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十五年到2017年，历史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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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热播，让黄仁宇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又大火了一把。这本书其实在历史爱好者圈子里早已传颂多年，甚至达到了“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地步。

黄仁宇在序言中开宗明义，称这本书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造成这些人物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总而言之，明朝的衰亡是由于“体制问题酿恶果”，明朝的帝王将相们再怎么贤明睿智，也都是无济于事，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帝国大厦一步步走向倾覆。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指出了导致明朝衰败的两大根源：

 一是经济体制全面失效。

明朝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为立国基础，在这个经济体制下，整个明朝帝国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在勉强温饱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农业经济虽培育出一个庞大的农村集团，但这个集团内部缺乏组织性，因交通、通讯等的落后难以实现互通有无，加上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财政税收制度和民间经济发展脱节，国家难以实现有效的经济管理。

二是政治体制陷入僵局。

明朝以“四书”中的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道德代替法制和行政来治理国家。其弊端是：一是因循守旧，在整个社会上形成教条主义和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一切施政纲领以“成宪”为准绳，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不允许去做，如万历皇帝在立储问题“废长立幼”的想法和张居正改革。二是道德代替法制和行政，容易造成法制不全滋生腐败，行政低能政府机构运作不畅。铸就文官集团“阳为道德、阴为私利”的“双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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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分析得有道理吗？

咋一看似乎很有道理，明朝在这两方面确实积弊深重。但是，如果仔细探究的话，笔者认为上述分析或者是犹如隔靴搔痒，或者偏离要害，并没有切中实质。

如果病根都没找对，再以此为依据开出药方，那能达到什么效果就很值得商榷了。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两条重新梳理一番。

对于第一条来说，以当时的明朝国情——人口众多，并且其中主要是农业人口，众多的小地主和自耕农就是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

明朝政府以中产阶级利益为先，按照现代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这是保证政治稳定的不二法门。怎么到黄仁宇这里，就成了问题所在了呢？

从明朝的历史来说，从建国时就是这套经济制度，如何解释明朝前期运行得还算良好，还出现过郑和下西洋这种壮举，到了万历朝就一下子不行了呢？

如果我们再把视角切换到当代的美国。美国社会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构成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白人中产阶级普遍收入下降，而感到失落及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正是这种不满带来的政治后果。

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强大，就是放弃现有的以金融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国力收缩，专注于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创造更多的中产阶级岗位，以保证社会稳定。但同时，这样必然会导致一段时期内的转型阵痛，拉低经济增长率。美国日趋没落的中产阶级同样是“缺乏组织性”，正在处于失业半失业中挣扎，国家难以有效地管理。

这么看来，黄仁宇倒是和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精英们，在观点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

如果我们观察的视角不再局限于明朝，而是当时的整个世界的话，就会发现，在明朝出现财政危机的同时，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也同步出现了经济难题。显然，根本的问题不是体制，而应当出在体制之外。

同样的逻辑，今天世界各国经济都出现了困难，中国和美国体制完全不同，要是把问题归在中国的体制或者美国的体制上，似乎都没有找准病根吧？

全球经济危机

黄仁宇的这个观点还有一个严重的逻辑漏洞，所谓的“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评价古人，此乃历史研究之大忌。

从现代的视角来看，明朝确实存在缺乏有效的定量行政管理手段的弊病。但问题是，在公元十六世纪，在地球上你就找不到一个国家采用了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明朝的管理手段在当时就算不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先进的之一，明朝至少还有记录十分完备的全国税收记录，同一时代欧洲那些所谓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连这些都欠奉，甚至都没有能像中国那样正常运转的行政系统。

和崇祯皇帝同一时期的英国查理一世政府，如果具有足够的组织性，能把税正常收上来，怎么会打起英国内战？两个世纪之后的法国，完全可以说因为缺乏“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所以才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如果用现代的标准要求古代，那基本不用看了，所有政府都是毛病百出。打个比方，你不能说秦始皇被赵高架空导致秦帝国的崩溃，根源在于秦始皇不能像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天天发推特吧？罗马帝国的崩溃，在于罗马境内没有通火车，因此罗马军队无法像普鲁士军队那样调度自如，应付各个方向的进攻？今天的历史系学生如果这么写论文，肯定别指望毕业了。

