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瓷路，是从阅读任世龙先生的著作开启的，作此后记，不胜惶恐。
浙江是瓷器的故乡，是世界瓷器的起源地。瓷器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先后经历了先秦时期原始瓷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汉六朝时期成熟青瓷的起源与发展两个过程。制瓷史上的两个里程碑式技术跃进：原始瓷的起源与成熟青瓷的出现，均发生在浙江，浙江不仅在夏商时期发明了原始瓷，而且在东汉时期成功烧造出了成熟青瓷，同时这一伟大的技术成果造就了先秦与汉六朝时期浙江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隋唐之前的浙江制瓷史，几乎等同于世界的制瓷史。进入隋唐以后，由于北方白瓷等的发明，从而在唐代中晚期形成南（方）青（瓷）北（方）白（瓷）的基本格局、以及宋代所谓五大名窑的出现，浙江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但是以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为代表的唐-明代浙江制瓷业，在技术上一直居于时代的巅峰，引领着制瓷业的发展。直至明代中期以后，随着龙泉窑的衰落，浙江作为窑业中心的地位，才逐渐被景德镇所取代。
浙江制瓷业出现时间之早、发展序列之完整、生产规模之大、产品质量之精、器物档次之高，没有任何一个省份或地区能出其右，用“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来形容毫不为过。
伟大制瓷业亦成就了浙江瓷窑址考古光辉历程。浙江是最早进行瓷窑址考古实践的地区。
“20世纪30年代，陈万里先生流寓浙江十年，完全凭借个人的力量，为浙江青瓷窑址的调查研究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留下《瓷器与浙江》之专门著作，成为浙江古代瓷业考古研究的开创之作”(《浙江瓷窑址考古实践与认识》)。实际上陈万里先生自1928年起八下龙泉、七访绍兴，在瓯江上游、山阴道上，先后发现并记录了龙泉窑、越窑诸多遗址，搜集了大量瓷片标本，进行排比研究，开辟了一条瓷器研究的新途径。虽然有学者认为陈万里先生进行窑址调查的主要目的是“ 证经补史”--以调查所得实物与文献记载相对比、从而弄清传世瓷器的产地及窑口，其目的及成果都和后来的陶瓷考古均相去甚远（1）。但这种注重田野考古调查，将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使我国陶瓷研究从金石学的范畴脱离开来，为科学瓷窑址考古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陈万里先生早期的瓷窑址考古实践，不仅是浙江瓷窑址考古研究的开创之作，亦是中国瓷窑址考古研究的开创之作。这一工作思路与方式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期间先后完成了龙泉窑、越窑、南宋官窑的调查与小规模的发掘工作。以陈万里、冯先铭等先生为代表的故宫博物院，是这一时期瓷窑址考古研究的重镇。
时至1979年，建设中的浙江紧水滩水库区，是龙泉窑分布最集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区域，以此为契机，迎来了中国瓷窑址考古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实践活动，汇集了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内最强大的瓷窑址考古力量。发掘规模的空前(也应该是绝后的)、发掘过程的多年持续，由此推动了瓷窑址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方法与理论方面的思考与建设。这其中以任先生的努力最具有代表性：瓷窑址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方面一些奠基性的著作均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型并先后推出。《瓷窑址考古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与《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时至今日仍旧是瓷窑址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上最深刻的一次思考，对于野外考古实践仍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龙泉窑的双线生产——再论龙泉青瓷的两大序列》、《龙泉窑的时空框架和文化结构》、《论“越窑”和“越窑体系”》等文章，则确立了瓷窑址考古研究的基本范例。
除了单个窑址内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之外，任先生是最早较好地在瓷窑址专题调查中践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学者。这一项工作始于江山县哒河流域瓷窑址的专题调查，他首次将这一区域的产品分成多个类型，并确认它们分别与闽、浙、赣三省瓷业存在渊源关系，从而开启了以瓷窑址为切入点的区系文化研究。这一成果主要体现在由他指导完成的《江山碗窑窑址发掘报告》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随后温州地区的调查工作，则是一次比较全面的实践。他将整个温州地区分成瓯江下游、飞云江上游、飞云江下游和鳌江流域四个独立的区域，这些地区的窑业又可以划分成“东瓯窑”、“龙泉窑”、“青白瓷”和“釉上绘彩青瓷”四种类型。并对这一区域内四种类型的时空框架与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温州地区瓷窑址的考古调查》、《浙南瓷业遗存类型初析》)。这种区系类型的时空梳理，是瓷窑址考古的一种重要构成部分，它与单个窑址的发掘研究一起，构成了当时这个学科的高低两极。
