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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速递 -
6月28-29日，《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新视野、新路径：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学术对话会。这是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科研机构与《中国社会科学》首次共同
主办学术会议，就构建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展开讨论。
本次会议形成良好的学术反响，2019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五版整版报道了本次对话会的学者发言纪要。
中心微信公众号平台将陆续推送本次学术对话会的学者发言系列文章。
本期，我们推送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的《媒介技术哲学范式的兴起：
作为认识论或方法论的传播学》一文。
对于传播学是什么或者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讨论甚多却无定论。不仅研究散乱，而且也谈不上有什么知识体系。表面上看，有一个所谓的“五W”框架，但其间除了时间的线性连接关系，其知识域并无更深层次的逻辑联结。有学者注意到传播学更像是一门横断性的学科，这种观点有其敏锐性，但并没有进一步点出几乎所有横断性学科的特点均更接近于认识论与方法论，而并非是一种历史性的知识体系，所以这种观点并没有带来关于传播学的认识论革命。
传播学被当作关于媒介的知识体系纯粹是因为在大众传播时代人们倾向于将媒介看作一个机构、一个行业或顶多看作一个自律性非常有限的场域，所以关于媒介的知识被误以为是一种关于传媒专业的知识体系。然而，当互联网出现以后，这种理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今，媒介这个场域是如此地无远弗届，几乎成为社会各个行业的技术座架，他律着社会的各种场域，逼迫这些场域以它的逻辑思考和行动。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媒介先于个体，并成为个体认识世界和行动实践的先在框架。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媒介变成了一种组织、建构和支配社会的元权力，社会顶层设计的色彩变得越来越明显。
当媒介作为当下社会的技术座架，重塑着社会的时间观、空间观和权力关系时，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思考社会就变得理所当然。而技术哲学对媒介问题的审视，本身也为技术哲学带来了更丰富的想象。二者的相向运动在传播领域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们姑且把这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异军突起称为媒介技术哲学范式的兴起。
近一段时间以来，传播研究领域“技术哲学”的视角大量涌现。技术哲学的几个主要传统，无论是讨论技术与存在意义关系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技术哲学传统，还是讨论技术与权力生产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或是讨论技术与个体相互关系的文化批判技术哲学传统，似乎都在传播领域有一定的发展。
受到技术哲学的启发，传播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理解媒介及其传播。
从时空关系的角度来看，媒介把空间变成时间，又把时间变成空间。空间可以通过媒介体系及其叙事规则变成媒介事件（即一种以事件方式重现的时间客体），而事件（一种以发生次序不断发展的时间客体）则可以通过媒介体系及其叙事体系建构一个意义的空间。与物理时空不同，媒介通过“事件—空间”的二象性，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时空。
从空间的角度看，媒介既是一种意义汇集的空间，又是呈现和征服空间的手段；从时间的角度看，媒介既是一种将历时性事物共时化的手段，又是将共时化事物历时化的手段；从权力的角度看，媒介既是一种权力斗争的空间，又是一种权力再生产的空间。一切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似乎都可以通过媒介对时空和权力关系的重组来加以阐释，一种基于媒介所组织的时空和权力关系的认识论正在成型。
技术哲学范式让传播研究者意识到如果把传播学当作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知识体系，就可以极大地激活这一原本被看作应用社会科学的学科的理论潜力。如果传播学与技术哲学可以完成相向而行的话，哲学可能会发生像语言哲学转向那样的转向——媒介哲学转向。
但是，媒介是否就等同于技术，作为制度的媒介和作为文化的媒介该置于何处，仍然值得我们审慎对待和深入思考。另外，技术哲学是否能被媒介技术研究简单套用也是一个问题。一般技术通过物质世界影响到精神世界，在两种世界的联结中扮演着间接而复杂的角色。而媒介技术则直接组织和建构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是个体知与行的直接座架。一般技术与媒介技术到底存在何种差别，这种差别是否会影响到理论的套用，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反思与追问。
作者简介：
胡翼青，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版权声明]
本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3日第5版。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
胡翼青。
媒介技术哲学范式的兴起：作为认识论或方法论的传播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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