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真实故事》

有一天，卫茵找到我，让我帮她的新书作序。我答应了下来，又在电话里聊了一会。末了，她突然提起我求婚时候的事。

“要么结婚要么就分手吧，台北打给香港的电话费我实在负担不起了。”

她咯咯笑着，学着我的口气，说出这句被诸多媒体报道过的求婚台词。她又说，下次求婚记得说些浪漫的话，随后挂掉电话。

我想这一次她挂掉电话应该跟电话费没有关系，而是她已经把话说完了。那我呢？我说完了吗？我摘下眼镜，反复擦过几遍，最后意识到自己跟许多年前相比依然是毫无长进。

我们结婚之后，卫茵从香港搬到台北，同我住进一栋房子里。这是自然的事，结婚结婚，它意味着两个人从此要一起生活。那时我的事业正在上升期，而且看起来可以一直上升下去。于是我对她说，你不用再工作了，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她盯着我看了半天，最终没有说她想要做什么。

所以我心安理得地以为她想做“李太太”。

如今看来，这是一个错误。但在当时并不觉得。台湾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社会上对于“男主外女主内”天然达成了共识，甚至有些刻薄的人认为女性结婚后还在外工作，只能说明她的老公无能。

我也是如此，我出身在并不富裕的家庭，为了糊口，母亲一直在外工作。从小到大我没少听到母亲抱怨父亲没有能力，要让她操持家事，又要让她工作。耳濡目染之下，我自然认为“李太太”是卫茵的幸福归宿。一定是这样的，不然卫茵为什么会同意我蹩脚的求婚呢？

婚后生活的开始总是幸福的。

那时候同事们体谅我新婚燕尔，于是下班时间一到，我可以第一个回家。打开家门能闻到刚刚做好的饭菜香气，卫茵的手艺不算特别好，但是也绝不差。我们坐在餐桌上一起吃饭，随便聊聊天。

人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对于那些快乐的时刻，总是喜欢说“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但我却早就知道这样的日子是无法长久的。

我的事业正在上升期。

一个月后，我开始了频繁且无固定下班时间地加班。卫茵体谅我工作辛苦，每天每天为我准备便当。我会带着它去上班，但却不是每一次都会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当你跟歌手、编曲老师一起开会开到晚上九十点钟，这个时候歌手的经纪人说时间很晚了，大家一起去吃个饭吧我请客。通常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要把讨论工作的地点从办公室挪到某间餐厅的某张餐桌上，而不是真的下班了一起吃个饭。即便是以我的地位，也没办法说出，你们去吧我留在办公室吃老婆准备的便当这种话。

这是一种不专业。

而唱片行业需要的是专业。

同样的，唱片行业也需要绯闻故事。

我善于打造这些故事，无论是《爱的代价》还是《漂洋过海来看你》。那会我已经很有些名气，适当的有分寸的流言，会让大众更加乐于去听这些“有故事”的歌。

这是制作人应有的专业素养，而接受这些流言，也是作为制作人老婆的一项重要工作。

卫茵通常都会点点头，对此表示谅解，然后默默把便当的份量增加一倍。在这些时刻我无论如何都会把这些便当吃完，合作的歌手也好，歌手经纪人也好，终于能够表示一些谅解，我想他们是在表现他们的“专业”。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有一次我看见卫茵在某个综艺节目，主持人调侃着问她，所有跟我合作过的歌手里，她最喜欢哪一位？她大大方方地回答周华健，因为周华健绝对不会跟我炒绯闻。我才知道，在那些年里，她对于这一切是介意的。只不过“李太太”这个身份让她必须“专业”，必须表现出理解还有沉默，就仿佛这是她最重要工作。

不，不是仿佛，李太太就是她的工作，只是我现在才意识到。

如此这般，我便能够想象，我说出那句话的晚上，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是如何成为卫茵的噩梦。

“老婆，过几天我会找人放一些跟Sandy的绯闻。”

