效遏制制假售假在线下的泛滥和平台间的流窜。”郑俊芳说。
阿里特战队员集训
郑俊芳用“雾霾”和来形容与假货的战争。线下假货源源不断地从小作坊、黑工厂中产出，像雾霾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阿里巴巴只能持续不断投入高昂的人力物力以识别拦截假货。
阿里巴巴可以尽力将假货隔绝在平台之外，但无法阻止制售假在线下的泛滥和平台间的流窜。截止2016年8月，12个月内阿里主动防控系统拦截了3.8亿个假货产品页面，“这些假货未能登陆电商平台，但在线下实际存在着，假货源头不除，无论线上线下都深受其害。”
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总监叶智飞提到一个案例：2015年，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次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浙江台州市椒江公安分局通报了一起跨越多个省市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知名品牌化妆品的大案，摧毁生产窝点2个，存储、销售窝点5个。
郑俊芳认为，根治假货亟待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否则打假就像个筛子，违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她以酒驾入刑为例来说明对制假售假严格执法加重刑罚的必要性。酒驾入刑曾向全社会清晰传达信息：酒驾者必承担严重后果，其震慑作用正是酒驾行为得到遏制的关键。
阿里巴巴在公开信中呼吁：我们希望全社会形成治理酒驾一样的共识和力度来治理假货。让假货在中国绝迹，必须全民喊打，人人尽责。
公开信最后提到：如果刑事处罚比例不足1%的事例一再发生，从根本上治理假货也就无从谈起。严格执法、加重刑罚，让每一个犯罪分子无法逃避应有的刑事处罚，让制假售假者不再心存侥幸，才是消费者权益得以维护的必由之路。
以下是公开信全文：
“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阿里巴巴集团呼吁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
阿里巴巴集团认为，制假售假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只有让制假售假庞大链条上的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才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自主创新，引领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和必经之路。
以阿里巴巴的数据为例：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执法机关接收线索1184条，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
4495条案件线索，通过阿里巴巴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筛查认定。
但由于目前法律规定中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后进入司法程序更难。1184条线索中，公安机关能够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