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
努力工作和坚持原则将会带来好结果——这种乐观主义是美国精神最典型的特征。悲观主义者不会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改造他们的国家和文化,而在一个悲观主义者主导的国度里,也少有世界级的创新人才和企业家。在外交事务中,乐观主义或许很少见。但在一个充满悲观主义者的国度里,不会涌现出马歇尔计划——同样,也不会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Moammar Gadhafi),利比亚也将因此更加和平。
拜登竞选团队的乐观主义反映出,他们对于冷战时期民主党人政策的传统支柱是坚信不疑的:在国内,受调控的市场经济和关切民主党主要利益群体的政府将会带来大量的中产阶级,这也将会使得美国模式得到全世界的敬佩甚至歆羡。在国外,自由多边主义的原则(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在确有必要时使用武力的决心”是这些原则的补充)能够使得大部分世界强国与美国的核心目标保持一致。
布林肯——或许还有拜登——对“新世界失序”(new world disorder)扰乱了国际系统的分析似乎过于简单。面对中国崛起、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转向暗中密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念和机制也正走向失败。这并非因为这个世界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因为在特朗普任期内,由于缺乏美国支持这一关键因素,全球自由体制已经濒临崩溃。
拜登的竞选团队相信:即使世界贸易组织正在推进更高的环保和劳工标准,美国的崭新面目与重新参与也将重振世界贸易组织;美国的领导地位可以重新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一致性和协调性,而这正是当今状况下明显缺少的;同时,只要能与盟友团结在一起,美国的实力就可以同时与中国和俄国相抗衡。
同样,在这一观念下,通过重启伊朗核协议,美国可以获得其他谈判伙伴的支持,而这将有助于其与德黑兰达成对美国更加有利的协议。通过改善其他国家的条件,美国可以减少入境移民数量。美国可以和原本缺乏兴致的伙伴(例如新德里和北京)一道应对气候变化——即使美国正在向这些国家施压,试图让其成为自由世界秩序中的忠实成员。即使美国正在就人权和劳工标准问题向新德里施压,华盛顿也可以将印度作为全球合作中的核心伙伴,以遏制中国在地理扩张上的企图。
在这幅乐观图景中,与莫斯科的关系是一个显著的例外。拜登政府将不会试图寻求重置(reset)、大规模磋商(grand bargain),或与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政府建立任何超越商业合作的关系。自肯尼迪政府以来,民主党人从未对俄罗斯有过类似的鹰派主张。
在以色列,拜登和他的顾问们已经准备好让“觉醒左派”失败(stiff the woke left,译者注:Woke指对于社会正义和种族平等有充分认识的状态,常体现为女权主义、LGBTQ运动、反种族歧视等政治观点)。布林肯告诉我,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础是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而吞并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将使得两国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拜登政府将强烈反对这一举措,并且推动两国解决方案,但是塑造对以色列政策的是建制派民主党人,而不是一小支团队。
本文作者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拜登阵营认为,自己可以驯服“觉醒的民主党人”(woke Democrats),同时不会在大选中失去他们的支持。总体上,拜登阵营认为,通过回到冷战时期的经典自由主义,以及通过针对关键民主党利益群体的庞大国内开支,党内团结是可以得到维系的。以有利于教师工会的方式对教育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在气候政策领域(包括大力支持绿色基础设施计划)、用于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卫生保健领域的大量投资,将会迫使极左派在竞争中退至边缘。作为回报,乐意妥协的人将可以分享权力;而剩下的人则只能在舞台边缘咬牙切齿。
对很多厌倦了特朗普式“火与怒”(fire and fury,译者注:特朗普喜爱在公开演讲时使用的形容词之一,形容极具破坏性的情绪)的选民来说,在国内和国外都保持乐观主义是非常吸引人的。但这一议程充满了变量。它会成功吗?老民主党人的策略能带来期望的结果吗?
若想取得成功,拜登必须成功回应三大问题。新商业业态、金融管制、对民主党利益群体的慷慨资助,以及更高的税收,上述手段将有助于经济增长。为了能够贯彻国内政策,左派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干涉主义和亲以色列的全球战略。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外交政策的全新贡献,也需要足以将动摇中的世界秩序稳定下来。
中间派民主党人会认为,上述政策看起来不像河船赌博(Riverboat Gamble,译者注:一种密西西比河流域流行的赌博方式,参与河船赌博的人常被认为是大胆无畏、坚定敏锐的),反而更像民主党的传统理念(bedrock party orthodoxy)。拜登团队坚信这就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而在2021年,我们或许能够明白,这种乐观主义是否立足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