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

理想聚焦 · 公众号 · 公知 · 2017-03-02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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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简介：杨奎松

杨奎松，1953年生于北京，籍贯重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

文 | 杨奎松

来源：网络

摘要

胡适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救亡压倒启蒙”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

讲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定会讲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两个运动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不同之处在于新文化运动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学生爱国运动的时间比较短。对于两场运动的结果，李泽厚先生曾经有过一个论断，意思是说由于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生，导致启蒙运动的中断。

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思想倾向，从1915年陈独秀开办《青年杂志》到1918年年底，基本上宣传都集中在文学上，集中在有关民主、科学这样一些理念的争议上。很多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越来越感到更重要的问题是要对中国人进行启蒙，如果人的思想观念、文化和习惯不改变，仅仅靠军阀和政客去改变整个国家的状况，那是不可能的。五四时期是中国统治阶层最虚弱的时候，在军阀割据的状况下，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思想的自由传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机。

一战结束后思潮发生了转变，从1918年秋天开始，讲布尔什维克胜利的一系列文章、《每周评论》以及相关的谈论政治的文章逐渐出现。在1919年1月1号，由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主办的《新潮》的发刊文章就是“赤潮来了”，实际上当时已经不是在谈论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人权”和“科学”两个主题了。新文化运动的民主自由的宣传气氛，完全被打断了，所以李泽厚先生把它定义为“救亡压倒了启蒙”。

但今天我想对这个论断加以修正。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了。当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想观念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思想中打架，同时产生了各种困惑。

我要强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包括“救亡压倒启蒙”问题，其实从中国开始有救亡问题以来就存在了；二是中国和其它国家面临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类似的问题困扰着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围绕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执可能不一样。整个近代自有民族国家以来，到今天也不过就二三百年的时间，和以往的各种历史阶段相比，这段历史都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我们希望任何一种思想、观念很快的发生根本性的扭转，其实是不可能的。对落后国家来说，这样的问题就更明显、更突出。我们可以简单的将知识分子的本质比喻为社会的良心。所谓社会的良心，最主要就是在符合人类发展进步的公平原则基础上，保持一个价值观，为所有的人，包括富人和穷人发声。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想使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社会责任感，并坚守他的价值观，但客观上一直到今天，知识分子本身分裂很厉害。另外，在不同的国家，知识分子因为国家民族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他们所做的价值选择也不一样。我认为政治选择问题是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会面临的一个难题。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我认为有一个基本的趋向。首先毫无疑问，集体永远是高于个体的，个人是构成集体的要素，集体的生存和个体的生存之间存在非常强的依附关系的。在中国近代发展过程中，救亡压倒启蒙，个人服从国家，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思想倾向。可以举两位重量级知识分子的例子，他们两位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一位是严复，他是中国最早的翻译西方著名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家，他翻译了《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等。这些著作的基本倾向都是强调自由，主张尊重人权，特别强调自由和法治应同时对国家、社会发生作用。严复从最初翻译、介绍这些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开始，就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他开始主张中国要改变，最重要的是从个人自由做起，国家和个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个人没有自由，那整个国家也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严复的这种思想持续了好几年，他从1895年到1899年陆续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但是严复的思想从1903年以后发生了改变，他开始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国家自由，或是所谓的群体自由、国群自由。严复认为国群自由高于一切，个人应该为国家做牺牲，甚至个人自由应该受到限制。而到了1910年以后，严复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反对任何个人自由的阶段。

另一位是与严复同一时期的梁启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日本，接受了很多日本引进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他1900年开始传播自由思想，最终影响了很多人。但他的思想转变很快，从1902年底，他开始强调个人自由要受到限制，跟严复一样，强调中国应该实行开明专制。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以及经济发展基础根本不够学西方的样子，根本不可能搞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所以应该从专制开始。当然他讲的专制不是回到封建传统的那种专制，他讲的是所谓的君主立宪，是通过一种开明的方式实行专制，并且个人能够得到相当的国家保护。

所以最初的思想变化是从引进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他们在考虑怎样能更好的为国家服务。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中国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国家可能被瓜分的时期。1894年甲午战争的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与辽东半岛的割让，引起国内很多知识分子的担心。后来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戊戌变法跟甲午战争有很大的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紧接着又出现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年的《辛丑条约》又使得中国割地赔款。所有的这一切都对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很强烈的刺激。

对中国人刺激更大的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对满蒙权益各种各样的要求愈发突出。很多海外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生死存亡尤为担心。所有这些情况都直接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1902年起，严复、梁启超、康有为公开反对革命，革命党和改良派已经形成了非常激烈的对抗关系。改良派越来越希望国家能够被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控制起来，能够更好的集中、团结在一个政府之下，革命党的主张恰恰是要推翻中央集权政府。但革命党要推翻中央集权的政府，又不是真的要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府。虽然从孙中山的口号与纲领中可以看出他想建立共和国，也可以看到他对所谓宪政的追求。但如果看孙中山整个革命过程中的言论，特别是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他对国民和对未来党员的等级划定，包括他在中华革命党入党手续上所采取的盖手模方式。这一系列做法最终都可以证明，实际上革命党追求的同样是一种专制政权，只不过他们对未来有一个三步走的方案设计，经过所谓“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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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知识分子为救亡而转向社会主义

