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经济评论员 马丁•桑德布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那本令他声名鹊起的书中歌颂了“人类经济进步的非凡阶段……它结束于1914年8月”，这是第一波全球化，被一战扼杀。
我们刚刚经历了第二个全球化时代，与第一个一样非凡。它让数十亿人变得更富裕和更自由。但那些感觉被全球化经济抛弃的人——尤其是西方国家那些土生土长的工人阶级——现在开始反叛。
这是否标志着全球化又一次要结束了，就像凯恩斯哀叹他青年时期的开放经济那样，我们也将为此而哀叹吗？当今开放的全球经济可以抵御保护主义的冲击，原因有三：
首先，未来不再由西方单独决定。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发表的“美国悲惨景象”演讲只是今年1月同一周的两场重大演讲中的第二场。第一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的演讲：他捍卫全球化并宣称将成为开放的全球经济的领导者。
全球化本身相对缩减了发达经济体的财富，同时相对提升了新兴经济体的财富。在发展中国家，贸易帮助逾10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因此，如今困扰着西方的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并没有在这里大行其道。
新兴世界对保持全球化进程既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比以往更有力量捍卫它，它们将会坚决抵制保护主义卷土重来。
其次，即便没有遇到阻力，美国（更别提较小的经济体）也比过去更难逆全球化而动了。国际商业如今受到知识流动——这种流动不会受阻于关税和墙壁——和跨境供应链促成的大规模生产的推动。
用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的话来说，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构筑贸易壁垒就像是在车间中间砌起一堵墙。这样做不会让国内工业更具竞争力。英国脱离共同市场同样如此。
第三，把保护主义计划付诸实践将会表明反全球化是行不通的：西方出现各种经济问题，比如本土低技能工人缺少机会，很难说全球化就是罪魁祸首。例如，对制造业工人的需求萎缩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代价。
正如农业养活了所有人口，而农业就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一样，制造业就业机会将继续减少。余下的就业岗位将会是管理先进机器的高技能职位。
无论有没有保护主义，这些力量意味着蓝领工作——一些团体和工人阶级文化就建立在蓝领工作的基础之上——不会回来了。未来的就业增长将出现在服务业，主要与护理有关的工作。承诺让工厂回归的反全球化主义者是江湖骗子，他们一旦将计划完全付诸实践就会真相大白——正因如此，反全球化领导人尽管夸夸其谈，但可能不会过于逆全球化。
反过来，有许多国内政策可以帮助那些在经济上被抛在后面的人群。更好的再分配、防范失业或健康问题的社会保险、教育和培训，以及对市场权力滥用的制衡——所有这些措施原本可能遏制住了就业不充分和薪资停滞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全球化制约国家自主权的观点听起来具有说服力，但在实践中，任何制约都没怎么经过检验。
如果西方政策制定者真的试图竭力帮助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他们将会发现有许多国家自主权还未使用。更好地运用它们将会表明全球化并非罪魁祸首。进而，这可能确保凯恩斯帮助创建的二战后全球经济的命运好于他念念不忘的一战前的世界。
本文作者在今年3月9日周四主持了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部(BBC World Service)的《经济构造》(Economic Tectonics)节目
译者/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