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丽，
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审美人类学。
张勰，
云南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审美人类学。
苏格拉底的“对话”通常被视为西方哲学的开端，而对话本身也正是在不同对话者所构造的视差之中洞见真理。对话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冒险，而非是对既有理论的再现。哲学家需要面对提问者所带来的他异性视角，并在对话中呈现彼此的观念和思想，这是一场聚集与流动同时发生的历程，新的问题也由此衍生，并共同汇聚于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因而，对话的目的并不在于得到固定的答案，而是在对话中不断地探寻思想的极限和边界，并对之进行照看与增补。
王杰教授主编的
C
ontemprary Marxist Aesthetics and Criticism: Interviews with Western Scholars
（《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批评：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一书选取了中国学者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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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西方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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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话，涉及了审美意识形态、审美革命、审美教育、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先锋派、民族音乐学、心理学美学等重要话题，为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术旨趣与新动向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视角，呈现了跨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差异性与共通性。中西学者间的对话构造了一种理论视差，也正是经由此种视差，我们得以窥见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境遇与问题、跨文化语境下中西视差之
见，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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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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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高潮向低谷的转变，社会结构与国际形势的剧变是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随着欧洲产业结构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规模逐渐减小，而广义上的中产阶级逐渐增大，这使得新自由主义政党逐渐取代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影响力也逐渐式微。对此，特里·伊格尔顿、约翰·汤普森（
John B. Thompson
）、
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Alex Callinicos
）这三位英国理论家都在谈话中，将撒切尔夫人执政视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衰退的标志，汤普森直言“在撒切尔事件之后，如果工党试图依靠随着时间推移而衰落的传统工人阶级，就永远无法再次赢得政权”
。
后来的新工党不得不在选举中吸引传统工人阶级之外的社会群体，尤其是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在这种总体性的衰退下“在整个反对资本主义的阵线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仍然作为一支较小的力量而存在，但并不是其中坚力量”
。简言之，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衰退为一种边缘化的政治力量，但它也正以此提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人类学之维及其当代转向。
相较于政治上的衰退，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原有的政治经济领域延伸到了艺术、美学、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等领域之中，其思想谱系和研究路径变得更为多元。在此背景下，王杰向伊格尔顿和肯尼斯·苏林（
Kennth Surin
）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伊格尔顿坚称自己并非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它意味着“那些在某些方面保留着马克思主义，但总体上已经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其他学说的人们”
。那么，在政治衰退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对于伊格尔顿、苏林和卡利尼科斯而言，坚守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意味着对历史的坚守，并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边缘化而放弃历史走向其他领域。同时，反资本主义也并非独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标志，马克思主义者与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者需要阐释自身与先前历史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之中。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们并不固守既有的理论框架，他们也尝试在新的语境之中激发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在走向其他领域的过程中放弃马克思主义本身。用苏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使用马克思给我们的
东西，但我们必须使它与时俱进。我们必须采用新的观念来强化马克思自己提出的概念，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进而要求我们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船，并将自己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可见，这并非否认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下的力量，而是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聚焦于政治经济领域，在西方国家普遍从工业化走向去工业化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框架已经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矛盾。对此，迈克·桑德斯（
Michael Sanders
）直言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贴近于当下资本主义的具体现象，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之一就是坚持分析整体性，分析文化表象与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后结构主义的各种理论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同样的分析能力”。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衰落抑或“边缘化”，是一个具有悲剧性的事件，对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身份的认同与坚守，并非是与其他左翼理论划分界限，而是一种在悲剧性中探寻乌托邦之力量的实践。
