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的主流认知体系中，“民主”作为一种基本社会治理模式，被冠以“政治正确”的光环。只要是民主的，就是优秀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而相应的，人类社会治理的另一种基本模式——专制，则成为“腐朽”、“落后”的代名词。理应被人类唾弃、淘汰的。
而这种“民主”、“专制”二分法之所以会出现，并成为所谓“普世价值”，与西方文明的大力鼓吹有极大的关系。今日的西方世界，基本上都采用了“民主”治理模式，这种情况下，它们当然需要力争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同时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体系的大幅领先，也为这套说法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根据这套理论，那么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凡是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都应该被视作是历史的进步；反制，由民主向专制的变迁，则毫无疑问应该是历史的倒退。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并非如此。别的文明体系且不说，哪怕就是西方文明体系内部，西方人似乎在具体操作中也并不这么认为。最典型的就是罗马，这个世界公认的西方古典文明代表，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民主向专制的大“逆转”。
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逐渐抛弃了延续几百年的“民主”制度，转而投入“君主专制”的怀抱、国家体制也从共和制转向帝制。
而这一次转型，却得到了西方主流世界的一致认可，几千年来，凯撒、屋大维被西方人高度歌颂，而那些作为古罗马民主制捍卫者的的元老院的元老，却被视作“守旧”、“冥顽”的代表。
当然，罗马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全民民主，其权利分享主要局限于贵族阶层。至于罗马帝国君主专制，也并没有达到东方那种天下归于一家的高度，罗马皇帝的权力范围，以及统治合法性，都不能与东方世界的中国、波斯帝国皇帝相提并论。
但即便如此，由于这场转型过程中，权力的集中程度确实得到了大幅提高，所以依然是一次货真价值的民主向专制的转型。
如果按照今日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那这场变革，完全应该被定义为“反人类”、“反文明”才对。但前文中云石君已经说了，高度宣扬民主的西方世界，却对这次“逆流”，始终持高度认可态度，并大力歌颂——凯撒和屋大维先后封神，而刺杀凯撒的元老们则被污名化。
为什么在罗马变革这一节上，西方人的政治理念和历史认知会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呢？简单的说，是因为这种政治制度的转型，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适应了罗马帝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需要。而这种符合和适应，又从三个方面可以说明：
首先，在实现了国家崛起，以及完成了对意大利半岛的征服后，罗马人像他们的希腊前辈那样，开始了对环地中海地区的扩张与征服。
但罗马人的扩张，与古希腊是不一样的。希腊文明由于自身体量较小，内部又城邦林立，四分五裂，再加上本部希腊半岛的地缘区位过于靠东，稍显边缘。这种种因素，导致希腊人的力量比较薄弱，在对地中海板块扩张中，只寻求控制关键据点要津，然后以此为依托，构建出一套海上贸易体系，从中攫取商业收益便已满足。而对于深入环地中海周边板块，直接控制当地土地和土著人民，希腊人既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这个能力。
但罗马人不一样。罗马开始海外扩张时，它已经基本实现了对意大利半岛的政治整合，使整个半岛，都归于罗马这个单一国家体系控制之下——这与希腊半岛邦国林立，互相制衡形成鲜明对比。
意大利半岛作为地中海三大半岛之一，其生产能力远胜于仅仅作为巴尔干半岛延伸带的希腊半岛。同时，意大利半岛大致位于地中海几何中央，相较于蜗居东地中海的希腊半岛，它能够更加便捷的向整个环地中海板块施加影响。
以上三点因素，再加上罗马文明之崛起晚于希腊文明数百年，西方文明水平有了相当提高，技术上更加成熟，这一切决定了，罗马不会像希腊那样，只谋求控制海上贸易控制权便已满足；现在的罗马，有足够的能力去更进一步，实现对环地中海板块的土地征服，进而将海上贸易之外的陆上生产性收益也收归己有——换取话说，罗马有能力，也有动力去搞实实在在的土地扩张。
既然是土地扩张，那就不可避免的会与当地土著势力发生根本性利益冲突，这自然会招致当地土著的强烈反抗——这种矛盾和冲突，比之于希腊人仅仅谋求通商权，要明显大的多。
而在实现占领后，罗马又要强势掠夺当地资源（收取高额赋税，将异族土地分给罗马新移民，将异族人变为奴隶），这意味着这种冲突是大范围、持久性的。
罗马要想攫取利益，就必须确保对这些边缘板块的强力掌控，这又反过来，给罗马的权力中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能够有力的威慑四方。
这种情况下，罗马帝国的政治组织形式也需要相应调整——中央政府必须占据大量资源，并确保组织体系的高效有序运转——而垂直化的科层管理体系，明显比扁平化的分权制衡体系要高效有序的多。唯有如此，罗马政府才能保证对边缘反抗势力的绝对压制，维持帝国的版图和现有利益攫取模式。当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且政治运转体系越来越垂直化、科层化，民主向专制的转型，也就水到渠成。