由此，在传统金石学与持续数十年瓷窑址野外调查的基础之上，瓷窑址考古学逐渐趋向成熟。浙江瓷窑址考古在学术界的突出地位也由此逐渐奠定。
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瓷窑址考古学遵循考古学的基本规律，包括主要的方法、理论与学术目的等，考古学的学术目标主要是通过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地下遗存研究来探索人的活动。这也是瓷窑址考古研究的最终目标。
聚落考古是考古学引进社会学及人文地理学原理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的考古学研究，目的是探讨居住于同一聚落中的人与人的关系 ( 或曰聚落社会的结构)和聚落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以及聚落社会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2）。换言之，就是探讨单一聚落中各遗迹之间关系、不同聚落之间相互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聚落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Trigger 干脆认为聚落考古学是利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的一门学科（3）。
具体到瓷窑址考古研究中，包括了单个窑场基本格局的研究，包括淘洗、拉坯、修坯、上釉、烧造、产品堆放、废品丢弃等环节；作为完整产业链的窑业生产研究，包括资源的来源、加工、烧造、运输、产品使用地研究；窑系的时空格局、扩张、窑业的交流与互动及以窑业为载体的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研究；窑场设立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也即人地之间关系研究等。这些研究内容立足于瓷窑址，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瓷窑址考古研究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使用“陶瓷考古”这个概念更加适合。陶瓷考古是以陶瓷为载体，主要研究陶瓷背后人的活动，包括生产者、运销者、使用者等，以及影响陶瓷背后这些人类活动的各种社会与自然因素，也即以陶瓷作为切入点，构建社会历史发展的框架。
因此陶瓷考古除了原来瓷窑址考古强调的包括产品的产地、生产工艺流程、窑系的时空格局等基本内容之外，更强调的是产品的流向也即产品消费以及支配这些行为的社会政治、经济、习俗与生态环境等因素的研究。如果说原来的瓷窑址考古主要探索的是产品的哪里生产与如何生产问题，而陶瓷考古则加上了为谁生产和为什么生产的问题。
而我们最近几年的考古工作，正是遵循着“陶瓷考古”这一理念在浙江进行着广泛而持续的考古活动，浙北东苕溪流域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宁绍平原的越窑遗址、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址等莫不如此(限于篇幅，关于陶瓷考古的思考与浙江陶瓷考古的新实践，将作专文介绍)。在东苕溪流域，我们除了先秦时期庞大窑址群的发现、原始瓷起源过程及其详细发展过程的确立、先秦原始瓷生产工艺流域的研究等之外，我们还对整个区域内包括遗址、土墩墓、城址等在内的遗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记录，确认钱山漾文化之后、绍兴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之前的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于今天的东苕溪中下游地区，表现在大型遗址群的出现、城址的出现、围绕城址与遗址的专门手工业区－原始瓷窑址群的出现、独具特色的埋葬形式－土墩墓的形成和最重要分布区等方面。
在这一区域，我们确认了马桥文化时期大型城址--下菰城的存在。下菰城北靠和尚山，东南临东苕溪。现存内外两重城垣，总面积约68万平方米。传统上认为这是战国春申君的封邑，是战国时期一个边邑。2010年我们调查与勘探发现，无论是内城城墙还是城内地层中出土的陶片，其时代没有晚于商代的标本，因此可以初步判定下菰城应该是马桥时期的一个城址。在城外高地上分布着几个包含有先秦时期遗存的遗址：高岭、戈山、东头山、吴十坟墩等，与城址有较紧密的联系。
从遗址调查材料来看，浙江北部的苕溪中下游是马桥文化时期至西周春秋时期遗址的最密集分布区之一，这一带不仅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而且等级高，因此苕溪中下溪地区是马桥文化时期至西周时期遗址的中心分布区。其中一些大型的高等级遗址紧邻下菰城东北面分布，有钱山漾、基山、毘山等，东边开阔的河网区是大量的中小型遗址。
苕溪中下游地区处于东部一马平川的环太湖河网平原与西部高峻的莫干山脉的过渡地带，其流经的区域既有连绵起伏的低缓山丘，也有较开阔的水田与纵横的河流，是古代人类理想的棲栖之地，从历年调查材料来看，这一带是先秦时期土墩墓的最重要分布区：其数量庞大、分布密集，其中仅在长兴县一地目前即已发现329个地点共计2840多座土墩（4），在苕溪两岸的许多低缓山头上，均可见隆起的土墩墓封土；出现时代早、序列完整、种类齐全，最早从夏商之际的马桥文化时期出现，历商代晚期、西周、春秋、战国各个时期，包括平地掩埋型、土坑型、石床型、石圹型、石室型等所有类型的土墩墓。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一带应该是江南土墩墓的起源地，也是中心分布区。
