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165万亿人民币,2014-2016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1%;预计到2017年底,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将达188万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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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数量达到158万人,2014-2016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预计到2017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将达187万人。
●2016年,中国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100万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49万亿人民币;预计到2017年底,高净值人群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58万亿人民币。
●2016年,高净值人士数量超过5万人的省市共9个,分别是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四川、湖北和福建,其中东南沿海五省市(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率先超过10万人;全国22个省市高净值人数超过2万人,地区差距进一步缩小。
中国高净值人群投资心态、投资行为和人群细分
心态更成熟:重视“财富保障和传承”,资产配置多元化,对财富管理机构信任加深
●近年来,
“保证财富安全”、“财富传承”和“子女教育”
一直作为高净值人群最关注的财富目标,“创造更多财富”则被挤出前三位。
●从风险偏好的数据来看,选择
“高风险高收益
”投资的高净值人群比例约占5%,相较2015年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倾向于
“高于储蓄收益即可”
的人群比例则从2015年的20%左右大幅上升至2017年的近30%;与此同时,偏好
“中等收益水平”
的人群比例稳定在60%左右。
●高净值人群对专业机构的依赖度不断提升。
2009年,高净值人士的个人可投资资产仅有不到
40%
由机构管理,其中私人银行管理部分不足
15%
,绝大部分可投资资产仍由自己及家人直接投资;机构理财钱包份额在2017年上升到约
60%
,其中私人银行管理部分达到了近
50%
。
●回顾近两年,由于资本市场大幅波动,高净值人群的避险情绪逐渐升温,
银行理财等固定收益类产品
的配置比例有所增加,
股票及公募基金类资产
配置比例有所下降。2017年,高净值人群在银行理财产品上的配置约占其整体可投资资产的
25%
,相较2015年增加近一倍。
眼界更开阔:拥抱数字化革新浪潮,境外投资开始回归理性化
●调研结果显示,近
60%
的受访者愿意通过数字化手段与自己的客户经理沟通投资需求,提及率比传统的面谈高出超过15%。
同时,约
55%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通过微信/手机客户端/邮件的手段,跟踪个人投资情况以及获取私人银行提供的定期宏观、投资策略分享,提及率均比面谈高出近30%。
不过在兼顾便利性的同时,
保证信息和财产安全
是高净值人群对数字化服务的基本要求。
此外,对于涉及企业服务和税务、法律咨询等更加定制化的需求,超过
50%
的高净值人群还是倾向于选择面谈的形式。
报告显示,私人银行客户对“金融科技”和数字化革新表示期待。
43%
的受访者希望数字化的私人银行能够提供根据个人需求和往期数据的
定制化服务,
更好地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40%
的受访者期待能够通过创新手段多渠道实时地
获得专家投资建议,及时把握投资风向。
39%
的受访者期望未来的私人银行能够提供
智能托管和投资策略实时跟踪的服务。
●调研数据表明,高净值人士中拥有境外配置的人群占比由2011年的约
19%
上升至2017年的约
56%
。同时,人均境外资产配置占比自2013年起趋于平稳。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受访高净值人士中有超过
80%
认为
分散风险
是进行境外投资的首要原因,另有约50%的受访者表示
捕捉境外市场投资机会
是重要原因。
●从资产配置的类别来看,由于对境外市场的了解有限,高净值人士的境外资产配置仍然集中在
储蓄和现金、股票和债券
类产品等主流投资类别;而资产规模越大的高净值人士境外资产配置越为分散。
不少高净值人士表示,由于对境外市场的不熟悉,目前会更偏向于投向一些
“看得懂”的投资品种
,而对于复杂结构产品投资仍然较为谨慎。
●考虑到子女教育、房地产投资机会以及温和的税收政策,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
等国家境外投资热度显著升温,提及率相较于2015年均上升
6-7%
左右。
考量更长远:家族办公室服务需求显现,资产配置和财富传承业务受关注
●在本次调研中,超过80%的高净值人群对家族办公室有一定了解,该比例较2015年提高近15%。高净值人群普遍对家族办公室提供的各类服务表示出较高兴趣,希望家族办公室能满足其多方面需求,但其
尝试意愿仍有待提高。
●随着对财富传承思考的深入,部分高净值人士,尤其是超高净值人士,开始接触到
“家族治理”
的概念。财富传承的内涵更加丰富。
●调研数据显示,约60%的受访高净值人士认为
家族财富的保障和传承以及家族资产的配置管理
是其主要需求。同时,部分高净值人群,尤其是超高净值人群,
对家族企业未来规划和安排建议
表现出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