其实知识分子特别是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救国问题上，更倾向于用暴力、专制的方法来达到救国目标。然而辛亥革命后，这逐渐受到国人，特别是知识青年的鄙夷，他们开始怀疑革命党能不能真正按照他们所承诺的那样，让中国统一、安定和强大起来。如果革命党做不到的话，他们能怎么办?所以启蒙运动的发生，是有特定的条件和背景的。革命前后，他们看到了很多改良派也包括革命党各种令他们不满意的情况，他们把问题归结到整个国民的素质上来。他们认为首先要进行新思想的引进、传播和改造，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但到了1917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开始救国的时候，面对的是各种思潮相互碰撞非常复杂的时期。这和欧洲资本主义早期民族国家转型完全不一样的。

资本主义早期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从17、18世纪以后开始的，并没有真正的出现一系列非常激烈的社会运动，这是因为它们国与国之间，包括社会内部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分化没有达到严重的冲突、破裂程度。中国人救亡接触西方思想时，碰到的是三种思潮：一种思潮是康有为、梁启超早期进行改革时的那种思潮，即西方的宪政民主理论，中国人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百日维新，后来又有了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的产生。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又传来另外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对中国人突破或者说排斥自由主义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民族主义思潮。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期的南欧、东欧国家发生了爆炸性的成长，这种成长直接引发了欧洲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战争。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观念，特别是单一民族主义的思想观念，对日本、中国等亚洲落后民族，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冲击。

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救国的时候，要考虑的究竟是从个人开始，还是从国家、民族开始。究竟是要争个人的自由还是民族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所有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难理直气壮的提出“我们首先要争个人的自由”，因为国家面临的危机更大、更严重。除了民族主义以外，另一种很重要的思想潮流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发酵并且汹涌澎湃起来。这种思想潮流，直接影响到日本和中国，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

梁启超还在翻译介绍西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他同时就在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他在《新民丛报》发出这样的声音“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他的意思是19世纪是资本主义的世纪，是民主主义的世纪，但是从今天看来20世纪肯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纪。他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那套东西都会慢慢过去的。

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从梁启超、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的救亡思想中都含有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康有为并没有完全接受所谓的社会主义观念，但他接受的是更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的观念，他的《大同书》讲的是未来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终级理想。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够回避这样一个世界发展的大潮流。

社会主义在当年只是一种理想和思潮，没有任何一个实践的结果。但到了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的完成后，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欧洲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革命，更加沉重的冲击了中国的思想界。

李大钊等很多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开始出现了“社会革命”的概念。实际上所有人都相信，俄国革命所带来的思想与制度，正在改变整个欧洲，将来也会改变整个亚洲，毫无疑问，中国也没有办法避免这样一种冲击。所以对于救亡压倒启蒙，如果正确的说，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压倒了启蒙运动。从1919年到1922年全国的刊物和报纸，我们做过统计，有200多种刊物都刊登过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都介绍过有关社会主义的各种知识。有关社会主义的话题在1919年以后，基本上成为与社会舆论的主流。当时的《东方杂志》《北京晨报》《时事新报》等在全国发行范围很广的报纸，它们都有专门的副刊来讨论这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在地方上比较有名的报纸、杂志，公开的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取向。

从1919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整个思想界基本上已经被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淹没。俄国革命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最典型的劳兵政权，“劳”指工业劳动者，“兵”指士兵。这是俄国革命所创造的政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由平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俄国共产党是主张暴力革命的，同时它又是主张阶级专政的。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领袖克鲁泡特金公开站在了列宁这一边，号召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合作。尽管这个合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种号召在中国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到了1917年2月份，无政府主义者办的的《劳动月刊》开始公开鼓吹俄国革命是成功的，而且公开主张要向俄国人学习。1918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在《民国日报》上整版发表文章肯定俄国革命。当然他们强调的俄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所以十月革命以后，随着俄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俄国革命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

随着俄国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梁启超在当时虽然是赞同社会主义的，但他认为中国还没到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应该先发展工业，等国家富强了、资本强大了再去搞国家的社会主义。梁启超一派与以陈独秀一派发生了冲突，双方之间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胡适坚持走温和的改良道路，他与激进的李大钊等人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其实五四时期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哪怕是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思想主张同样是改良和自由民主，他们并不赞成所谓专制，更不主张使用暴力。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是非常突然的。如果按时间顺序看陈独秀的文章，会发现陈独秀在1920年5月份的文章中还主张要改良和反对阶级斗争，并主张资本家和工人要团结、要消除隔阂。毫无疑问，这种思想不是阶级斗争思想，这种思想并不符合俄国的共产主义，也不符合他后来成立的共产党的思想。但几个月后，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就完全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强调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并批判所有反对阶级斗争的声音。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当时，一位叫维金斯基的俄国共产党代表在1920年4月来到了中国，陈独秀和他密切接触了一段时间，在这之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主张要学习俄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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