匪夷所思的是，黄仁宇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博士，居然就是这么评价明帝国的。他说，“明代官吏进行管理时，欠缺所需的重要统计数字。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料和人口数据，不过是粗略的估计。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中国其后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十六世纪的人，不能预见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是很正常吗？难道明朝官员都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才能符合黄仁宇的胃口？这样的话还讨论啥历史，直接去起点写穿越小说好了。

如果刨除“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这个强加的现代视角，更加客观的表述应当是：明帝国亡于财政崩溃。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偌大一个帝国，财政怎么说崩溃就崩溃了呢？

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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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了解世界历史就会知道，当时不仅明帝国财政崩溃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财政，就算还没崩溃，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理解当时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背景。

明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独特的，有两个唯一：一是唯一一个由贫苦农民登上皇帝宝座建立的大统一王朝；二是唯一一个起源于南方的大统一王朝。其中后一点尤为重要，这表明一个重要的历史趋势：中国的人口以及经济中心南移。

自魏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南迁成为历史趋势，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经济中心，这里面有两个重要驱动因素：

一是北方游牧民族越来越强大好战，甚至出现了一度横扫欧亚的蒙古帝国。同时汉人政府应对失误，和当代的欧洲各国类似，出于补充廉价劳动力等因素的考虑，不断接纳归附游牧民族成为“难民”，并允许这些“难民”内迁，导致黄河流域渐渐胡化，黄河流域对汉人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安全，逼得人口和经济南移，史称“衣冠南渡”。

二是随着“一带一路”贸易的发展，海路由于物流成本优势渐成为主流，依靠陆路的丝绸之路不仅成本上没有优势，而且因为战乱原因受阻，从宋朝开始，“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完全的海洋贸易。

明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其主要特征。经济发达的城市，大都分布在便于对接海上贸易带的沿海以及沿江区域，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北京作为首都，只是出于“天子守国门”的考量，但是本地财政是入不敷出的，大量物资需要通过京杭大运河从南方调运。明代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与当代中国颇为神似。

明帝国后期，以自耕农为主的中产阶级不断消亡，贫富差距拉大，地主豪强推动土地兼并，并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逃避相应的赋税；同时工商业大踏步发展，创造大量财富，却不承担税负。原先以农业实物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已经不能满足需要，税基大量流失，国家财政收入急剧下滑。于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一次货币和税收改革——废除其他货币，将白银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税收用货币取代实物，这就是张居正于1581年在全国实施的“一条鞭法”。

这里面有个背景很多人不清楚，中国境内没有什么银矿，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使用铜作为主要货币，到了明朝居然白银多到可以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为什么？

搞清楚明朝这些天量白银的来源，实际上就找到了明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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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追溯白银的故事，可以一直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雅典，这是一个关于中央银行和铸币权曲折演进的历史，以及贯穿整个西方历史的贸易战争和货币战争史。东方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贸易战和货币战（齐国是典型代表），但随着中国进入大一统时代，这些经历都被遗忘在历史角落当中。

西方的货币体系与东方不同，从一开始就是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并且铸币权从一开始，就是控制在个别国家手中。

希腊雅典文明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当时西方世界（当时的西方包括欧洲和中东，两者还未分家）最主要的银矿，就是雅典西南四十公里处的洛里安姆银矿。此外还有一系列产量较小的银矿，也大都分布在欧洲，在雅典人的控制范围内。

由于黄金产量极低，希腊银币就是那个时代的硬通货，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美元。雅典实际上掌握了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的铸币权，基本相当于美联储，最有名的雅典娜银币，到现在存世量仍然相当之多。

希腊文明崛起的重要标志，也是欧洲（狭义的西方）与中东分野的起始，是希腊和波斯之间爆发的希波战争。这场战争的背后，其实是希腊人掌握的地中海贸易体系，与波斯人掌握的新月沃地贸易体系之间的竞争。

地中海贸易体系依靠残酷剥削未开化的欧洲各个蛮族、将其作为奴隶（主要用来开矿）、掠夺其资源，建立起相对于新月沃地贸易体系的竞争优势。就如同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依靠三角贸易，残酷剥削非洲和美洲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后来居上，压倒“一带一路”贸易极为类似。

波斯人建立了庞大的波斯帝国，统治众多民族，为了让所统治的诸多民族都能接受，采用了贵金属白银作为通用货币。相当于将货币发行权拱手交到希腊人手中。希腊则成了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央银行，掌握了当时的西方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货币发行权。

