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陈来：为什么《论语》以"学而时习之"开篇

孔文子是卫臣孔圉，孔子说孔圉所以被称“文子”，是因为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因此，好学不仅是个人独享的乐事，也是在“问”“闻”的交往活动中展开的。当然，当世好学者并非颜回一人，孔子自己就是好学之士，孔门之外，孔文子亦被孔子视为好学者。

这里显然讲了好几个方面，如默而识之属思，诲人不倦属教， 但“学而不厌”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确是一致的，体现了一种对学习活动的无条件的喜爱。 这里“爱学”“好学”正与“爱智”成为对比，所以：

《论语》记载孔门弟子子夏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时时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同时又不忘已经学得的，这是好学的表现。

现在我们可能要问，“好学”是否为一种德行或美德呢？一般地，我们把仁、智、勇等作为伦理德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认为：“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一类是伦理的，理智德性大多数是由教导而生成培养起来的，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性熏陶出来的。” 这样看来，好学可能近于所谓理智德性。但理智德性是恰当运用理性的德性，与好学有所不同。表面上看，好学与仁、智、勇各种德性很不同，似乎不属于德性，不过，这如何能解释孔子既称颜渊为唯一好学者，又把颜渊归类在弟子中“德行”一类？无论如何，孔子是把“好学”看成与伦理之“德”有别的品质和活动的，他提出“六言六蔽”来解释他的看法：

这一段很重要，仁、智、信、直、勇、刚都是伦理德性，但是孔子强调伦理德性不能离开“好学”。不管孔子这里是否有特别的针对性，对照前面孔子一生对“好学”的高度重视，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这里的“六言六蔽”并非孔子的偶然之见，它表现了孔子对德性与学问的整个平衡的了解。如用《中庸》的“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话来看，后世宋明儒学中如阳明学特别强调“尊德性”，甚至不惜牺牲“道问学”的那种讲法，无疑离开了孔子所掌握的平衡。 好仁不好学，则会缺乏智慧而容易受骗；好智不好学，心智散荡而不得其中；好信不好学，好勇不好学，好刚不好学，都有刚勇而失其方向之弊。有仁有智有勇有刚，但不好学，则有偏蔽。因此，每一种伦理德性（这里的仁只是一种具体德性）都必须与好学联系起来，相互补充。

自然，“好学”并非独立自足的，我们也可以提出好学不好仁，其弊如何，好学不好信，其弊如何，等等。但是的确，如果没有“好学”，只有好仁好智，孔子就不成其为孔子，孔子留给后世的形象中“好学”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侧面，这在唐代以前的儒学中是不曾有过疑问的。 而“好学”对于中国文化之传续、发达，也都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亦有其重要的塑造作用。 当然这种对民族文化及心理的塑造并非可以独归孔子，而是和后世儒家传统的形成及各种社会教育机制的建立也密切相关。

在孔门中，对“学”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这大体上是因为学生性向资质各不相同所造成的。如子路即似不好学：

历来的解释是：子路举荐子羔为季氏做费宰，孔子认为：“子羔质美而未学，遽使治民适以害之。”（见朱注，第129页）故子路辩解说：主政治民也是学，何必读书才是学呢？孔子说：我不搭理为自己的谬论辩解的人。

子夏则有一段话，认为能孝悌忠信即是学：

贤贤易色是重贤轻色。 孝悌忠信都是伦理德性，能孝悌忠信当然很好，在一个较低或较松的意义上也可说能孝悌忠信即已好学了。 正如后来王阳明说，能行孝行悌即知孝知悌。但就孔子只许颜回为好学，以好仁、好信与好学相对，可知严格或全面说来，能孝悌忠信还是与好学不相同的，子夏毕竟不是孔子。

这里引出下面的问题，究竟孔子所好的学、所谓的学是指什么范围的知识和活动？无疑，学首先是学文：

所以，安乐哲说，学的含义是传递文化遗产，学的对象是人类文化（文），是没有问题的。（参看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学要博学，博学的对象是文，即文献典籍，子路的辩解“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也证明孔子所讲的学，多是指读书学文而言。

但孔子讲的学不止于此，这也需要注意。 如孔子讲的学诗、学礼，其中学诗固是学文，学礼就既是学礼之文献，又包含着对礼的实践了解，而学道就包括学习道德的意思了，在这方面孔子确有广泛的学习观念。