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国当代著名现象学家、艾希施泰特-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哲学系教席教授瓦尔特·施瓦德勒（Walter Schweidler）应邀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讲座，并接受了本报专访。
原文 ：
《“现象学能够打开一个视域”——访德国当代著名现象学家瓦尔特·施瓦德勒》
编译
| 上海社会科学院 钱立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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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瓦尔特·施瓦德勒（Walter Schweidler）：
德国当代
著名哲学家施佩曼的重要弟子之一
，德国当代著名现象学家瓦登菲尔斯哲学教席的接任者，
德国
政治哲学
（里德学派和“人的尊严”问题等）和
现象学
领域的专家。2000年-2009年，在德国波鸿大学哲学系任教席教授。2009年起至今在德国艾希施泰特-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哲学系任教席教授。他发表重要论文百余篇，主要代表作有《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概念》（1983）、《精神力量与人权：人权的普遍性要求与第一哲学问题》（1994）、《好的国家：从柏拉图到当代的政治伦理学》（2004）、《论人的尊严：人格的本源与生命与文化》（2012年，并于2017年在人民出版社中文出版）等。
《社会科学报》：
作为现象学家，您在多个哲学分支领域都有过研究，可否请您简单地谈一下您的
研究生涯
？
瓦尔特·施瓦德勒：
我当初只是以间接的方式进入现象学领域的。我在博士毕业论文（
《克服形而上学》
）中深入研究了海德格尔的著作，并且像他那样把现象学视为一种方法，而不是哲学的原则。我认为，对海德格尔来讲，
描述现象的目的在于把人们的思想逼向极限，到达现象性的根源处，而这种根源本身并不是现象。
在这方面，他和维特根斯坦很接近，后者在1930年代也有过一段“现象学时期”。博士毕业之后，我作为年轻的教授和助手，以某种方式跟随了伯恩哈特·瓦登费尔斯的思想，深入研究了梅洛-庞蒂和利科，并在2000年接替了瓦登费尔斯的教席。
《社会科学报》：
在您看来，您这段研习现象学的经历对于您的研究工作具有怎样的意义？
瓦尔特·施瓦德勒：
我现在深信，
现象学能够打开一个视域，使我们能够以非形而上学的方式思考现象性的根源，这种根源本身不是现象，但只能通过现象来触及。
我们在时间哲学中找到了关于现象性的非形而上学思考的关键线索。关于时间的哲学有一个很大的论题域，比如人格（“叙事性的同一”）、历史性的存在（“文化”）、人类身体的本体论意义（“肉身性”）以及艺术作品等。我目前正在写一本书，是关于“另一种时间”的，比如神话的时间、诗人的时间、各种思想的时间、真理的时间等。我认为，
在这“另一种时间”里能够发现现象性的根源
。因此，作为一种方法的现象学是20世纪至今的哲学的一个本质特征。然而，人们不该忽视，在如何思想的问题上，还有某些教条性的观点也声称自己是“现象学”，从中产生了某种高度直觉性和神秘式的理解方式，这在伦理学和美学领域尤为突出。
《社会科学报》：
近几十年来，您关于人与人性的著作被视为继承与发展了罗伯特·施佩曼的思想。您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在关于人类的思考方面，您和您的导师主要差别或不同的侧重在哪里？
瓦尔特·施瓦德勒：
我在1993年完成了教职资格论文之后，才开始真正明白施佩曼哲学的精髓。他在1996年发表了关于人格的伟大著作，这是我的入门之径。
施佩曼的伟大洞见涉及自然与理性的关系。
自然不“是”任何东西，它是一切活物“具有”的东西，是在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差异性中显示出自身的东西。所以，我们
人类的自然，是在人和其他自然存在者的差别中显示出来的，但这不是把人和这样的自然割裂开来，更不是营造对立。
因此，文化与历史绝不是和自然相对的概念，而是体现了自然的真正内涵，正是自然一方面把人类和其他自然存在者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并没有把人类彻底从其自身的自然条件中解放出去。然而，
人类的自然有其独特之处
：我们既具有人性的自然，又超越了这种人性自然，也因此一般地超越了自然。通过思想、语言、逻辑、数学和艺术，我们超出了单纯的自然。但尽管如此，
我们的自然仍是所有这些能力的必要条件。
这是我从施佩曼那里继承的最为重要的论题，最初体现在我2012年《论人类尊严》这本著作里，然后出现在我关于“另一种时间”的研究里，我希望这项研究成果可以在未来几年里出版。不过，施佩曼实质上对形而上学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而我并不接受这一点，我认为，他的伟大洞见同样可以对一个非形而上学的、探讨时间和人的哲学来说富有成效。
《社会科学报》：
有人认为，按
斯多亚主义
和
康德主义
的看法，
人类的尊严基础在于人类的某些先天能力
，它们不能从经验性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个层面上也无所谓缺陷或不足。您如何看待这类观点？考虑到人类与生俱来的某些非人性或非理性的方面对共同生活可能造成不良影响，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方面？
瓦尔特·施瓦德勒：
我们必须要理解经验和经验科学的差别。
人的本质以及人性的本质是不能够通过经验科学的方法来发现或解释的，但它又毫无疑问植根于人类关于自我和他者的经验。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所讲的以及后来施佩曼在《幸福与友善》里所进一步发挥的那样，这类具体的经验对于思考我们如何经验到存在本身而言，具有范例性意义。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成为”自己、“成为”一个人、“成为”一只蝙蝠等，而只有从这些基本经验出发，我们才可能知道
什么叫“成为”一个约束变量的值
。我们凭借语言、思想和想象，把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扩展为关于一切存在的知识。这些能力基于我们的自然或本性，但也取决于造成我们和所有其他自然存在者差别的东西，这就是主动去认识事物的自由意志，以及遵照我们必须归于一切生物的权利来行事的自由意志。
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自由地反其天性而行动、不拘泥于既成事实的存在者。
自由意志使我们能够寻找真理、表达真理，也能够说谎和操纵事实。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和教化每个人对于自己和对于世间万物的经验与责任。
《社会科学报》：
恩斯特·卡西尔说过，不能仅仅把人类视为“
理性的动物
”，还应该把人类看作“
符号性的动物
”，我们是通过创造符号及其他文化产物而成为自由的人。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符号行为与实现人类尊严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