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这是什么概念？如果要进行类比的话，古希腊就相当于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帝国，十七世纪的荷兰帝国，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以及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所以，雅典富有并不奇怪，后来的欧洲人把雅典奉为学习和崇拜的对象，也一点都不意外！

雅典身上集中了“成功”的民主国家的几乎所有特征：以海洋贸易商业立国、存在大量的外部输入财富、存在大量海外殖民地、有可供换取财富的大量商品，有可供剥削的大量奴隶。再加上拥有世界贸易金融霸权，是世界文化高地，由多种移民构成，跟今天的美国非常类似。

有了足够多的钱，自然就可以让自己人都享受很好的福利。以当时的生产能力，整个雅典贸易殖民帝国总人口达到上百万（包括奴隶、没有公民身份的移民、受剥削的仆从国以及殖民地人口），供养金字塔尖上不到两万人的享有选举权的雅典公民。

雅典公民可以不用从事艰苦的劳动，而是聊天、辩论，演讲，思考哲学，搞搞科研。雅典公民都可以参与政治，进行形而上学的各种研讨，民主制度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于是希腊成为那个时代的”民主灯塔“。

单看雅典城内，确实挺民主自由。

但是要把雅典帝国所有人都考虑在内，

你还觉得它是个民主自由的国度吗？

雅典人则自认为“霸权在手，天下无忧”，在骄奢淫逸的享受中，丧失了前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沉浸在优越的“民主制度”中不可自拔，雅典人越来越惧怕上战场，通过大把撒钱雇佣外国人为自己作战，自己则成天在雅典城里为各自的政治观点党同伐异，相互攻讦。民主的雅典在昙花一现的高峰之后走向衰落，尚武的罗马人最终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建立起环地中海的军事霸权。罗马帝国的时代，东西方建立起影响后世两千年的“一带一路”贸易体系。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为了争夺”一带一路“贸易的控制权，爆发长期的战争。罗马帝国在东方作战的同时，还要应付北方日耳曼人的侵袭。长期的两线作战，使得帝国财政入不敷出，分裂成东西罗马。西罗马最终沦亡于不断入境的“难民潮“。

西罗马灭亡后，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仍然为争夺贸易权征战不休。两强争斗的夹缝之中，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伊斯兰势力极大削弱了东罗马，消灭了波斯，一带一路的贸易权最终控制在穆斯林手中，东罗马（拜占庭）则借着地利优势剥削西欧，跟着喝口汤。西欧经过长期战乱，终于慢慢建立起稳定而分裂的一系列政权。

早期的西欧在一带一路贸易中的地位，基本跟今天的非洲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差不多，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西欧人大规模主动参与“一带一路”贸易，是在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期间开启的。以圣殿骑士团为代表的武装组织与威尼斯等地的商会联合起来，长期把持西欧与穆斯林的贸易。圣殿骑士团的势力遍及欧洲，发展覆盖广泛的金融业务，并与从事高利贷的犹太人和威尼斯商会勾结在一起，演化为以武力和贸易为基础的跨国金融集团。

欧洲长期缺乏有竞争力的商品，欧洲人参与一带一路贸易的方式，实际就是用金银在中东购买香料、丝绸、棉花以及其他奢侈品，导致金银不断流失，也就是货币在不断流失。

按照今天的观点，货币发行量不足会引发通货紧缩，金银就越来越值钱。欧洲人观察到金银在升值，就会倾向于把金银储存起来(储蓄率提高），使得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通货紧缩使得产品价格下跌，农奴和封建贵族的收入以农产品实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的利益受损；手工业者的收入降低，严重打击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税基受损，国王的收入也在下跌。与此同时，物价的持续、普遍下跌，使实际利率升高，这将有利于债权人而损害债务人的利益。

一言以蔽之，以圣殿骑士团为代表的跨国金融集团推动的一带一路贸易，使得整个西欧的货币体系在不断失血，西欧各国从上到下都陷入财务灾难，但是跨国金融集团却从中大大受益。从另一方面说，正是对内残酷盘剥积累的金融资本，以及长期金银荒引发疯狂追逐金银的心理渴求，成为日后西欧得以翻盘的驱动力！

