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山南麓，热带阳光下的印度，无疑是充满南亚特色的国度。
作为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古印度的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南亚次大陆呈不规则的三角形，东南面和西面分别是开阔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南临广袤的印度洋。与欧亚大陆板块连接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方向有一系列高大山脉。北方是喜马拉雅山脉，绵延约2400公里，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最高峰为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86米，喜马拉雅山脉北侧就是青藏高原；西北方向有苏莱曼山脉，其最高峰为塔库特山，海拔约3487米，与之相连的是兴都库什山脉，其最高峰为特里库里峰，海拔7708米，平均海拔约4500米；东北部则有那加山脉
（Naga Hills）
，部分山峰海拔超过3000米，其中最高峰为索马雷峰
（Saramati）
，海拔3841米。
按理说，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古印度应该十分安全才对。但回顾其数千年的历史，印度地区似乎一直被外来文明侵入。到底为何会如此呢？
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在印度的西北方向，兴都库什山脉中裂开了一道沟壑，这就是被称为“通向印度的大门”的开伯尔山口
（Khyber Pass）
。古往今来，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亚历山大大帝统率的希腊大军、阿拉伯人、蒙古人
（如巴布尔）
以及突厥人，都曾通过这个山口入侵印度次大陆，长驱直入到达肥沃的恒河平原。
但细看地形图会发现，开伯尔山口的地形地势其实非常容易进行有效设防。
山口谷地的喀布尔河海拔约1000米，山口最窄处包括河流在内仅600米宽，两侧的悬崖峭壁陡然高出河谷60-90米，然后就是向远方延展的连绵的群山。
沿河的山路蜿蜒崎岖，山口谷地全长约70公里。
那么，为什么如此“易守难攻”的重要之地，最终却成了印度文明的“阿喀琉斯之踵”？
首先我们要知道，开伯尔山口基本上一直处于开放状态。按理说，如此狭窄、险峻的地形条件，修个关隘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如此性命攸关之地，岂能不设防？但是很奇怪，千百年来印度人几乎没有在山口修筑防御工事，更别说驻军了。这简直就是在异族入侵面前“躺平”“摆烂”。毕竟，如果
换成中国人的话，开伯尔山口估计早被修造得固若金汤了。
其实，开伯尔山口是一条类似于中国河西走廊的通道。
汉朝时，通过一系列系统性工程，在河西走廊硬生生造出了“钢铁防线”，将其转化为一道坚实的防御屏障，抵御了匈奴的侵扰。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夺取河西后，汉武帝迁移中原贫民、刑徒、戍卒至此，仅公元前119年一次就移民72.5万人。《汉书·武帝纪》记载：
“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
从此解除了自汉初以来匈奴对汉王朝的直接威胁。这些移民不仅充实边防，更带来先进农耕技术，在祁连山雪水的滋养下，武威、张掖等大型绿洲慢慢变成了“谷籴常贱”的产粮区。据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记载，汉代在河西走廊屯田时，驻军粮食自给率可以达到70%，这就大大节省了从中原地区输送粮食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对缓解边郡的粮食紧缺问题起到很大的作用。
汉武帝还在河西设立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实行 “郡—县—障—燧”四级管控。郡守兼领军事，基层燧长需定期上报“日迹簿”
（巡逻记录）
，还修建从令居
（今永登）
到盐泽
（罗布泊）
的汉长城，配合烽燧实现“五里一燧，十里一墩，百里一城”的防御体系。
既然二者在地形和战略地位上都如此相似，为何古印度人不在开伯尔山口一带学习汉朝模式呢？
其实也不是印度不想学，而是真学不会。
先从地理环境上看，虽然开伯尔山口最窄处仅600米，但两侧山势平缓，缺乏天然制高点，难以建立长期的防御工事。
另外，开伯尔山口地区干旱少雨，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仅能支撑游牧与小规模农耕，难以实现粮食自给，倘若强行屯田，则需要修建远超河西走廊的水利工程。若没有完善的驿站和粮草储备体系，守军难以持久驻扎。很可惜，古印度显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而且开伯尔山口的位置比较尴尬，它处于印度河和恒河的上游——如果有外来者从开伯尔山口侵入，并不会威胁到当时位于河流下游政治经济