在政治衰退而理论多元化的背景下，人类全面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也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向了美学，并与康德和席勒的美学产生了紧密的联结。与此同时，对解放议题的探寻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任务，这要求理论家们重新审视审美形式、审美经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掘审美活动的解放潜力。在王杰、徐方赋与桑德斯的对话中，桑德斯解释了自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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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宪章派诗歌的美学诉求，他认为“审美是开启人类潜能的钥匙，审美所关注的是人类需要解放的潜能”。作为与政治实践同等重要的审美实践，宪章运动中工人创作的诗歌对于唤起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尤为关键。诗歌能够创造连接不同工人群体的共同经验，这种共同经验对于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尤为关键。相较于政治实践，美学的意义在于探究如何抵御异化的运作，政治实践是从制度上来消除压迫与剥削，而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则是需要经由审美实践来消除。正如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
。换言之，人的全面解放既包括制度上的变革，其深层次指向的是人的感性解放。
对解放问题的探求促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得不超越文学和艺术的局限，不能停留在分析艺术形式的层面，要将研究的视域拓展到更为广阔的感性经验之中。朝向更为广阔的感性领域，意味着回归作为感性学的美学，探寻日常经验之中的革命力量。对于阿列西·艾尔雅维奇（
Aleš Erjavec
）而言，审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任务，他认为其中的审美（
aesthetic
）并非是艺术（
art
）的同义词，“而是艺术这一词汇的增补，从特定的艺术经验拓展至更为广阔的生存领域和想象经验，包括政治、经济、身体、技术等维度”，这意味着审美革命要从根本上来改变人们体验和感知世界的方式，而非仅仅是艺术技法上的改变。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而言，审美革命具有双重效用，它提供了一种重新看待艺术史的视角，同时也开启了一种属于美学自身的政治，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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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学转向美学的忧虑
。政治上的衰退确实是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美学的关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学不具备属于自身的政治性，或者说脱离了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就必然沦为理论话语的符号游戏。其原因在于，审美革命已经成为当代艺术重要的内核，从先锋派到当下的社会
参与式艺术，艺术家们都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介入社会。在此意义上，审美革命并非是理论家们的话语游戏，它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构造视差是阅读《对话》一书的路径之一，
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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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话包含着诸种差异性，包括中西语境间的差异、学科间的差异、研究路径的差异。然而，单一的差异性并不能构成视差，它所标示的只是主体间的差异，生成视差的意义在于经由他者而洞见主体自身不可见的部分。按照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
(Kojin Karatani)
的理解，视差意味着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移动，在改变观察位置的过程中，通过他者的视角来洞见主体性中被固化的部分
。因而制造视差需要不断地来回移动，只要运动停滞下来，视差就会丧失其陌异性。正如眼睛能凝视外部的事物却不能窥见自身，主体也只能通过他者来窥见自身的盲点。
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而言，构造视差是为了照见当下的发展样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在不同的视差中发掘新的生长点，不断地在当代语境中回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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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话具有丰富的文本间性，形成了富于开启性的“声音蒙太奇”之审美效果，为构造视差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具体而言，身份认同的差异往往意味着不同的视点，与伊格尔顿不同，民族音乐学家安东尼·西格尔（
Anthony Seeger
）并未将自己标识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影响他学术态度的重要事件。在此，伊格尔顿与西格尔构成了视差，不同的身份认同往往能开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西格尔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理解为是马克思著作中“最具有人类学色彩的作品，几乎是对
1848
年法国事件的民族学研究”
，并且从中洞见了艺术作为历史记忆的力量。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变革中历史记忆与当下的关系，追寻历史记忆是为了将其作为变革当下的力量，而非是回到过去
，西格尔借此来理解视听档案馆对于共同体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些民族的官方历史都是由殖民者所撰写，最原初的声音和艺术形式往往保存于视听档案之中，这些档案可以成为展开变革的重要资源”
。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而言，艺术在殖民地解放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或者被简化为革命的象征，西格尔的研究则是提醒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边缘族群艺术创作的关注。
与西格尔类似，英国艺术家约翰·鲍德温（
John Baldwin
）并未将自己标识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从艺术创作和生命经验的维度来理解自身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鲍德温的母亲和祖父是共产主义者，他很小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策展活动中，他开始思考消费品与艺术的关系，并从学生时代收藏的《共产党宣言》中找寻灵感，他说
：“那本书里已经预言了消费社会的泛滥，预言了人类对消费品、原材料的无限需求，预言了这种情形的全球化趋势。”于是，鲍德温将那本《共产党宣言》放入了他的展览之中，试图让哲学进入到实践的领域之中，与民众的生活发生关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的背景下，鲍德温在对话中所披露的生命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并非仅仅是冰冷的理论话语，它要以更为可感的方式介入到对社会的改造之中，让理论话语变得可感，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任务。