卫茵仍旧是点点头，不过这一次，她没有再做多一倍的便当。因为她已经不只是李太太，也成为了李妈妈。

孩子出生之后，我的家庭地位骤降。但是并不要紧，没有一个父亲会介意这个。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所谓的家庭地位降低，其实也意味着更多的自由。

我不再受到卫茵的管束，甚至可以穿着皮鞋踩在她精心打理的地板上，穿过走廊去厨房拿起我忘记带上的便当。

啊，皮鞋，啊，地板。我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因为我总会把便当忘在厨房里。卫茵每次看到，都会拉着个脸对我数落不停。

这件事过去有二十年了，但是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觉得这就是我们婚姻的缩影。

她总在一些我觉得根本无所谓的小事上面提出很高的标准，而我，也总是忽略她的要求，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我从不会真正脱下穿好的皮鞋，也不会动动嘴巴喊一句，卫茵，帮我拿一下厨房的便当。不管她说过多少次，我仍旧我行我素，悄悄地踮起脚尖，小偷一样向厨房走过去。

我们曾在无数重要的事情上为了彼此谦让、妥协，却从没有真正好好聊过要如何应对这些生活中的小事。也许这正是我们的婚姻最终破裂的原因……

Sorry，我说谎了，Sandy才是。

我第一次见到Sandy的时候，她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当时我手里有三个歌手要捧，忙得晕头转向分不清白天黑夜或是东南西北。我的老朋友打着让我放松一下的名号，约我去了一间还算有点情调的酒吧。我到了之后才发现，他的身边跟着一个不起眼的女孩子。

那就是Sandy。

Sandy当时也已经有些名气，却没什么明星的架子。一些眼光很好的小报已经看出她身上惊人的天赋，预言她是未来的歌坛巨星。但是她在香港发生了一些事情，于是沉默着跟着我的朋友来到台北，来到我的面前。

她那天没怎么说话，我也无从欣赏她宛如天籁的嗓音。我只记得我拒绝了朋友的请求，表示我没有时间再去为第四位歌手写歌作词。朋友却一再坚持，一再坚持。我苦着脸，拿出了最终的搪塞手段。

为一个歌手写下最合适他们的曲子或者歌词，并不是光靠灵感或者天赋，我说我需要对他们有足够多的了解，了解他们的嗓子，了解他们的为人，了解他们身上的故事，在那之后，我才能为他们创作。我摆摆手，坚定地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去了解她。

朋友还要再说些什么，Sandy拉住他，随后递给我一盒磁带。

这盒磁带我现在仍然留着，但我确实许久没有试过它是否还能歌唱了。

过了一段时间，公司层面的某个合作项目里，我又一次见到Sandy。我想就算我用了某个项目这样模糊不清的指代，你们也一定知道，这个项目的名字叫做《当爱已成往事》。

真是奇怪，明明我常常以制作人自居，却还是跟她合唱了这首歌。

真好啊，即便我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所有一切，我也还是会觉得，能够跟Sandy合唱这首歌，真好啊。

她送给我的磁带我听过了三次。是的，人只需要听过三次Sandy的声音，就会爱上她，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以为我对她就像每一个我捧红的女歌手一样，能够游离在安全范围之外，保持着对彼此都好的距离。

直到她开口问我。

“我听说，在大哥非常认真地为一个人写歌的时候，最终难免会爱上她，这是真的吗？”

这不是一个歌手应该问的问题，我也根本不该思考它的答案。

但是我沉默了，我应该是偷偷看了Sandy几眼，这完全是下意识的行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懂得察言观色的人，这几眼只让我看到了Sandy的气定神闲和自己的狼狈。

她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在Sandy提问的一瞬间，为什么几乎是同时钻进了我的脑子。我忍不住要去思考它的答案，要不然我大可以直接回答说：“这都是宣传用的手段。”或者“你看我现在像是爱上了周华健吗。”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会思考她提问的原因，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人会想得这么多，只能是心里有鬼。

后来我是怎么回答她的来着，是了，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之后，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凭我的水平，无论Sandy是什么意思，我都没办法给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回答，所以我最终还是跟她说了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