十三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普遍陷入财政危机，各个阶层与金融集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并引发社会剧烈动荡。英国的爱德华一世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发动征服战争，驱逐迫害从事高利贷生意的犹太人，爱德华三世时代英格兰更是陷入严重财政危机，国家军国主义化，通过发动英法百年战争来缓解国内矛盾。法国腓力四世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更是采用了种种手段，例如没收银行家财产、降低货币成色等等，最后在1307年发起了消灭圣殿骑士团的行动。一战的缘起以及二战纳粹德国清洗犹太人，都可以找到与此类似的逻辑。

以圣殿骑士团为代表的跨国金融集团的土崩瓦解，使得欧洲的对外贸易遭受严重打击，贵金属流失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英法百年战争消灭大量物质财富，则从另一方面缓和了货币不足的矛盾。

1348年开始在欧洲肆虐的黑死病，在短期内导致经济萧条，同时导致的农产品和土地价格暴跌，造成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并导致的“价格革命”，促使手工业大规模扩张、市场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一带一路"贸易在北意大利得到复兴，货币不足的问题再次凸显。

欧洲一方面遭受越来越严重的“金银饥渴”，另一方面出于现实经济发展需要，只能发展易货贸易，普遍受欧洲人欢迎的东方香料胡椒，在欧洲几乎等于货币，以至于德意志诸侯称他们的银行家为“胡椒人”。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一带一路贸易被土耳其人阻塞（但是这一商路仍然存在，威尼斯商人控制的威尼斯胡椒与葡萄牙胡椒在未来一百年间仍然存在竞争关系，而且由于葡萄牙胡椒经历路程远，容易被风浪打湿，质量普遍不如威尼斯胡椒，威尼斯胡椒虽然价格高但是质量更好，在上层接受度更高），贸易成本大增，金银和香料饥渴的问题一下子变得极为严重。

贸易断绝导致意大利人大面积失业，这些人蜂拥而至伊比利亚半岛，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地发起海外探险活动，其驱动力就是要解决“金银荒”和“胡椒荒”引发的“流动性短缺”的问题，终于引发了地理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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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人殖民美洲发现了巨型银矿，白银供给量猛增。西班牙相当于掌握了货币发行权，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从欧洲边缘的穷屌丝，一跃成为欧洲头号强国。西班牙土豪通过一带一路贸易大量购买东方的商品，把巨量白银输入到中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发现了大型银矿，也成为重要的白银输出地。据学者估计，当时世界上流通的白银一半以上都在中国。

白银贸易路径

西班牙人依靠印第安奴隶开采并提炼白银，为了提高提炼白银的效率，发明了汞齐化精炼法。这种方式虽然极大提升了白银产出率，但是需要大量使用到对人体毒性极大的水银。奴隶的命又不值钱，被当成消耗品大量使用，印第安人的累累白骨换来白花花的银子。西班牙人是能挖出多少就输出多少白银，相当于在毫无节制地滥发钞票。

潮水般疯狂涌入的白银，促进了明帝国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手工业的畸形繁荣，严重摧毁了明帝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形成相当规模的外向型经济，并导致明朝遇到了以前历朝历代都不曾出现过的问题：长期持续的输入型通胀。

鼎盛时期的西班牙帝国

这种输入型通胀不仅在明朝存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相同的原因，英国在整个十六世纪，物价上涨了约八倍左右。今天我们觉得通胀不是太稀奇，但是要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物价可能在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之内都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一个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实物地租，那么他的收入将缩水到原先的1/8。如此规模的通胀，引发社会剧烈动荡就不足为奇了。

西班牙的白银输出能力也是随着时间增长。在前期，适度的通胀以及西班牙土豪的采购订单刺激英国、荷兰（当时还未独立）以及中国的工商业主极力投资扩大再生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跃进，工商资产阶级崛起，所以英国与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但是到了后期，白银的无节制输入造成的通胀，使得与西班牙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各国都苦不堪言。

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爆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两百年才最终停歇。在为了信仰相互残杀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本质：一方面，在国际贸易中成长起来的工商资产阶级要争取话语权，必然与原先的土地贵族产生矛盾；另一方面，通胀造成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到了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矛盾的地步。

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除了明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整个欧洲都是一片战火，生灵涂炭。其中发生在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消灭了德意志60%以上的人口。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的话，有一组数字可供对比：二战中中国伤亡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86%，苏联则是13.4%。