这是从开拓角度而言的。而从守成角度来说，随着罗马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扩张，它所面对的敌人也越来越多，这里面不仅包含了许多军事力量强大的未开化蛮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也包含了许多比较成熟的大型国家和文明体系（波斯人、埃及人）。这些势力分布于罗马的四面八方，都对罗马构成威胁，如果罗马内部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缺乏一个合理的资源调配体系，很容易在这种围殴架势中落败衰亡。只有权力集中，形成凝聚力，罗马的规模优势才能充分发挥，这不仅有利于罗马集中力量，按照矛盾主次合理打击对手；而且也可以利用这种规模形成的威慑力，有效遏制外部势力的入侵欲望；或施展纵横之术，为自己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国家和文明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特殊的地缘结构，也为罗马的帝国制度形成提供了巧妙的支撑。
按照传统的标准，一个专制大型帝国的形成，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本部核心区，通过本部积蓄的强大力量，确保对四方边缘板块的强力压制。
中国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长江——黄河流域积蓄的强大地缘实力，使得中原王朝能够以此为基，实现对东亚大陆绝大多数农耕区的有力控制。
如果本部地缘实力不足，那么就算凭着一时的武力，能够实现对边缘的压制，但只要本部稍有政治波动，边缘就会蠢蠢欲动，甚至脱离而去——就算不脱离，却也会停掉不听宣，成为事实上的藩镇。
而罗马似乎并不具备中国的地缘条件。罗马的传统本部核心区——意大利半岛，虽然其体量在当时已开发的地中海板块中也算不错，但这种优势十分有限。埃及、迦太基、希腊半岛、西亚等等，都有比较强的生产潜力，文明程度也较高；至于中、西欧板块，虽然当时尚未有效开发，但阿尔卑斯山脉的存在，严重阻碍了罗马本部与它们之间的有效交流。再加上罗马帝国幅员辽阔，许多边缘板块，与意大利本土之间都相隔遥远，这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罗马中枢对边缘板块的有效控制。
通常这种情况，就算罗马可以在文明体系层面，实现对这些板块的同化，将他们纳入罗马文明；但在政治这种强组织关系层面，罗马本部似乎不具备实现对边缘高效控制的资格，最多也无非就是像中国的西周时期那样，采用封建制——罗马中枢最多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各边缘板块的罗马系势力，却能保留极大的自主权，只是需要对中枢朝廷承担一定义务即可，至于其内部却可高度自主，并不受中枢直接控制。
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罗马中枢基本上能够确保对各边缘板块的直接控制，各地总督受中枢指派，高度遵从中枢号令，割地称雄的现象并不常见。
之所以如此，与罗马的特殊地缘结构大有关联。罗马版图大致分布在地中海周边。地中海作为内海，其气候条件相对简单，远不如外洋（大西洋）那样波谲云诡，难以驾驭。这种内海的相对稳定，大大削弱了它的地缘屏障作用，使得人类即便是在古典时代，也可以相对容易的将其征服。
当罗马文明的发展水平，足以在相当程度的驾驭地中海后，那这片海域的地缘阻断功能就大幅削弱，相反，地缘通道的属性就逐渐凸显。而相对于陆地上崇山峻岭，地中海这条通道的自然环境反而相对简单，以海为路的成本投入反而比陆上要低，运输效能却要高的多——这位意大利半岛向环地中海半岛施加地缘影响力提供了良好的通道。
当然，虽然通道有了，但本部实力不足，依然是个无解的硬伤。意大利半岛总共就那么大，单靠它积蓄出的能量，想控制环地中海这么大一片地区，这多少有些小马拉大车之嫌。
不过，特殊的地缘区位，以及文明发展阶段的局限，帮了罗马的大忙。
前文中已经说过，意大利半岛大致位于环地中海板块的几何中心，而人类对地中海的有效征服，又使得环地中海板块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商业贸易体系——而意大利半岛又正好是这个商业体系的中枢所在。这意味着即便没有政治权力的加持，意大利半岛也可以凭着这种优势区位，分割到这套环地中海商贸体系中的最大一份蛋糕。凭着这一点，意大利半岛获得了远超自己生产能力的大量额外商业收益，进而使自身在环地中海文明圈内的优势地位得以更加凸显。
而环地中海板块，是当时西方世界唯一的文明板块。至于其他的诸如西欧、中欧板块，虽然在中世纪后逐渐崛起，但在罗马时代，都还是未开化地区。这意味着作为环地中海文明圈（其实也就是罗马文明圈）中心的意大利半岛，拥有无可替代的文明高地优势；根本不存在任何竞争者——这又极大的增强了边缘板块对它的向心力和认可度。
对进入各边缘板块的罗马系势力来说，由于所在地区文明程度偏低、开发程度明显不足，所以它们根本无法通过本地化改造、与本地土著融合的方式，来增强自己的独立性，积蓄出足够与罗马中枢分庭抗礼的实力；相反，为了巩固自身在当地的统治，它们要高度依赖意大利半岛的各种资源支撑，高度依赖以意大利半岛为核心的地中海贸易体系——直白点说，边缘板块的罗马系势力缺乏自立的本钱。
由于边缘板块无力反抗意大利本部，这种情况下，只要罗马的君主专制派势力，在中枢朝廷层面完成了由民主向专制的改造，那么各边缘板块的地方势力，也自然而然的只能向这个业已转型的中枢表示臣服。任何想依托边缘板块，反攻中枢的民主派势力，基本都不会有好下场——庞培、安东尼这两位巨头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
总而言之，罗马由民主共和国向专制帝国的转型，是其国家基本面发生变化，而自然而然的的结果。它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规律的体现，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从结果来看，这种转型，也确实对罗马这个国家和文明体系的发展、繁荣和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并让一手推动这种转型的罗马人享受了巨大收益（它们得以更好、更长久的享受到异族给他们提供的资源，提供的各式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