由此，整个区域内夏商西周时期各类型遗存的分布逐渐清晰：以下菰城为中心；紧邻下菰城东北面是钱山漾、基山、毘山等大型遗址，东边开阔的河网区是大量的中小型遗址；苕溪西岸的低山上分布着大量的土墩墓；西南边不远处是青山原始瓷窑址群是最重要的手工业区。下菰城几乎处于区域内各种类型遗址的中心位置。不同区域按其地理环境而有不同的功能分区，这种功能分区显然是经过精心规划并严格布局的。
下菰城的这种布局，与处于东苕溪中上游的良渚古城具有许多相似性：两城均处于东苕溪畔，紧邻苕溪布局；两城规模均处于同一地区遗址遗址规模的顶端，并处于同一地区遗址群的中心位置；周边分布着密集的遗址、墓葬等遗迹，其密度与等级均超过周边地区。良渚古城是公认的整个良渚文明的政治中心，是良渚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而下菰城应该具有相似的政治地位。
青山一带的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群，正是围绕这个政治中心布局，是这个严格规划的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是马桥文化时期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基地，也是商代中期以前独立于居址之外的唯一种手工业门类。其产品主要流向于作为政治中心的下菰城以及周边毘山等大型遗址与东苕溪岸边的高等级土墩墓中。因此原始瓷器是本地区象征身份与地位的显赫物品。它的烧造，是本地区的文化经历了良渚文化的高度发达及钱山漾文化的低谷后，伴随着环太湖地区社会再次复杂化的进程开始作为显赫物品而开始。
由此，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初步回答了原始瓷哪里生产、怎么生产、为谁生产、为什么生产的基本问题。在其它地区，我们也将沿着这一轨迹一路前行。
浙江陶瓷考古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旧是窑业的时空格局问题。
除东苕溪的原始瓷外，我们知道上虞的曹娥江流域是汉六朝时期的窑业中心、上林湖是唐五代北宋时期的窑业中心，而龙泉则是宋元明时期的窑业中心，这些地区都有庞大的窑址群。但我们至今仍旧无法回答这些窑址群内详细分期基础之上的窑址数量与基本面貌问题。更不要说省内各窑系之处的交流与互动、省内外窑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了。还有什么是婺州窑与瓯窑？龙泉窑从哪里来？台州地区的窑业算什么？没有详细的调查、勘探与节点性窑址的发掘，这些最本的问题现在都不能回答。
其中上虞地区是成熟瓷器的起源地，同时在东吴前后迎来了成熟青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个起源与兴盛过程都需要我们对这一地区的窑址进行详细的调查与分期、排比梳理，这是研究的前提，除此别无他法。只有回答了哪里烧与怎么烧的问题，我们才能进入下一步的为谁烧与为什么烧的问题。而我们正在大部分的工作，都还在前一阶段上。浙江目前的陶瓷考古工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扯远了，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本论文集编写时的一些基本原则。任先生非常谦逊，认为文章应该保持原来发表的原貌，因此收录的文章均是当年发表的原文，仅个别错字作了改动；因新材料发现使一些认识需要作小的修订的，我在文章的后面会有一个简短的说明；文章当年发表时多数没有线图与照片，这次尽量能够配齐，以方便对文章的阅读与理解，当然，同样的内容我们尽量集中在一篇文章中出现，这样有时候会显得有些文章照片多、有些文章照片少甚至没有的不均匀性。这部分工作主要由我完成。
在编写过程中，谢西营承担了大量的文字整理工作。沈岳明、邓禾颖、厉祖浩、谢纯龙、杜伟、高宝萍、陈云、刘荣华、梁岩华、伍显军、周燕儿、周光贵、吴东海、谢文君、吴巍巍等先生提供了部分照片，线图由程爱兰重新进行了描画，在此一并致谢。同时，对于文物出版社谷艳雪、王媛两位编辑为本书付出的大量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再次向我们的前辈们致敬，正是他们的开创之功，才有浙江陶瓷考古之日之格局。
郑建明 谨识
2017年 杨梅节 于上林湖畔
注释
（1）王光尧：《关于陶瓷考古的几个问题--代“土与火的艺术”专栏主持辞》，《南方文物》2008年第1期。
（2）张忠培：《聚落考古初论》，《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严文明：《近年聚落考古的新进展》，《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严文明：《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中原文物》，2010年第2期
（3）Bruce G.Trigger :settlement archaeology–its goals and promise,American Antiquity ,volume32,april 1967 number2.
（4）李刚：《长兴县土墩墓调查报告》，见林华东、季承人主编：《中国柯桥越国文化高峰论坛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
（作者：郑建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是文物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任世龙先生《瓷路人生－浙江瓷窑址考古的实践与认识》一书编后记，此处与书稿略有增删。编辑任先生的论文集，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值此先生80华诞即将来临之际，书稿得以付梓，也算是了一个心愿，并以此恭祝先生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