当时的英国与明朝遇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通货膨胀使得实物地租和农民收入在不断贬值，再加上天灾人祸（小冰河期灾害频繁），自耕农纷纷破产，农民放弃土地逃荒的情景在欧亚大陆两端同时上演，主要依靠农业税的政府收入锐减。自耕农就是农耕时代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大量消亡，意味着社会稳定性大幅削弱。

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与明朝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一样，通过工商业发家致富，却不肯交税给国家，极力抗拒税制改革。明朝崇祯皇帝要忙着赈灾和抗击外敌，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也要对付与英国敌对的西班牙和法国，都急需用钱，但是这些社会精英都是一句话：你敢加税，我就敢造反！

跟崇祯皇帝处境类似的查理一世

与明朝相比，英国有两个重要的方式来疏解国内压力：一是大量的皇家海盗打劫西班牙商船贴补收入，从1585年到1604年，英国每年有一百多条的海盗船出海，专门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劫掠西班牙运输船队，每年上缴国家的“打劫许可费”平均可达20万英镑，比政府的正常岁入还要高。二是美洲殖民地发现后，可以把大量失业人口（失地农民）连哄带骗送到美洲令其自生自灭，避免其在国内闹事。同样的人口在明朝则被称作“流民”，是李自成起义军的人力基础。即使如此，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仍然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导火索就是国王查理一世要征税却引发广泛的抗税活动。

明朝没有这些排解压力的方式，又是人口众多的大陆农业国，受天灾的影响更大，还有如同无底洞一般的辽饷，需要承受的内部压力，也比小小的岛国大了不知道多少倍。魏忠贤还在的时候，通过软硬兼施种种手段，还能收上来工商业税，明朝的财政体系还能勉强维持运转。东林党忽悠崇祯消灭掉阉党，工商业税被废除，富得流油的资产阶级不用交税，沉重的税负却转嫁到本来已经吃不上饭的农民头上！

综上所述，西班牙帝国引导的“全球化”，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灾难，各国都是矛盾重重，斗争不断。更要命的是，这个全球化贸易体系还突然崩溃了，其中明帝国受害最深，引发经济断崖式下跌，最终导致局势糜烂到不可收拾。

万历十五年是公历1587年，是西班牙筹备无敌舰队准备攻打英国的那一年，也是西班牙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之年。西班牙由于掌握了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从国际贸易中攫取了大量财富，狂妄不可一世，致力于建立普世的“世界天主教大帝国”，用枪炮到处推销它的“普世价值”。西班牙不仅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连年征战，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扑灭国内外的新教势力，频繁的军事活动，长期的两线作战，严重透支了它的国力。

在镇压荷兰革命的过程中，荷兰人修建的棱堡使得攻城所需开支变成了天价，西班牙政府甚至为此破产了一次。好不容易缓过劲来之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打算通过一场决战彻底消灭在背后支持荷兰的英国，不惜透支信用借贷大笔高息贷款，来建造空前规模的无敌舰队，然而发生在次年的英西大海战以无敌舰队惨重损失收场，为打造这支舰队投入的重金全部打了水漂。

英西大海战（右边大船是无敌舰队）

身为当时的欧洲头号强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其实只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由于钱来得太容易，没人去下功夫搞实业，西班牙国内制造业几乎为零，完全是靠金融霸权获得财富，当财政崩溃后就会一切归零。这场决定性的海战之后，西班牙虽然仍然维持大国地位一段时间，但其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出现了严重崩塌，并由此引发了连锁反应：

原本是西班牙藩属的荷兰，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逐渐占得上风。在这场海战之后，荷兰开始采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夺取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两牙合并了）的亚洲航线，掠夺骚扰其美洲航线，建立荷兰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从而进一步打击西班牙的经济，“海上马车夫”就此诞生。

西班牙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再也无力维持与明朝贸易，黯然退出亚洲。西班牙人手持大把白银，因此他们与明朝做生意的时候基本还是按照正常贸易规矩办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荷兰人与明朝做生意则是带着一股海盗作风，就是要空手套白狼来的。他们抓捕当地居民作为奴隶，能抢就抢，能骗就骗。明帝国不是印加帝国，不可能忍受如此挑衅，因此明朝海军与荷兰武装商船（海盗）进行了一连串海战，最后荷兰人占领了台湾作为根据地，只能与大陆维持小规模的走私贸易。

