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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大陆媒体对扶贫的报道浩如烟海，源自2015年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目标之一，就是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中国究竟有多少贫困人口？目前官方的数据口径不一。国家统计局2014年监测显示，中国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而据国务院扶贫办2014年对各地贫困村、贫困户的识别显示，中国还有贫困村12.8万个，贫困人口8800多万。
从现在算起，到2020年只有4年，要全面实现脱贫目标，不能不说任务繁重、时间紧迫。
目前报道虽多为政绩展示，但也暴露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有记者在中西部省区一些贫困县，就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白加黑、5加2，三年活要一年干”、“奋战360天，甩掉贫困帽”。当问及地方政府能否在“十三五”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时，回答亦较一致：我们不但要如期脱贫，而且要力争提前一至两年甚至三年脱贫！——有信心是好事，超越信心成为“野心”就未必是好事了。因上面有“贫困不摘帽，领导不提拔”的任用原则，有些基层贫困县干部为了早获提拔，就忽略客观实际，不少人患了“脱贫急躁症”，搞起了扶贫“大跃进”。于是，脱贫时限不断被挤压，为完成任务，大搞“数字扶贫”“盆景式扶贫”“展板扶贫”“面子扶贫”等，如此一来，脱贫效果自然跟着大打折扣。
如有个贫困村，村民希望扶贫资金能铺地下管道，方便污水排放，但乡干部不同意——把钱埋地下，上级检查看什么？于是把沿街院墙粉刷一新，建了个亮眼的广场；还有个贫困村要移民，村民都想搬到自家果园旁，方便管理。但县里却让村民搬到离果园很远的马路边，因为这样可以方便上级考察。山西一贫困村，用扶贫资金买了一批扶贫羊，打算分给贫困户养羊脱贫，但村干部担心引发矛盾，干脆全村每人分一只，半年时间，羊就被村民卖了一多半。
至于扶贫中，大玩“数字游戏”的更是层出不穷。有篡改脱贫人口数量、衡量贫困指标的，有“巧算”收入把贫困户“算”脱贫的，有把产值数万元的项目硬夸大为几十万甚或上百万元的。如某贫困户，当地部门帮他家种了30棵柚子树，养了25只鸡，同时发了1300元帮扶资金——这些柚子树需等四五年才能挂果，25只鸡更难产生巨大收益——于是，他便被当地政府列入了已脱贫的花名册。
这样的“扶贫”已严重背离中央政府的决策初衷。其实，目前的贫困问题多属难啃的硬骨头，不同原因导致的贫困，也需要不同的扶贫方式——这是中国当下把“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原因——而要实现“精准”，就必须因地制宜地拿出一个中长期的、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单靠短期的“大跃进”模式是改变不了贫困根本的。
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14个连片的特困地区，属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就有592个。对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发放救济金已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加大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当地的生产、运输、医疗条件，才可能帮助当地贫困人群拥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在这些地域，对贫困户简单的资金帮扶，只能解一时之困，发展扶贫产业才是重要的解决之道。只有地域经济起来了，贫困人口才可能在整体上增收。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种植养殖结构，让一些种植业的带头人或龙头企业，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让贫困人口在这些产业中，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然，产业扶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难，如何找到适合当地的产业，是重中之重。虽说今年中央级财政加上省级财政的专项扶贫资金合起来已逾千亿元，在推进土地流转上也加大了力度，但如何用4年多时间解决七八千万人口的脱贫问题，困难依然巨大，需要各级政府都据实作好准备，不可为争“面子”而忽视实质改变需要实干过程这一“里子”。
对“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中共中央扶贫工作的路线图已有了：“到2020年，通过产业扶持，可以解决3000万人脱贫；通过转移就业，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通过易地搬迁，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总计5000万人左右。还有2000多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现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如何让这一路线在实际工作中不变味变色变形，需要各地方政府认真思考。
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某些“一举而竟全功”的想法，可能制造“大跃进式”的扶贫“浮夸风”。只有对本地产业结构真正地进行研究与改革，只有让当地经济经受市场风雨的真正考验，只有真正地沉到基层去改变“穷根”，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提高民众脱贫能力对合起来，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扶贫工作态度。
文/周兼明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总第35期，总第600期
《渔人的葬礼：十五年前的灾难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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