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逃离大城市，就能开始新的生活吗？

“逃离北上广”、“到终南山隐居”，这些逆城市化的向往，从侧面揭露了新生代白领在物质与精神层面所遭遇的危机。当影视剧中的都市白领逃离都市时，现实生活中的年轻人亦不免为之所动。年轻人逃离大城市，就能开始新生活吗？

近日，日剧《凪的新生活》 （又名《风平浪静的闲暇》） 热播，引发一定的讨论。剧中主角大岛凪是28岁的东京社畜，在工作、恋爱与人际交往等多重压力之下，她决定辞职来到乡下开始新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剧也反映了当下都市白领所面临的困境与选择。

日剧《凪的新生活》剧照

在剧中，多处细节都展现了当下年轻人在都市生活中的经济窘况，诸如狭小的出租屋、余额不足的银行卡，乃至为了省电每天拔插头等。此外 ，还有高强度的工作量、需谨慎拿捏分寸的工作交际和努力经营的情感生活等精神层面的压力。

百度百科中“社畜 ”的解释

面对这诸多问题，剧中主角决定放弃一切，逃离大城市，开始新生活。城市化的浪潮过后，高物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亦接踵而至， 在这种状况下，逃离大城市开始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然而，真实的乡下未必等同于想象中的桃花源。物价低、空气好的另一面，是基础设施的不完备与就业资源的稀缺。

那么，小城市是否正在成为第三种选择？在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引领下，小城市是否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吸纳待业的年轻人？剧中人物的困境与选择对当下的年轻人又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涌向都市与逃离都市

关于“城市化”的概念，卡尔·马克思在185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此后，“城市化”的概念被不断完善，而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正是城市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点在诸多影视作品中也有所展现。

如1983年由侯孝贤导演的电影《风柜来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台湾经济腾飞之际，故事的几个主角成长于小岛“风柜”，在成年后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他们来到了工业城市高雄。电影所讲述的，正是乡土与都市的碰撞，以及几个年轻人身处其中的迷茫与期许。在2007年的电视剧《奋斗》中，同样有一对来自乡下的姐弟，他们的愿望则是能够在北京立稳脚跟。

电影《风柜来的人》剧照

城市化往往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城市化不仅仅是阶段性的社会进程，更是时代变迁下的个体试图以个人努力实现阶级跨越的载体。就当下而言，在早期城市化进程中，户籍等政策相对宽松、房地产等市场性资源亦较为有利，因而涌向都市的年轻人能够较为稳当地在时代的东风之下实现个人的财富积累、阶层跨越乃至自我价值的实现。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涌向都市时却面临着更多的阻碍。在李强和丁辉文发表于2018年的《某特大城市高科技园区白领阶层案例研究》中，他们指出，新生代白领 （80后、90后） 在向中产阶层的过渡过程中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而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背景等先天性因素，学历等后天努力则作用不大。

因而，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新生代白领，在迈向中产的过程中被边缘化，更通俗地说，也就是成为了“月光族”。高房价、户籍政策断层、住房福利缺位等正是其中主要的阻碍因素。这些只是当下的年轻人在物质层面所面临的窘况，再加上工作难题、交际负担、婚恋压力等多重因素，《凪的新生活》所描绘的这种逃离都市，重新开始的愿景无疑应和了年轻人的某种心态。

《凪的新生活》剧照

这也正是逆城市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即人口由城市向农村的流动。布莱恩·贝利 （Brian J. L Berry） 教授最早对“逆城市化”作出概念解释，他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20 世纪70年代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不及非大都市区，城市人口向郊区以及农村回流，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逆城市化”。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则是此时西方的大城市相继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城市病”。