这样一来，明朝政府要支出一大笔海军军费，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更可怕得是，明朝与西方的贸易出现断崖式下跌。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中，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了面向欧洲市场的“外向型经济”，这些手工工场齐刷刷地丧失了海外订单，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设想一下如果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外贸订单一下子归零会出现什么可怕后果，就可以大致理解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了。

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江南工商集团遭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帮人本着“堤内损失堤外补”的精神，不仅与皇帝撕逼更加起劲，而且将损失转嫁到本来就负担极为沉重的农民身上，终于引发了流民大起义。

同时期的英国遭受着和明朝类似的问题，英国虽然赢得了英西大海战，但是此后陷入了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中，反倒是让荷兰趁机摘了桃子。英国也陷入严重财政问题，与明朝一样陷入激烈的党争之中，最终分为保王党和议会党爆发了内战。最初，议会党军队节节败退，议会党领袖约翰·皮姆暗中与苏格兰（当时与英国是相互敌对的）签订秘密协议，引苏格兰人入境来对付国王军，而且还为此支付巨额报酬。交税的时候没钱，交钱给外国军队来打自己人，钱倒是给得很痛快。苏格兰军队跨过国境的时间，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时间仅仅相隔一个月。英国的幸运之处在于，苏格兰人只是存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思，而清兵是真的“趁你病要你命”来的。

与崇祯同时期的英国内战

一个滥发钞票、施展金融霸权、到处推销普世价值的帝国主导了全球化进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繁荣，但也是通过铸币权大肆掠夺各国财富，同时引发了各国出现经济结构不合理、国内贫富分化加剧，税源不断流失，全球化既得利益集团与本国的国家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在世界各国都引发激烈的矛盾与冲突。

这才是万历十五年之后，明帝国财政崩溃的真正根源！

你不觉得，这与今天的世界十分类似吗？如果今天的中国政府像明朝政府那样财源枯竭、国库空虚，国内政治陷入激烈的党争之中，既无法在外贸出现断崖下跌之后进行调结构、扩内需、增投资等一系列措施来保证经济增长，也无法在外敌窥伺的情况下提升军事实力，那么今天的中国，将要再次重演万历十五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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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虽然不断轮回，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

同样是作为世界头号生产大国，中国幸运地摆脱了明帝国的宿命。而主导这一轮全球化的美国，却同时兼有当年明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影子：为了推销普世价值穷兵黩武虚掷国力，滥用金融霸权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又有国库空虚、陷入党争、贫富分化加剧、国际化既得利益集团与本国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

以往美国两党斗争，斗得虽然激烈，还总能找到共同利益，因此最后总能达成妥协，但是如今美国两党斗争，已经逐渐势同水火，呈现出你死我活的状态。

美国党争恶化的根源，就是在于谷歌、亚马逊等跨国高科技公司以及金融集团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形成国际化既得利益集团，而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和立足于美国的产业资本却从全球化中受损，两者关于是否全球化持完全相反的态度，相互之间完全无法达成和解，形成了无法调和的零和博弈。

美国的民主党就相当于当年的东林党，而特朗普集团就相当于当年的阉党，民主党操纵手中的舆论工具对特朗普展开疯狂的攻击，一如东林党大义凛然地攻击阉党一样。美国跨国公司十分繁荣，同时采用各种方式避税，引发了美国税源的大量流失，正如当年富得流油的江南工商集团却拼命避税一样。

人类内斗的本性，真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如果特朗普集团真的下了台，弄上来一个”崇祯“，顺了”东林党“背后利益集团的心意，大家就等着给美国收尸吧。

也许有人会问，当代的”清军“在哪里？难道是特朗普打算修墙挡住的非法移民？

移民问题将来可能会引发严重问题，但是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并不是首要问题，美国贸易金融霸权的宿命，自然也要跟历史上的那些贸易金融霸权一样，最终亡于信用的崩盘。

西班牙帝国的强大，是因为握有白银铸币权。西班牙的衰落，源于赖掉国债导致国家信用的破产。西班牙国家信用破产之后，荷兰的阿姆斯特银行取代西班牙主权，成为事实上的欧洲中央银行，西班牙国际贸易体系也被荷兰贸易体系所代替。那个年代金融还很不发达，西班牙赖掉国债，最倒霉的就是借钱给西班牙的热那亚银行家们，西班牙所要承受的最严重后果也就是暂时现金极为短缺，以后再借钱会比较困难，还不至于天翻地覆，而且西班牙手中始终握有实物金银矿，其铸币权并不会一下子归零。所以西班牙的衰落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却是稳定、持续的衰落。