文化的核心区。换句话说，就是开伯尔山口地区对整个印度次大陆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况且要相对贫瘠的开伯尔山口地带修筑要塞关卡抵抗入侵，就必须从人力、财力和物
力更充裕的大河中下游地区调运，逆流而上这种事，在全靠人力的古代，难度太大。就算偶有统治者
（如孔雀王朝的阿育王）
设立哨所，也会因为离得实在太远，缺乏系统性维护，导致很容易被摧毁。
而且我们要知道，“古印度”其实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地理概念，其疆域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地区。古印度政权政权林立，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
雅利安人入侵后，古印度文明由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并形成了较大的16个邦国，史称十六雄国。它们独霸一隅，各自为政，时常为了争夺地盘和财富而争战不休。对立与隔绝使人们的头脑中只有王国、地区甚至更小的行政单元的概念，不曾产生过“印度国家”的概念，各地之间缺乏有效的认同。还常为争夺内部霸权而忽视外患。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东征时，印度西北部的波鲁斯王国与塔克西拉王国内斗。塔克西拉主动引导马其顿军队通过山口，导致波鲁斯在孤立无援的海达斯佩斯河战役中战败。12世纪突厥入侵前夕，北印度拉其普特诸国忙于互相征战，未能形成有效的联合抵抗，导致加兹尼王朝的马哈茂德得以多次劫掠印度。
即便强盛如孔雀王朝或笈多王朝，其控制力也常限于恒河流域，但由于地域的广阔和山川的阻塞，统一只是徒具其形，实质上仍是一盘散沙，没能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各地区相互隔绝、各行其是的状况使印度人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而且别忘了，自雅利安人入侵后，印度这片土地就深受 “种姓制度”掣肘。当汉朝平民可以通过军功改变命运时，印度的军事阶层则被限定在刹帝利种姓，吠舍和首陀罗群体连参战资格都没有。
中国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印度人：有。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戒日王想征调首陀罗种姓驻守山口，却被婆罗门以“践踏圣域”为由强烈反对。种姓制度下，移民实边会遭遇“污染土地”的宗教抵制。这样一来，各等级的人们也因此更难整合为一体，抵抗共同的敌人。
但话又说回来，尽管印度这片大陆在漫长的历史中历经了各种外敌入侵，但从整体来看，这些入侵事件其实只是小概率事件。从雅利安人进入次大陆的公元前1500年起算，此后3500年间，外来入侵也不到10次，若按最小间隔算，平均200年一次入侵，这个时段也足够三代人完成生老病死了。
更何况，印度地区长期没有统一的政权，又没有修编历史的传统，没有统一的文字档案记录。对于平民百姓甚至统治者来说，也许很少有“以史为鉴”的意识，难以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
而且从后人的视角看，即便知晓了这些历史教训，意义也不大。因为等到敌军打到家门口再修关隘也来不及了。你要是问他们为什么不未雨绸缪早早修好，答案就是真的不划算。——假设现在修了，可能至少200年后才会用到，而在这漫长的200年时间里，还需要不断地对这些防御工事进行维护和修缮，花费的成本可不小。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北方基本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潜在威胁，所以中国古代修建长城，也许当即或最多几年内就有实在收益，并且还能长期受益，性价比高多了！
除此之外，开伯尔山口还是连接中亚与南亚的“丝绸之路”支线，商队往来带来巨大经济利益，这导致其作为商路的价值远高于军事价值。
所以统治者常常选择开放山口以便征税，贵霜帝国时期，山口更是成为佛教传播与贸易的核心通道。任何彻底封锁都会引发商人集团反抗。
由此来看，开伯尔山口的“守不住”并非单纯的军事地理问题，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其说“守不住”，开伯尔山口，倒不如说古代印度的文化和观念让人们缺乏“抵御外敌”的意识，同时还缺乏一个集权、长久且具备战略远见的统一政权来统筹防御体系。
参考书籍：
[1]苏力.何为制度？因何发生（或未发生）?——从开伯尔山口看长城[J].比较法研究,2018,(06):1-9.
[2]李晖.汉代河西早期移民社会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23.
[3]黄兆宏.西汉河西地区防御工程体系及相关问题[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01):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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