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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
24楼影院（movie24luo）
。
评价新上映的纪录片
《二十二》
，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不容易在于：很难撇开特殊题材
（
慰安妇
）
带来的强烈情感，而就纪录片本身去评价长短。
就像很多网友所说：
这部电影已经超出了电影这一媒介本身，光是纪录的意义和价值就功德无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电影确实意义重大，这种纪录片属于最有功能性的影像，也回到影像最开始、最基础的本质：纪录与保留记忆。
作为评论者，提出批评的观点很是有些
“
站着说话不腰疼
”
，有人会说
“
你行你上，别人拍了就是好的
”
。说得很对，
这样的纪录片，能拍出来就是好的；能上映就预定了好评。
但也正因为此，大家可能会忽视一个问题，作为一部纪录片，它已经非常完美了吗？
能不能把它拍得更好呢？
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问题。
要注意的是，对《二十二》这部影片来说，不管处理的手法如何，观众情绪的波动都会降落在“悲愤，感动，铭记”的感情层面，这种预设如此牢固，看电影的过程就是不断确认期待的过程。
这部电影采用的拍摄方式是极为安静甚至寡淡的，也可以说确立了一种不在场的典范：尽力掩饰镜头的存在，完全弱化创作者的主观意识。
纪录片是特殊的拍摄方式，经常会面临一些伦理问题的困扰：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拍摄者与摄像机的关系，摄像机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
有的纪录片创作者喜欢介入，甚至在镜头背后发言，和拍摄对象沟通，甚至会安排明显的戏剧编排，也有的属于全然隐身的状态，不过分介入，采用旁观的方式，积累大量素材，然后通过后期剪辑、音效、旁白等等手段达到创作的目的。
但《二十二》的创作者属于：不仅拍摄过程中处于隐身状态（这没问题），在后期过程中虽然有配乐、剪辑等工作，给人的感觉还是隐身的。作为观众接收到的感动与悲伤，完全是通过这些老人们的直接讲述，导演的作用，没有凸显现出来。
所以这部电影看着看着，
突然像是一个孤寡老人生活状态的纪录，而不是慰安妇这一极为特殊与悲痛的群体纪录。
这是《二十二》的一点不足之处：题材本身就是一个高起点，但创作者并没有将这样一个厚重深沉的题材表达到非常理想水平。
这其中有现实的原因：
几位老人回忆往事潸然泪下，表示不想再提——当然不能进一步追问，这直接触碰了道德底线。电影中有一个段落，拍摄一位慰安妇与她的“日本儿子”，现场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女记者与摄影师，对着吃饭中的老人咔嚓咔嚓狂拍，佝偻瘦弱的老人毫不为之所动，也许是经历过太多这样的无良记者，也许是不知对方在做什么。
这段镜头，给人触动极深，老人像是一匹老兽，在那位记者与摄影师的注视中，毫无人之尊严可言。
电影中这些老人的后代也提过，之前不知道，各种报道出来后街坊邻居会有流言，对这些老人也是一种伤害。想纪录慰安妇的生活，但这些受尽苦难的当事人并不想过多回忆。
想纪录她们，想铭记历史，但可能对她们造成再一次的伤害。
这个悖论也是拍摄这个纪录片最大的难处。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很多特殊的题材都不会对当事人进行过分逼迫式拍摄，而是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渲染，比如可以插入各种史料（文字也好影像也好）；比如加重慰安妇群体起诉日本政府的内容；还可以加入更多志愿者的情节（本片中出现的那位在海南担任志愿者的日本女生就是很好的对象，可惜的是，完全没有对她的故事线进行深入）；又或者通过采访加害者反向表达这一主题，等等。
增加更多元、更深刻的一些处理，会将这个题材与承载的意义价值更大程度地表现出来。
当然，可能由于经费有限或其他原因，创作者无法实现很多创作目的。
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提出建议，也心存包容；毕竟够记录下历史，本身就是功德一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