美国强大也是在于美国掌握了世界铸币权，但是这个铸币权与当年西班牙的铸币权完全不同。自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国铸币权就是在于，凭借强大军事实力控制了世界的石油贸易，以石油为锚发行所谓的石油美元。只要美国控制不住石油贸易，又无法找到其他合适的锚（比如粮食），铸币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垮塌。

事实上，美国的国家信用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国债上限一调再调，国债打着滚往上增。所有人都知道这样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对于超大体量的主权信用基金来说，又找不到其他更可靠的投资方式，只能继续一边投资美国国债，一边祈祷美国不要破产。

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今天，美国宣布国债赖账不还，债务违约连锁反应的破坏力已经强到难以想象。如果当年西班牙赖账相当于引爆了一颗手雷，美国赖账的破坏力相当于一百颗原子弹都不止。只要美国还存在一天，就绝不会赖账，其他国家也不希望美国赖账——所以美国国债上限不断提高，相当于随着水位的上涨加高堤坝，把破坏力从100颗原子弹提升到101颗。

由于美国国债违约会导致大家都完蛋，所以大家都在装作看不见，玩着一种得过且过，哪管将来洪水滔天的游戏。

但如果，出现了一种可以替代美元的国际支付货币呢？或者，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弱了呢？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风生水起，显示出新型全球化的强大生命力，已经尘封了上千年的陆地丝绸之路将要重启，中国的经济重心历史性地从沿江沿海向内陆回摆，互利共赢的盛唐大陆贸易秩序将重现人间，显露出取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体系的趋势，与当年的荷兰对西班牙所使用的对策异曲同工。一带一路战略，实乃针对美元霸权的釜底抽薪之计。美国要么接受霸权丧失，加入进来分享收益，不失为一方强国；要么为保住霸权孤注一掷，拉拢印度、日本等国与中国继续为敌。

根据目前的形势看，美国很有可能选择后者，这就是中国周边一连串紧张局势的根源。但是，美国国内党争加剧，限制了美国所能投入的资源，民主党因为“政治正确”的原因逼迫总统敌视俄国，限制了美国纵横捭阖的空间。正如处处掣肘明帝国的东林党一样，民主党正是处处掣肘美国的“猪队友”。印度虽有大国之心，却无大国之力，国内矛盾比美国还大，形势发展对于中国应该是更为有利，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适度集权，不要被民主逗士忽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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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万历十五年》书中说的道德代替法治和行政以及道德僵化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老化后的必然规律，正如每个人都要衰老一样。要看清这一点，同样需要跳出中国，在各国的比较之中才能看清楚。

道德治国最大的弊病，是不再关注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是空泛地要求政治人物的道德，如果发现一点瑕疵，就大加攻击，全盘否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个……好像是并不是中国特色吧？要说以道德为纲，道德僵化，西方做得似乎更加过分呢！

罗马帝国时期，就曾陷入严重的泛道德化倾向中。屋大维之后的罗马皇帝，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和尼禄，一个比一个评价差，评价他们的标准不是文治武功，内政外交，而是私人道德和性取向上的瑕疵，并极尽夸张为能事。

如果说罗马时代太久远，我们再说说中世纪的欧洲。那时候，评价国王好坏更是跟文治武功无关，凡是对基督教好的，就是道德高尚的，被大肆赞颂甚至封为圣徒，反之就不受待见。

“忏悔者”爱德华吃穿简朴，把钱都省下来盖教堂，死后被封为圣徒，然而他找来大批诺曼人朝中为官，引发国内贵族激烈反弹，甚至导致内战，并埋下了英格兰被诺曼人入侵并奴役的祸根，就没人提了。

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开国国王亨利二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却因为尝试削弱教权，被整得身败名裂，笃信基督教的儿子们反叛他，最后他被儿子逼死，死后连入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资格都没有。

英国的亨利三世和法国的路易九世争着向基督教表虔诚，不惜花费重金搜罗各种圣物，亨利三世不惜把英国变成教皇的提款机，弄得国内怨声载道，甚至引发多次内战；路易九世亲自组织十字军东征，不仅让国家背上沉重债务，自己也死在国外，差点引发国家动荡。这就是当时的道德导向引发的各种奇葩案例，要不怎么说黑暗的中世纪呢！