换言之，在“城市病”的影响之下，逆城市化发生了。中国此前的逆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农民工返乡与户籍的“非转农”。在当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慢慢到达而立之年的新生代白领们一方面没有赶上时代的红利，在大都市获得房子等物质资源，另一方面又要面临工作与生活中隐形的“大龄歧视”。在这种状况下，像大岛凪一样逃离都市、放飞自我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想象的桃花源 vs 真实的乡土社会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进程中，桃花源代表着中国人最为朴素的小农愿景。《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正是理想状态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它所寄托的既是对外部纷繁混乱的逃离，亦是对井然自得的内部秩序的追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逐渐开始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乡下人与都市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击与碰撞。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便表现了这种矛盾，他对理想田园的追溯既源于其个体作为乡下人漂泊于都市的错位感，更与时代背景下的家国危机有所关联。在他看来，都市给人带来的麻木感与情感瘫痪需要依靠乡村的野性与活力进行治愈。

然而，另一方面，他作品中的乡土中国并非全然如《边城》般美好与静谧，在《湘女潇潇》中，他便以一个童养媳的故事展现了理想田园的另一面——落后与愚昧。这种一体两面的矛盾最终呈现在作品中，被沈从文以文学化的手法幻化为一种“美丽而悲伤”的情境。

1986年电影《湘女潇潇》剧照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这种矛盾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乡土社会是以亲密的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维系的，而现代社会则依靠地缘关系——从商业中发展出的以理性为主导的社会关系。基于这种差异，当年轻人逃离都市来到乡村，相关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由于乡村的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习惯了大都市便捷生活的年轻人在乡村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质资源上的相对不足。如《凪的新生活》中所展示的，女主角初来乡下，一方面为便宜的房租感到高兴，同时也要面对隔音效果差、没有空调、出行不便等问题。或者说，当年轻人已经习惯了网购、滴滴和外卖，回到电风扇与自行车的阶段，是否还能完全适应？

除此之外，乡村的交际以血缘和邻里为核心展开，多是熟人社交；都市的交际则更加克制和界限感明确。换言之，城市中的交际虽然“淡漠”，但便利有效且留给个人足够的私人空间。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新一代的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应付都市社交或许绰绰有余，但一旦将生活环境转移至乡村，重构社交关系网也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更宏观层面的问题，是当下中国乡土社会的失序状态。社会学教授李远行认为这直接导向了乡村的欠发展问题。通俗一点说，则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人口既没有转换为工厂的工人，亦没有成为从事大规模的生产的农场主或企业家，而是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的失序状态。本地人口尚且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更不用说从城市来到乡村的年轻人。

剧中的女主角决定开始新生活后，坐在书桌前冥思苦想一下午也不知道自己在乡村到底想干什么。换言之，都市白领到乡村以后，可以做什么？在一定的财富积累下，年轻人或许尚且可以负担得起乡村生活中的悠闲时光。然而，另一方面，不事生产虽然可以带来短期的欢愉，却也消弭了个人价值实现的满足感。

因而，田园生活本是一体两面，正如电影《秋菊打官司》的一面是乡村的野性、活力与淳朴，另一面却是法制的缺失与人情社会的弊端。年轻人或许会为了桃花源般的乡土想象逃离都市来到乡村，但与此同时也要承担这个选择的另一面所带来的问题。

1992年电影《秋菊打官司》剧照

折中的可能：小城的浪漫与现实

小城市处于大都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对于想要逃离大都市的年轻人来说未尝不是折中之选。这种过渡性的位置，同时给予了小城文化意涵上的暧昧与复杂，就像邓丽君的名曲中所唱的，“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想象中的浪漫与复杂，正是小城的吸引力之所在。正如出生于上海的韩寒执著于书写小镇文艺青年，出生于四川小城的郭敬明则执著于书写上海一样。在想象的世界中，小城的面貌，宛若贾樟柯电影《任逍遥》中披着红面纱的巧巧，迷离又神秘。

贾樟柯的另一部电影《小武》，同样构建了一个经典的小城形象。在电影中，颇具知识分子气息的主角小武，同时又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扒手，这种反差的张力从个人进一步延伸到整个空间，一边是现代化的道路、汽车与暴富者，另一边却是农田、自行车与无所事事的漫游者。这也正是小城的暧昧性的魅力之所在，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中含有差异与包容，浪漫的想象空间亦由此构成。

电影《小武》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