此外，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也是构造视差展开阅读的一条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正是新左派和女性主义兴起的时刻，二者之间具有微妙且复杂的联结。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女性解放并非是一个割裂的存在，但是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往往也被阶级话语和一种总体性的解放所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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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对之进行了修正，突出了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和身份的多元性。在此背景下，追寻身份多元化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语境中的政治目标。戴维·奥尔德森并不反对这种对多元化的追寻，但是他也在对话中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退场使得宏大叙事逐渐转化为微观的身份政治，并且让新自由主义消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可感的共同目标”。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交织并非易事，历史学家的汤尼·白露（
Tani Barlow
）的处理方法则是从日常革命实践的维度去洞察和书写女性经验，进而揭示女性主体的历史性。在汤尼·白露看来，我们不必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锚定一种确切的关系，保持二者之间的流动性能够创造更为多元的视差。正如在谈话中提到的杂志《
m/f
》，该杂志的编辑拒绝表明
m
和
f
具体代表什么，因为“它可以代表马克思主义
/
女性主义，也可以是男性
/
女性”
。换言之，重要的是融贯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力量，理论上的差异所导向的是互补共融而非排异互斥。
此外，《对话》主要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视角向西方学者提问，一方面“让”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其差异如其所是地显现，另一方面，发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最新发展动态的一般性意义，并最终回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议题与实践之维。诸如王杰谈到，在过去三四十年以来，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与西方美学不同的是，中国当代美学多偏于思辨性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尚不充分。本尼特则指出，美学实则是一种治理形态，而就现时中国美学的社会作用而言，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回答：（
1
）美学同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形式之间有何关系？（
2
）在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并向全球化进程开放的条件下，美学发挥的是怎样的作用？而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学者需要做一些实证研究，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
通过构造视差，我们可以激活不同对话间的文本间性，让马克思主义以更为多元的方式展开。在此，构造视差的意义就在于从被遮蔽之物的显现中洞见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长点，进而从具体的语境中激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活力和实践性。
访谈集目录
回溯过去的目的在于走向未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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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话中，不少学者都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困境来谈论各自的研究进路。诚然，半个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退已成事实，其发展遭遇了重大挫折，总体性变革的构想被消解为新自由主义框架内的微观政治。不过，在伊格尔顿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困境是暂时的，人们需要发掘悲剧中的肯定性力量，而非困于左翼的忧郁和绝望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而言，探寻审美解放的可能性，是从困境中获得肯定性力量的必要尝试，这要求研究者们不断地突破学科边界，在回应当下社会议题的过程中，激活理论自身的介入性和实践性。也因此，参与对话的学者们尤为重视理论与当下生存境遇之间的关系。
王杰从伊格尔顿《人生的意义》一书引出对当代青年生存境遇的讨论，他说：“虽然中国和英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究竟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也十分尖锐地提出来了。许多年轻人失去了生活的方向，物质利益湮没掉许多真正重要的东西。”
意义的缺失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症候，它不单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终极追问，对于伊格尔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形而上学的沉思必须与实践相伴，“
人生的意义与其说是一个命题，不如说是一种实践。它不是深奥的真理，而是某种生活形式
”。实践意味着要将静观的沉思转化为具有介入性的力量，让人的自我实现冲破个体的领域为他人创造自我实现和发展的空间。这种抵抗生存困境的实践被伊格尔顿赋予了浓厚的美学色彩，人生的意义并非局囿于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而是一场悬置目的之规定性的审美实践。
人生意义的缺失仅仅是当代生存困境的冰山一角，如何激活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性成为当下亟须
回应的问题。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与功能，恢复艺术作为审美实践的介入性，使之治愈社会与个人的现代性之伤。其原因在于，当下的资本主义已经衍生出一套更为隐秘的管控秩序，艺术不单被左翼知识分子分寄予着抵抗异化和拯救人性的愿景，同时还被资本主义作为管控欲望和感性的重要手段。用贾斯汀·奥康诺（
Justin O
’
Connor
）的话来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资本主义成为了差异的生产，它通过寻求差异和个性来产生价值”。表面上，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文化产业，已经不同于阿多诺所批判的制造同一性的文化工业，但实质上，二者依旧共享着同一种管控逻辑，人们依旧只能在文化生产的缝隙之中探索解放的可能性。对此，王杰提出了一个难以回应却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当下，艺术的启蒙功能该以何种形式存在？艺术是否还能发挥照耀性的作用？”
奥康诺的回应则是点明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一个方向，亦即，从更为广阔的领域中探寻艺术的实践性。他认为，“艺术的启蒙力量仍然存在，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相关联，艺术也是人类自我实现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只不过，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去找寻艺术的力量，而非局囿于狭义的艺术之中。
关于艺术如何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功用，是《对话》聚焦的重要议题，主要体现审美革命、审美治理、审美资本、审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