要说中世纪的人太愚昧，我们就再说现代。美国和欧洲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国内政治议题就不再关注国计民生，而是各种“政治正确”的话题，越来越陷入泛道德化的泥潭不可自拔。

以美国的“政治正确”为例，其原则是一般包括不能“妄议”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和宗教问题。在这次的美国大选过程中，希拉里不止一次地就性别和种族问题对特朗普发起攻势，这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攻击对手。在9月底的首场总统辩论期间，希拉里就提醒观众，注意特朗普对女性及其身体频繁发表的粗鲁言论。“他说过的最恶毒的话之一，是针对一个参加选美比赛的女性。他喜欢选美比赛，支持这类比赛，常参与其中。”希拉里慢慢展开说，“但他称这名女性是‘猪猪小姐’。后来又叫她‘家政小姐’，因为她是拉丁美洲人。”最后，希拉里提醒特朗普，“她有名字：她叫艾丽西亚·马查多”。

“白左”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心理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左派们如此痴醉于自己的道德高地和对“受害者”身份的塑造，试图塑造正常的市场竞争和社会运行下所谓的“弱势群体”受制度性歧视的叙事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必须要从人类最基本的偏好入手，只有听众都认为自己是潜在的犯人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利用他人负罪感来获得利益。”

当政治精英们将富裕的生活当做习以为常，忘记国家初创之时艰苦奋斗的历史，就会越来越远离民生疾苦，在道德层面相互竞争，并依靠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贬低和打击对手，这既不是中国的特产，也不是在中国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当代的欧洲和美国，道德僵化的事例比比皆是，甚至比当年的东林党还要严重得多。

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顾问的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威廉·盖尔斯顿说：“谴责别人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已成为一种强大的‘消声’工具。”

政治精英的注意焦点已经严重偏离治国方略，越来越关注政治家的私人品德了，和明朝后期何其相似！政治精英如此强调道德，难道真的是道德高尚吗？实际上不还是“阳为道德、阴为私利”！

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在投票前必须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否则就会遭致嘲笑攻击。明朝人为了政治正确，不论实际倾向如何，也必须说反对阉党。至于从阉党政策受益的农民，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

幸好现代社会发明了推特，发明了自媒体，民主党不能像东林党那样完全掌握舆论，利益受损的中产阶级手中握有选票，特朗普才能走进白宫。

但是在美国的体制下，缺乏政治精英支持的特朗普，即使当上了总统，似乎也并没什么卵用。自从他上台后，出台任何改革措施都会被政治精英们顶回来。这里不对特朗普的政策是否合理进行评价，但是一个总统想办点实事阻止国家继续下滑，却遭到疯狂反对甚至围攻，今天的美国基本已经陷入否决政治的怪圈，与东林党人热衷于廷议，却什么正事也不干异曲同工。连当年写出《历史的终结》，欢呼民主制度走向最终胜利的福山教授，都在哀叹美国政治陷入衰败。

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你以为他是懒政吗？他也曾经想做一个有为的好皇帝，但是无论干什么事，都会被群臣以各种名义阻止，换成是你，你又当如何？特朗普总统不也一样无法突破重重包围吗？

万历皇帝当年的遭遇跟今天的特朗普何其相似

特朗普上台已经半年多了，可以说基本是一事无成。但到底是谁造成这一切的呢？特朗普的大部分精力，都是在跟民主党控制的媒体扯皮，跟民主党议员打嘴仗，他出台的任何政策，都会受到舆论的攻击，他在办公室说的话，都会被莫名其妙爆出来，成为攻击他的靶子。应该说，美国的民主党比明朝的东林党更团结，更有战斗力，也更懂得党争的策略。特朗普集团也没有能力像阉党那样，将东林党人迫害入狱。

这是民主党的大幸，却是美国的大不幸！

造成这些人物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总统，下至平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黄仁宇的评价，放到今天似乎也颇为合适呢！美利坚这座宏伟的“山巅之城”，在历经240年风雨之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垮塌，总统议员，各界精英，无论如何努力，却无法力挽狂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如果美国不进行深刻变革的话，2017年，恐怕正是美国的“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